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1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陈毅在插话中还说： “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 “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 “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 “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陈毅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对李富春回忆说：“散会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毛泽东在第2次宁都会议以后，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2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 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 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 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6月21日，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 6月25日至7月1日，毛泽东在叶坪又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风声一起，在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所以，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大会上重新讲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做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他在讲话中说：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 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分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分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毛泽东还强调说： “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1933年7月1日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1933年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瑞金，到会人员是省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到会人员与南部相同。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查田运动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上。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这2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这2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此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他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感慨万分。 那还是在1929年2月10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毛泽东率领红4军一战歼敌800余人，俘敌团长肖致平和钟桓等人。 毛泽东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再说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回到瑞金的毛泽东召开了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 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两种极其错误的思想观点。他说： “有些同志以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你们看，敌人在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有些人“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这些人脱离实际地提出了要实行“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等。这“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因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所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纠正。” 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提出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他说：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同志喜欢的应是群众化的方式。”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种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 “一定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坏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还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问题。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又在博生县召开了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 但是，毕竟是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 “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 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地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批评。他写道：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地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在查田运动中由于“左”倾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连“左”倾中央也无法否认。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他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地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做斗争，请看下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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