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蒋介石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 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话说1933年2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命令，红22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守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国民党守军因被红军截断归路，即退至南城。 2月12日晚，红3、红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西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再说2月中旬，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休养了4个月之后，返回了瑞金。不久，毛泽东派人到汀州接傅连暲和他的全家人，连同医院一起搬到瑞金。傅连暲有病，身体不好，毛泽东就派中央政府的人用轿子抬着傅连暲和傅母走了40公里，进了瑞金城。 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杨岗一座祠堂里成立了，傅连暲是院长，同时，兼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此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中央政府的实际大权则被“左”倾的中共中央局所控制。“左”倾中共中央局运用他们的权力，责成毛泽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开展查田运动。 这次查田运动，就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又要毛泽东去参与领导的运动。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明明是针对自己的主张，而且已经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主张，却又要自己去领导去纠正它，而且还要跟着博古一些人宣传他们的“口号”。 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不过，他在查田运动的实践中，在领导广大人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纠正一些偏差，尽量把“左”倾冒险主义过“左”的土地政策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左”倾冒险主义者与在实践上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的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又拿罗明开刀，向毛泽东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2月15日，中共中央局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职务。 罗明接到通知后，先回到了省委，后又奉命到瑞金做检查。从此，罗明离开了福建，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 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的，提出自已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的中共中央局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将罗明的意见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大斗争。 罗明在工作中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中央局不敢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罗明，开展反“罗明路线”，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来批判毛泽东路线。 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又公布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 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斗争不坚决的刘晓等人，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撤换掉了。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罗明在建国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 “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西也提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高，就拿我开刀，说我犯了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领导开展这场反“罗明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诚恳地检讨说：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陷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再说2月22日，红军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奉命进攻南丰受挫后，大胆地做出了违背中共中央局命令的决定，以红11军伪装成红1方面军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将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引向黎川方向，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红1方面军主力则从2月23日起，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以东韶为中心的南团、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2、59师分左右两路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黄陂前进，准备与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2月27日，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分散，态势孤立，即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以红12军为预备队，在黄陂地域的摩罗嶂山区设伏。 2月28日，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进入伏击圈，红军左右两翼在黄陂地区的登仙桥、蛟湖和霍源等地，将其分割包围，经过激战，52师、59师基本被消灭，师长李明、陈时骥13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10000余枝，迫击炮40余门，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子弹数百万发，无线电1台。 黄陂战斗尚未结束，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从南城、南丰地区增援第1纵队两个师，企图夹击红军。 1933年3月2日，红1方面军主动向宁都县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寻机歼敌。 3月上旬，蒋介石鉴于围剿中央根据地失利，将国民党军缩编为两个纵队，由“分进合击”战术改为梯队轮番推进。 3月15日，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从宜黄地区出发，南下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新丰、侯坊、草台冈一带；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等地。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11军到广昌附近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加速前进；令红军主力向北移动，寻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 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前后纵队相距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遂决定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独立红5师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在草台冈、徐庄地域设伏，攻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趁着大雾弥漫，突然向国民党军后纵队发起攻击，经过1天激战，歼灭其第11师大部。陈诚靠它起家、自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1个团的兵力。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11师几乎全军覆没，急得吐血，急令残部向宜黄撤退。 第二天，红军各部又在东陂等地歼灭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部。 此战红军俘敌6000余人，缴获枪支6000多，击毙了3个团长，击伤第11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及32旅旅长，31旅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至此，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早已预定好的乐安、宜黄一带地区战场上被红军打破了。 蒋介石在南京闻此噩耗，也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后来蒋介石于4月10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他宣称：“抗日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 蒋介石对在第4次围剿中失利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将陈诚降职1级，记大过1次；将第5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给第11师师长萧乾记大过1次。 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中央苏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红4军政治宣传部李卓然乘兴写出了一出话剧，叫做《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寓意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就会消融。 罗瑞卿为了演好这个戏，在罗荣桓的支持下，动员红1军团主要领导都上台参加演出。林彪听罗瑞卿说要他自己演自己，便说： “好，演就演。但是有个条件。” 罗瑞卿问： “什么条件？” “你们安排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仗呢？” “同王金钰。” “他算老几？我不跟他打！” 王金钰不过是国民党军的1个军长，林彪嫌他太小，不住地摇着头。罗瑞卿就说： “何应钦怎么样？改打何应钦！” “何应钦？” 这何应钦可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还曾经兼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林彪沉思了一下，还是嫌小，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聂荣臻深知林彪的脾气，就说： “罗长子，你就干脆改成蒋介石得了，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连连点头，说： “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仗要得！” 罗瑞卿刚要走，林彪又叫住他问： “罗局长，你打算叫哪个演蒋介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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