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不容篡改（二十三）上

第六节    讨论十年科学规划

十二月十六日，罗荣桓元帅在北京逝世。罗荣桓跟毛泽东的关系，是从参加一九二七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多少年来，毛泽东一直对他很敬重，很信任。噩耗传来，毛泽东沉浸在悲痛之中，吟成了一首悼念诗《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去世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颐年堂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开始，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接着，他深情地讲了一段话。他说：罗荣桓同志是一九0二年生的。这个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他还说：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然后，由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毛泽东不断插话。

当汇报到苏联撤走专家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说：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他说：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叫《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毛泽东很重视和喜欢自然科学，他更重视和喜欢社会科学。他批评《人民日报》登学术文章太少。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曾提出，《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他说，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要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为此，他专门作过批示：“《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当汇报到用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毛泽东强调说：“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四百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说可以花一千万美元。他听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图书稿费较低，当即表示：“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在谈到十年科技规划要有三十亿投资时，毛泽东说：“每年三亿，不多嘛。”

谈到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听完汇报，毛泽东讲了一段富有远见的话。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又说：“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第七节    提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进入一九六四年，为国际反修而开展的中苏论战，和为国内防修而开展的社教运动，都进入高潮。毛泽东越来越把两者联结起来，并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反修转移到国内防修的问题上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他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一月五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也谈到中国国内反修防修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时，甚至向客人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这个话，他又反复地向日本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过。

第八节    巡视各地社教运动

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开始在全国宣讲“双十条”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这件在他看来关系到反修防修的大事，抓住不放。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这个通知一下去，各级领导干部，从军队到地方，纷纷下乡宣讲“双十条”，形成高潮。

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情况，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三月二十八日，途经邯郸，毛泽东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和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汇报中，陶鲁笳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陈永贵这个名字，问道：“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陈永贵领导大寨大队，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不久，他发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这里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听取他们汇报。一开始，他接连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关于社教运动从何人手的问题，他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他要安徽、河南两省的负责人汇报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涨，土地盐碱化。他向两省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嘱咐说：“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五省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四月二日，毛泽东来到武昌。当天下午，听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人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人手?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讲过。”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

四月十日，毛泽东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王任重随行。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汇报。张平化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四月五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南昌。二十一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汇报。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以生产好坏衡量社教运动之成败，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

四月二十三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二十八日，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 “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从这两次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注意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稳定，深刻记忆着“大跃进”中农业遭受破坏意味着什么。他总是担心搞社教而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在杭州过了“五一”节，五月二日到达上海。在这里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九日，接到北京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因为这个问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李富春等的这次汇报，随着毛泽东北上的路线，从五月十日到十三日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进行。毛泽东就一些问题发表意见，除经济问题外，还谈了一些社教方面的问题。在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他嘱咐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在谈到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毛泽东这几天谈话的意见，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一些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