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张太雷、周恩来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蔡和森代理秘书长职务。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 中共“五大”结束后，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谭平山接替他兼任农委书记。毛泽东赋闲在家，杨开慧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武昌蛇山。 此时此刻，党的“五大”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拒不接受他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在无比的郁闷和惆怅中，毛泽东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建筑于公元3世纪的灰白色建筑物黄鹤楼前。面对烟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他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吟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就是毛泽东那一阕有名的《菩萨蛮.黄鹤楼》 这正是：诗人忧国忧难解，唯有把酒酹江潮。 欲知毛泽东在逆境中如何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估计和期望甚高，谓之是一个能干的人才，断言他除了反帝以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岂不谬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固然难辞其咎，但历史学家们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为斯大林这个“尊者”讳，这就难免有失公正了。 毛泽东在中共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还被罢免了职务。陈独秀对外俯首，对内可也真够专横的了。 “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 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 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扎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联蒋反共，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偷袭武汉。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进逼距离武汉20公里的纸坊。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根本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求他组织农讲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他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地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毛泽东立即将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送出去，编入叶挺的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就叫按住葫芦瓢起来。 5月21日，驻扎在长沙的国民革命军以何健为军长的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何健的策划下，率所部在长沙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突然发起进攻，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长沙城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许克祥制造的这次反革命事变，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 汪精卫面对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却认为是一次“军事冲突”，他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的意见后，马上改变了态度。陈独秀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中共中央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最终采取了“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 国民党中央组织了一个5人赴湘特别委员会，对马日事变进行调查；许克祥根本不把武汉政府放在眼里，拒绝调查，赴湘特别委员会在岳州受阻。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再次派上了用场。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农讲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协。 原来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农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中共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这个委员会到麻城后，立即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激战六七天，终于打退了围攻县城的反动武装。红枪会众暂时向北乡的巢穴撤退。麻城解围后，查案委员会的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为解除后顾之忧，董必武这才向毛泽东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他在中共一大上与毛泽东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会徒。6月初，农讲所学生军300余人奉命开赴麻城剿匪。学生军和警卫3营在麻城工农群众的配合下，大举反攻，一直打到河南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明纳兹，收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五月指示”的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3、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此之前指导中国革命有过错误，但这个“五月指示”在此时的中国还是可行的。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又有深入的发展。此时的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有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 单说位居全国首位的湖南，农协会员已经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遍及城乡，农民自卫军有7000余人枪，梭镖队到处都是。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浏阳、醴陵、湘潭等县的农民，已开始清丈田库、插标分田了。 但是，一直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这一次在接到“五月指示”后，却一反常态，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也认为“五月指示”在此时无法执行。罗明纳兹则对汪精卫还始终抱着幻想，他说：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更糟糕的还在于这个自作聪明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明纳兹，他未跟任何人商量，竟然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到这个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 6月3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人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对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命令讨伐，肃清乱源”。否则，反革命将“日益凶横，愈难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严重之打击。 6月5日，中央农讲所学生军从湖北麻城凯旋归来，第二日照常上课。 中央农讲所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滋县代理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当了两个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几十万元，他携带巨款潜逃武汉后，被农讲所松滋籍学员发现，学员们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立即将刘树勋捕获游街后，送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处理。 6月5日，汪精卫以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为借口，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做出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工会、农会。 一时间，湘鄂赣3省都处于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工农群众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 6月7日（一说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揭露了蒋介石、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罪行。《训令说》：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均反对工农运动，并非工农运动果真有“过火”问题。 《训令》也承认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6月11日，陈独秀发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他在此文中写道：“我们1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陈独秀此时的悔恨尽管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是，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可惜的是他此时尚在迷途中。 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军工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 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反革命派。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微言轻，武汉政府在会议最后仍然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对此，毛泽东非常气愤。 6月13日，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 “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中旬，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开始萌发了。 此时湘鄂赣3省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无法立足，或逃离或隐蔽。毛泽东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见从湖南来武汉的工农干部们，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据袁任远回忆说：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会、农协干部会议。干部们汇报了革命者被残害的惨状，请示未来的行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说： “回到原来的岗位，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蔡和森也经常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与从湖南来的干部和农民谈话，与毛泽东促膝谈心。 从湖南来找毛泽东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就认识的准备去赴法勤工俭学的何坤，还有蔡协民、程学敏、欧阳健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 “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你们已经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动派已经将你列为‘大暴徒’之一。” 蔡协民笑着说： “我不改，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来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想了想说：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你们两个人来一个工农联盟！” 从此，何坤就改名为何长工了。毛泽东安排他到武昌警卫团工作。何长工所在的警卫团后来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蔡协民在红军创建时期也又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此是后话，暂且按下。 再说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已经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 6月18日，中央农民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人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4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学员陈慕平回到家乡井冈山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军挺进赣南，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苹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反共。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第31次会议，解除了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毛泽东鉴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不力的状况，自靠奋勇，请求回湖南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重新组织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新省委，以毛泽东、贺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为常委，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 毛福轩为新省委委员。1928年春，毛福轩在省委遭到破坏后转移到上海，找到毛泽民，与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化名毛恩灏，开展斗争。递升至第3分局局长。1933年2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宁死不屈，5月18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再说毛泽东在会后丢下妻儿一家，立即离开武汉，赶回湖南。 6月25日，蔡和森告假住在毛泽东家里养病，他在毛泽东住处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他根据湖南的局势，在信中建议说：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原来，唐生智此时已经回到湖南解决“马日事变”以来的湖南事件，他到长沙不几日，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的支持下，就悍然反对工农运动。 6月26日，唐生智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 “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们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 唐生智还企图加害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湖南新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的旗帜。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措施： 第一，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洗刷动摇分子。第二，恢复省农工会和各级工会，酌情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秘密恢复省农协及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形式： 1、工农自卫军已不能公开存在，要设法在下面3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装（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3、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地投入军队。4、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5、有计划的从事红枪会运动。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与“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说明将来他们可作为帮助土地革命的一种力量。他们中间已输入“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要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军事部。 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山下湖做绸缪。 陈公徒叹如梦幻，不知钢刀能杀头。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计划如何实施，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夏斗寅叛乱、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及朱培德的反革命叛变，接二连三，革命阵营中的反水者就像祸水一样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纷纷投入到蒋介石的南京阵营里，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此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中共如果照此办理，尚可一搏。奈何陈独秀抵制在先，罗明纳兹泄密在后，将阶级异己当作良友，岂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说“五月指示”是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借口，倒不如说它是“七.一五”大屠杀的催化剂更确切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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