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毛泽东在龙门墟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闽西特委很快就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各县赤卫团、游击队进行整编，上升为地方红军部队。 就在龙岩城里，年纪不满20岁的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1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1个女孩，毛泽东自然非常高兴，他笑着对贺子珍说： “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因为红4军马上要撤出龙岩城，毛泽东考虑到很快就能回来，就决定不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在产后休息几天。可是，贺子珍执意要跟部队走，毛泽东只好交代说： “好吧，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悲痛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用被子把婴儿裹好，亲自送到联系好的一个大嫂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衣物，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交代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就在5月23日这天下午，红4军主力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湖雷、永定，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湖雷是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恢复正式的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原来在此之前，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中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委政治部主任。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不料，此一决定竟然引起了红4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 刘安恭者，何其人也？原来他是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中央特派员，这个人满脑子里全是苏联红军的规程，对中国红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他一到红4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哇啦哇啦乱发言。他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他主张按中央指示将红4军分散活动。 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说，要成立正式军委。如若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这就叫：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吞象之蛇，井底之蛙。 有道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管教他：黄口孺子，一现昙花。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自然是坚决反对，他说： “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1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为拥护中央派，一个为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果然造成了红4军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还有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不正常现象。 就在这次5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矛盾终于公开化了。自此以后，在红4军中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以及诸多问题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着。 一些人对前委提出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他们还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另一种意见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欣赏和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有的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各方议论纷纷，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写道： “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地表示“正在改进中”。 毛泽东在报告中汇报了红4军的一些困难：自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4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后，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亡，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4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分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请求中央说： “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 尽管毛泽东把中央派人来作为“唯一的希望”。但是，他又不能仅仅指望于此。因为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要。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毛泽东心中酝酿。 先不说红4军中的内耗正严重地影响和损害着红4军，且说在此一时期，由于龙岩县委书记谢国鑫个人主观上的过失，结果贻误了红4军攻占漳州的一个良好的战机。 原来，傅柏翠7次书面飞报龙岩县委：李文彬旅到了涂坊后转回长汀，除留下1个团防守长汀外，大部均撤回了江西。这是一个乘虚打下漳州的极好的机会。不料这样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被县委书记谢国鑫搁置了起来。谢国鑫上报前委的情报则是：红4军撤出龙岩城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一部分主力，在失而复得的美梦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请求红4军再次攻打龙岩城。 毛泽东和朱德根据龙岩县委的情报，命令红4军第3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军部及第2纵队进驻龙岩龙门，密切关注广东方向敌人动静；第1纵队则留在永定坎市等候命令。 6月3日，第3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会合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59团及龙岩赤卫队，一举攻克了龙岩城。这就是红4军二下龙岩城。 6月4日，毛泽东获悉陈国辉已率领主力由广东奔回的消息，他和朱德等人商量后，“决定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暂避其锋，转移阵地，将红军主力开到上杭、连城，观察敌之动态，”以便将陈国辉部聚而歼之。 这一天，伍中豪、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令，各自带领第3纵队、红59团迅速撤离县城，集中龙门，双方会合后，进驻大池。留在坎市的第1纵队也同时接到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坎市，进军上杭。 6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同时，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名义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在龙岩颁布。《布告》再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向群众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写道： “（一）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除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谷子须减价出粜，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给田东交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帐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书等刑罚。” 红4军政治部的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在红4军的大力协助下，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土地革命热潮，其情景正如两首民歌描述的那样火爆。 其一是：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其二是：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6月7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领军部和红2、3纵队由大池出发，向丰年桥前进，正面攻击白砂守敌。红59团和红1纵队分别为右翼和左翼，一同发起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红4军顺利攻占白砂，歼敌1个团，扫清了龙岩外围的反动势力。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砂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 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继续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取消或正式成立红4军军委等问题。刘安恭在会议上发言说： “既称4军，就应该有4军这一级党部——军委。” 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有很多人提出，临时军委也没有必要，应该予以撤销。会议对后一种提议表决的结果是，在参加会议的41人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4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萧克曾经回忆说： 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岐，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的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 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 “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4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4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几天以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说：“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地说，是有人“与党争权”。 毛泽东几乎是要点出朱德的名字了，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 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说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自创原则。他还说，红4军党内分成了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刘安恭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毛泽东在会议上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写道：“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限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原来，林彪是这样写的： “现在4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这正是：人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打不相识，此事古难全。 欲知毛泽东能否接受林彪的意见，请看下一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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