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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二卷—倚天抽剑)第33--37章

2013-7-22 22: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90|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 |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大传(第二卷—倚天抽剑)第33--37章时间:2013-07-22 18:05来源:来搞选登作者:东方直心点击:40 次“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 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 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第33章“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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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话说中共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对于军事分3类进行”安排: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等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地下,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
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对工农武装作出“上山”规划后,不下数十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而且派了贺尔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执行。
1927年6月29日,宁乡农民军撤到沩山后,发动了沩山起义。
后来湖南省委又派郭亮由平江到浏阳一路指导工作。据潘心源报告称:
“我们退到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军驻县城),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主张。”
夏明翰则被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错误,将刘义调离安源,“并设法将所有矿兵改工人,排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毛简青被派往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平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后,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
罗学瓒去了小槐山。陈东日、武文元去指导宜章、郴州、资兴农民军,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民军及广东惠、潮、梅农民军联络。
此外,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分片组织11个特委,7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筹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
在毛泽东“上山”思想指导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枝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民军,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的农民军,则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再说在6月29日,驻武汉的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反共训令。
6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根据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明纳兹的指示提出了一个议案: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的让步政策。与会者对瞿秋白的提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没有通过这一提议。于是,国际代表纽曼就出示了一个答复国际的电报稿:《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纽曼在电报稿中称:“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就这样,会议被迫通过了瞿秋白的决议案。
1927年7月初,毛泽东被陈独秀紧急召回武汉,参加在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
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9人:陈独秀、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以粟、戴述人、张国焘。
陈独秀在讨论湖南工农武装的出路时说:国民党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他说: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一是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毛泽东因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先后在郑州、徐州会晤,他已经感觉到事态极为严重,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毛泽东认为,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
陈独秀坚持强调国民党省党部应大力做招兵工作,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
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签发了一份“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策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毛泽东在通电中还说:
“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赴同仇,消灭蒋逆。”
毛泽东的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要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叛变革命。
7月10日,汪精卫开始威逼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
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中共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各地去。陈独秀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中央就把他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反对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了。
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由鲍罗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退出武汉政府。
临时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决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解除了他的领导职务。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去了上海。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汪精卫所作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通过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拟定的“着即同共产党分离”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武汉国民党中常委第20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
蒋介石从南京向武汉发来电报,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动表示祝贺。后来,汪精卫在8月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后来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全面失败了。
正是由于陈独秀对反动派的妥协退让和他在认识上的错误,不但葬送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葬送了大批有才华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儿子陈延年,还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才叫做:首倡建党勇举义旗,成也由你败也由你。
可怜见,大地血浴豺狼笑,万家送葬壮士死。
7月18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已经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为中国人民未来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在中山先生的政策获得推行之前,我暂时隐退。”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日益恶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急剧发展。
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同时,毛泽东多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联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终于认同了毛泽东武装农民和“上山”的思想。通告中说:
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土地革命和农会政权的斗争,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现时农民运动中最严重而紧迫的课题,就是组织革命武装。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通告提出了农民武装存在的形式问题:
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种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联庄会”之类;2、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3、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7月20日这一天,谭平山则在九江主持召开了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还有第24师师长叶挺。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集中于南昌,联系贺龙的第20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驻江西朱培德所属的3、6、9军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谈话会结束后,谭平山将这一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
7月21日,鲍罗廷宣布增补瞿秋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中共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中说盼望毛泽东回湖南工作。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湖南省委说:湖南省委负责人经中央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所在地以湘阴为宜。
7月24日,邓中夏、恽代英、叶挺等人召开第2次九江谈话会议,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会后急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参加了第3次九江谈话会议,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7月25日,瞿秋白从庐山赶到武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九江谈话会议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澎湃为委员。
扩大会议结束后,由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此时,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瞿秋白一见到她,就从抽屉里取出3本书说:
“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其中的第一本书就是瞿秋白出版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非常郑重地对杨之华说:
“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
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与会者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27日,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要人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
7月底,毛泽东所拟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已经写好了。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
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并将《大纲》寄给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打起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以“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宣言。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宋庆龄、毛泽东、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邓演达、邓颖超、彭泽民、柳亚子、林伯渠、夏曦、屈武等22人署名、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布的《中央委员宣言》,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中央委员宣言》说:“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8月3日,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暴动大纲》中说:
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8月3日这一天,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第二天,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然从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现这两个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和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特务突然抓着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平安地回到了武昌的家里。
毛泽东家的保姆孙嫂陈玉英在1976年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在本卷结束之前,不能不交代一下武汉政府中国民党一班人的归宿。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终于导致了“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被迫解散,其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郭沫若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去了国外,一部分人像唐有壬一样被蒋介石杀害了。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邓演达后来在1931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这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卷内容。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辩,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上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式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人微言轻,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翼。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待到千呼万唤终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此乃中华民族之第一次大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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