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第二，实行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方针

　　中国革命战争中，各战略区部队可以利用作战间隙进行休整补充，坚持长期作战。然而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加上志愿军运输补给能力弱，跟进保障能力更弱。作战部队只能靠自身携带物资，一般进攻作战只能维持7～10天的消耗，美军称志愿军是“礼拜攻势”。针对志愿军这一弱点，美军利用其优势武器装备机动快的特点，对志愿军采取“磁性战术”，志愿军进攻时其撤退快，志愿军停止进攻准备转移休整时，其反扑也快。志愿军没有可资利用的作战间隙进行休整补充。为解决志愿军的休整并保持战场优势的兵力，以坚持长期作战，1951年2月上旬，毛泽东即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20]，并委托周恩来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的计划，以21个军轮番作战，轮番休整，每番作战9～10个军，作战两个月左右即行休整，由下一番作战部队接替，共分三番。第五次战役就是以计划的第二番作战部队为主进行的。后来战争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轮番作战计划未再实施，但计划的第三番作战部队大部分先后入朝参加了作战。1952年9月开始，经毛泽东批准，又以锻炼部队为主要目的，分批由国内部队轮换志愿军部队，至朝鲜停战止，先后轮换两批共7个军。轮番作战和轮换作战是毛泽东在用兵问题上的一个创造。实施这一方针，既解决了志愿军的战场休整，又保持了持续作战的优势兵力，还更多地锻炼了部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21]

　　第三，实行新型人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战争。毛泽东一向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一则这场战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二则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权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支援战争，三则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在全国人民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抗美援朝战争比起历次中国革命战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更有条件。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恢复国家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依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了广泛深入，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运动，包括针对中国部分人民中存在的亲美、恐美、崇美情绪，开展的仇视、鄙视、蔑视(“三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动员全国人民支援前方，组织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等等，特别是组织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运动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创造的人民战争新形式，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周恩来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22]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既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时完成恢复和按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说的：“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23]

　　第四，实行边打边建方针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装备则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没有必须的现代技术装备，很难圆满达成作战企图。参加志愿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尽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经验，但在朝鲜战场是同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必须的现代化装备是难以取胜的。因此，加强和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成为志愿军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志愿军参战起，就实行“边打边建”的方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按国防军建设要求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二是为保证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需要，在国内突击组建和扩建空军部队和陆军技术兵种部队，致使志愿军的现代作战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边打边建改善军队武器装备的出路主要是请求苏联给予援助，中共中央在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策后，即派代表团或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援助。鉴于国内经济建设正在恢复之中，国家财政收入状况紧张，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以军事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苏联政府同意以军事贷款方式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飞机、火炮、坦克和步兵武器等装备。从1951年2月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入朝起，志愿军步兵部队陆续改换了苏联提供的统一制式装备。

　　1951年6月中旬，中国又要求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60个师的武器装备，此后又订购战场上需要的火炮、弹药、汽车等，经过谈判，苏联方面基本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5～6月，苏联政府为补偿过去未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飞机而提供较落后的米格-9飞机的过失，无偿(只收运输费)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

　　在这样的基础上，自1950年10月起，中国就组建装甲兵部队，扩建人民空军作战部队。11月起陆军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也陆续扩建、改装。扩建、改装的炮兵和高射炮兵部队从1951年1月起陆续入朝参战，装甲兵部队于第五次战役期间入朝，7月开始参加作战，志愿军空军于1951年9月起以师为单位参战。

　　国内也加紧军工生产，充分利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生产战场作战急需的步兵武器弹药，逐步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加上全国人民开展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因此，从1952年夏季开始，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加强和改善，志愿军炮兵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战场作战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1952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今年秋季作战，我们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24]

　　实行边打边建的方针，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一个创造，既有力保证了战场作战需要，同时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25]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时，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除上述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灵活的战略指导外，志愿军在战场上也灵活运用和创新战法，采取了许多有效对策和措施，基本的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强击弱，扬长避短。包括：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决了毛泽东说的“有没有东西吃”的问题，等等。

　　正是这样实行灵活战略战术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了现代化优势装备的美国军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四、有效控制，实现了战争局部化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战场的范围始终在朝鲜境内，既未因此引发世界大战，也未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主要原因当然是战争双方对战争局势都进行了控制。从中国方面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战局进行了控制。

　　(一)在志愿军参战前就明确提出朝鲜战事要地方化

　　在东北边防军组成并集中到东北地区后，1950年8月13日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委托作的报告中就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虽然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是美国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所以这一战争只能是局部性的。”[26]在美军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北进时，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迪迦，请他转告印度政府，并通过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中国关于朝鲜事件的态度，明确指出 “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朝鲜战事应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27]

　　(二)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抗美援朝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但在名义上则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不是以中国政府官方的名义派出部队支援朝鲜，目的就是不给美国向中国宣战以口实。关于这一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前和组成后，高岗、彭德怀和周恩来在有关场合都说得非常明确。8月13日高岗在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边防军出动“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10月16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临战前的动员时指出：我们只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人民革命战争，并不等于向美国宣战。[28]10月24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需宣战。”[29]当然而中国也不向美国宣战。志愿军参战后直至1951年春，在以朝鲜人民军总部发布的战报中，只提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部队”，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军”。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组成的，始终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但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甚至到战争结束后的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回国时，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以及中朝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仍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中国官方分开，说法上用的是“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等，以此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中国官方派出的部队。采取以志愿军名义参战的方式，有效避免了美国向中国宣战。

　　(三)适度确定参战的军事战略目标，打得有理有节

　　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参战时，就对参战后战争形势发展作了几种可能的分析。但参战的直接军事目的和基本军事目标，就是给美国以挫折，使美国在朝鲜知难而退。这一点周恩来曾作了明确阐述。他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真正进攻我们的大陆，那就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争问题，我们和苏联已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打起来，就是全面性的打”，那就是世界大战，而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30]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那美国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因为苏联也有原子弹，双方都有，损害也是双方的。因此，美国铤而走险，把战争打到中国境内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从美国自身的准备和美国的盟国情况看，美国走出这一步是很困难的。而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使美国在朝鲜遭到严重打击和损失，使它碰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这种“可能性要大些，而这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但是，美帝也有疯狂的一派，对于它铤而走险，我们也必须有所防备，我们不怕。只要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如美国知难而退，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31]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本着这一目的和基本军事目标进行指导的。在战场上的作战，对美国就是要打疼他，真正给他教训，并且有所节制。志愿军参战后，尤其第二次战役一举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打疼了美国，打疼了美军。后经过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的较量，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相持局面，美国不得不放弃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同意通过谈判实现停战，1951年7月10日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志愿军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运输补给问题的解决和阵地的巩固，到1952年夏季以后，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特别是1953年朝鲜停战实现之前，政治军事形势对志愿军都十分有利，志愿军也有能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再打到汉城，甚至打到三七线，但当时朝鲜战争的总体形势是停而不是继续打，所以志愿军只给破坏停战实现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有力打击，歼灭其4个师大部，夺取金城以南向己方突出的阵地，而未凭着当时具有的战场实力继续向汉城和三七线发展，从而实现了有利的停战。

　　(四)做好最坏的准备，力争避免最不利情况的出现

　　出兵决策作出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在军事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和准备：

　　第一，调整军队建设的重点。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由原来重点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1950年2月中旬，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在苏联向中国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中，原计划以1.5亿美元用于购买海军装备，此时决定将这笔贷款大部分转为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以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第二，调整部队军政训练时间比例，重点加强军事训练。早在1950年9月即解除了全国野战军担负的生产建设任务，重点转为军事整训。志愿军参战后，12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指示，将原定自1951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调整为以军事训练为主。已开始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到1950年底，也已停止。

　　第三，部署筹备全国防空，防范美国飞机对中国大陆的空袭。1950年10月31日，成立了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劳动部部长李立三5人组成的全国防空筹委会，研究筹划全国的防空工作。

　　第四，部署和加强海岸防御。为防范美军和台湾国民党军队对沿海地区发动攻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海军将海岸炮兵建设做为当务之急，在沿海主要防御地段抢修了一批海岸炮阵地，从上海开始，北到长山列岛、营口、安东海岸，选择要点布置了水雷。

　　第五，部署防空作战力量。将人民解放军空军当时惟一一支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此外，还将国内仅有的高射炮兵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沿海大中城市。并商请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协助中国担负防空任务。苏联先后派遣1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驻扎中国境内，协助中国担负了吉林、公主岭、安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突击扩建了空军歼击机航空兵部队，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外，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负防空任务，并逐步独自承担起了国土防空任务。驻扎中国境内协助防空的苏联航空兵部队，从1951年7月起，陆续回国。

　　第六，部署部队，准备粉碎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联合登陆进犯。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为了防范美国扩大战争，派遣军队与台湾蒋介石军队对中国大陆实施联合登陆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广东、广西和福建、江浙沿海为主要防御方向，进行抗击美蒋军队联合登陆进攻的准备。11月17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同日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32]据此，在福建和广东方向各部署了4个军防范美军和国民党军登陆进攻。

　　第七， 东北行政区转入战时体制，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总后方基地。1950年10月8日，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33]

　　这些部署和准备，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力地防范了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五)遏制战争和战略威慑相结合

　　遏制战争就是战场上打疼美国军队。朝鲜停战谈判的出现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打疼了美国军队的结果。到了1952年夏季以后，志愿军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在地面战场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以致到1952年冬以后处于无所作为状态。

　　战略威慑，一是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战争(抗美援朝运动)，二是发挥志愿军的兵力优势，这两者都是显示力量。三是显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尤其在1953年2月4日至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针对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及美军准备在朝鲜登陆冒险情况所表明的态度。周恩来在2月4日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新政府还有意于用和平方式结束朝鲜战争，那么，它就应该无条件地恢复板门店的谈判。……如果美国新政府仍然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仍然无意于恢复板门店谈判而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那么，朝中人民在这方面也将继续斗争下去，并且是有了充分准备的。朝中人民深刻地了解，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帝国主义者的每一个战争计划都受到粉碎性的打击，每一个侵略行动都遭到彻底的失败，才能迫使敌人罢手，取得人民所热望的和平。”毛泽东在2月7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更加强有力地警告美国当局：“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34]美国当局从朝鲜战争中已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的充分准备和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告威慑，最终迫使美国当局放弃了进行大规模登陆冒险的企图，转而恢复停战谈判。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采取控制战局的这些措施，有效控制了朝鲜战争范围，实现了朝鲜战争地方化的预想。

　　毛泽东军事艺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充分展示和发挥，使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打败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也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了，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④]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3～49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⑥] 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97。

　　[⑦] 《周恩来军事文集》第四卷，第72～7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⑨] 斯大林致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7月5日。

　　[⑩] 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7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2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4]转引自彭德怀致毛泽东的电报，1951年7月1日。见《彭德怀军事文选》，第4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5] 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1951年11月14日。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17] 转引自《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4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1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9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0] 引自《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二卷，第2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3、第1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4] 周恩来起草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1952年12月16日。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31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2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26] 转引自《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2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28] 参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第1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29]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3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31] 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页，第92～95页，第107～109页，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3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353、第3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3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