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考虑再三，只有到上海去。 １９６４年７-8月江青在会见柯庆施时，提出要在上海写批判文章。柯庆施对去北戴河的张春桥交代：“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１９６５年４月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 在开始批判前，上海市委也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为什么选择中姚文元执笔：姚文元，毛主席关注他已经好久了，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的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在谈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时，就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１９６５年３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见到张春桥和江青，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１９６１年第１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 （二）起草、讨论、发表 姚文元从１９６５年５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由于他对许多历史资料不熟悉，派了朱永嘉帮忙查找资料。 第一稿６月间出来了。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江青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第七稿写出来了。1965年９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此后，上海市委书记处几次开会讨论姚的文章。 １１月５日和７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８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 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 毛泽东在文章发表之前曾三次审阅了这篇文章，并征询过的曹荻秋等人的意见。毛泽东对曹荻秋说：“在北京我快成了光杆司令了，说话没人听，毫无办法，只好借助贵方的风水宝地复辟了。”当时，曹荻秋以为毛泽东是在讲笑话，没有意识到这是场含义很深的政治斗争。毛泽东还再三交代：“我在上海的活动，对外绝对保密，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能泄露给北京。”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这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江青同意了。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１１月１０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 （三）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分四个部分： 一、《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二、一个假海瑞 三、《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四、《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文章的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准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三、文章发表以后的斗争 （一）各方面的反映 （1）高层的反映 康生对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和中央发出通知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调到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时间正好同天。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关系？主席这个人是最喜欢搞一些政治游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我曾经对江青同志谈过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写出了批判文章。看来主席是要有行动了。” 康生把姚文元的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才决定给江青打电话。“姚文元的文章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康生主动地说，“我早就觉得吴晗一九六一年炮制出这个戏是有问题的。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自不量力的人物，总是想自比海瑞，其实海瑞并不是一个好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罢了。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没有把这些事情都写透。他对明史不是太熟悉的。” 江青说：“这只是头一炮，还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说。” 这下，康生摸住关键了，他对曹轶欧说：“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同志抓的，她现在不会亮相，她要看看风声再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恐怕这次又要有一场大的较量呢。” 彭真看完这篇文章后，认为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倒要看看搞这个名堂的人究竟怎样收场，我就不相信广大的学术工作者会同意这样霸道的文章，我们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 他对陆定一说：“你也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对上海某些人不要客气，我看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把柄，只要北京的行动保持统一，他们的计划就得落空。” 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可能是有后台的，不可低估。” 彭真不以为然地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吴晗同志就没有后台了吗？难说吧！” 邓拓告诉彭真，说，吴晗很紧张，吴晗思想很紧张。彭真就说，紧张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了就改，错了就检讨，对了就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他是中央主席。连毛主席他也得服从真理。 彭真和中宣部连续开了几个座谈会，征询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 彭真说：“姚文元要在政治上置吴晗死地，能否成功？给一个人定罪难道就是一篇文章能够办到的吗？如果这样的风气一开，我们的组织机构还要不要？大家可以展开讨论。我听说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历史反革命，起码是叛徒，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姚文元到处发动战争，在学术领域出了不少的风头，这次还想捞一把，我要让他什么也捞不到。” 经过这番引导，参加讨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对姚文元的观点。彭真深深地感觉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恰恰抬高了吴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吴晗比以前更吃香了，仿佛成为一个英雄。 彭真打电话，征求刘少奇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刘少奇说：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我对吴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 刘少奇认为，《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周恩来给刘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刘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 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自己越超脱会越主动。 （2）反对派的反映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说：“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置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开了头，请问谁还敢再写剧本？新编历史剧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果再这样批判，历史领域里就成为一个禁区了。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框框乱套，非把问题搞复杂不可。” 周谷城说：“姚文元惯于陷人于罪，天理难容！我十分怀疑，姚文元到处批判别人，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批判批判他？现在是毁灭一个人容易，真正要树立起一个正确的理论就难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要培养起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来。” 胡愈之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姚文元把问题弄到政治上，完全是别有用心！你说吴晗是为自留地翻案，究竟有什么根据？”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怎么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看姚文元已经不是学术讨论，比法院给人下判词还要恶劣。我们的党报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 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要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我看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让人说话，让大家展开辩论，有一种理论讨论的味道。只要说理，什么样的讨论都是可以的。” 考古学家夏鼎还特地写了一首《赠吴晗》的诗：“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兆擅风流。无端试笔清官戏，纱帽一丢成秃头。”他说，“我写这样的诗词，是为了让吴晗同志谨慎，也为了让所有的学者都谨慎从事，不要让姚文元这类人钻了空子。” 有人在会议上把话完全说破了：“姚文元写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看党中央和组织上的态度，相信不相信他的观点。如果让大家讨论，什么样的文章也不怕，如果相信了姚文元的文章观点，我们就是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吴晗对姚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 《人民日报》的人普遍反映是不同意姚的文章，王若水就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才出现的“单干风” 、“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3）支持派的反映 文汇报“北办”负责与《红旗》杂志联系的记者李根第，在他采写的情况中，汇报了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 支持派认为：反对派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一天，文汇报的总编辑陆灏电话通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艾玲亲自通知了关、戚二人后，关锋就向《红旗》杂志社假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也向单位请了假。为了掩人耳目，艾玲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两人去机场。那时正值冬天，艾玲半夜出发，乘坐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由于怕被人看见，还不敢直接开到他们的家门口。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来到与艾玲接上头，就直奔首都机场。他们乘第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离开了北京。关、戚二人在上海见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了北京的反应。他对江青说：“看来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这说明有些人感觉到疼了，沉住气，静观事变。” 江青说：“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就是没有人听。真正实行了文艺批判，有些人就慌了，说明他们的心里还是恐惧的。” （二）文章遭到彭真封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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