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少奇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雪峰的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贯彻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邮电学院一些人因工作组保护校党委而赶走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同学的讲话 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三食堂门前对北大师生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 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 同日，北大一些人到清华大学支持揭露蒋南翔的问题。清华派人把这些人押送出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江青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文章。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一些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工作组认为反工作组的人是右派，批斗这些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少数人不经工作组同意批斗“黑帮”事件。工作组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在全校大抓右派。 1966年６月１８日，北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初夏的清晨，动荡了２０多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逐渐恢复了平静。早饭后，我所住的３８楼东侧突然聚集了一些人，我闻声下楼看时，有人在东房山墙外高高的水泥阶梯壁上贴上了“斗鬼台”三个大幅字，很快就有一批学生押着几个老师到这里进行批斗了。紧接着，各个系的学生一拨跟着一拨，不断押着老师到这个“斗鬼台”前接受批斗。 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全然不知该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形势，既不敢也没有制止的念头，又不愿参与，所以只能远远地在人群后面看着。虽然我也自诩为运动的“造反派”，甚至是造反派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的斗争矛头是对着“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而且心中坚守不打不骂的道德底线。对于把如此之多的教授包括中青年教师统统抓过来批斗，心里犯着嘀咕，所以我只好观望。 历史系６２级同学马生祥对这个日子有比较清楚的回忆： "6月１８日早饭后，我们６２级在３８斋分班学习批判。６２级当时分成了３个班，考古班（１９６３年分出）、中国史班和世界史班（１９６４年分出）。与往常不同的是没有工作组成员参加。１０点多一点，中国史班开始乱起来，有人把许保福和王彩霞推搡着往楼下走，我和其他人跑下去看。 ３８斋东门有一个拐角，门前有一个平台，可容纳几十人。东门前有一片开阔地，可容纳数千人聚会。我看到，在平台上被批斗的人中有历史系的前团总支书记、留苏预备人员范达人，现团支书记赵德教，前任团总支书记张元杰，辅导员贾梅先；学生干部有６１级党支部书记尹振玲（人称“尹大姐”）、杨绍明（杨尚昆的次子）、王彩霞、许保福等２０多人，其余的是哲学系的师生。我认识一人，那就是从中央警卫团８３４１部队保送到北大哲学系、时任哲学系６４级党支部书记的张晓恒。他们个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来不及糊高帽子，就从厕所中找一个字纸篓子，戴在头上充高帽子。字纸篓是铁丝编织而成的，往头上戴时，有人被划破了脸，鲜血直淌；还有不少人脸上被涂了黑墨汁，惨不忍睹。批判斗争某人时，令其低头、下跪，若不服从便遭毒打。他们挂的纸牌上分别写着“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黑帮”、“保皇派”等等。批判斗争达两三个小时，后被工作组闻讯赶来制止。……” 在批斗不断加温升级了，各系的一些“牛鬼蛇神”不但纷纷被押解到这里被野蛮批斗，而且戴上高帽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被殴打唾骂。当我看到历史系４年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女同学王彩霞也被拉到台上，并有人撕扯她的衣服时，我真的气愤起来。于是我找到同班的同学崔学谙（后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璧（后任深圳博物馆馆长）等一起商量了一下，他们也对这种混乱和对人格的侮辱十分不满。我们一起回到四楼的宿舍里，打算表示一下看法。情急之中，我急忙查找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由毛笔字写得很漂亮的崔学谙执笔，在我们的宿舍４２０房间写出了两条大标语，记得是用许多张黄色大字报纸粘连在一起的，一条写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另一条大意是：按照工作组的指示，搞好文化大革命。写好之后，我探出头从楼道的窗口悬挂张贴出去，正悬在“斗鬼台”的上方。 我们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给这种混乱稍微“降温”。但是这个举动激怒了头脑已经发涨的人们，一些同学冲上楼，闯进我们宿舍兴师问罪。因为大家看到是我贴出去的，记得其中一个当时三年级的同学李某某抓住我的衣领举拳要打我，正危急时，和他曾经同班、十分相识的王璧忙过来解释说我们都是造反派，并不反对批斗“牛鬼蛇神”，总算解了围。我的脑海里至今不能忘却自己在这个“事件”中险些挨揍的惊人一幕。 根据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清华大学王良生等到北大的调查，并经当时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办公室”、“校文革办公室干部问题联络站”和西语系、东语系、法律系、经济系等８个系的走访核实，了解到６月１８日当天被揪斗的共计５６人，其中被打成“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３２人，“反动学生”２人，其他“反动分子”１４人，当时就确定“斗错”的８人。在被批斗的人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４０多人，包括校党委宣传部长谢道渊、组织部长张学书、几名党委常委和各系的党总支书记等。在全校１８个系中，有１６个系参与了揪斗，只有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没有人在这一天被揪斗。被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和彭佩云因为每天都被批斗，成为“死狗”，这一天躲过了浩劫。 当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听取了汇报后，十分生气，当即在学校广播台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事件。一时间，学校的舆论大乱。 第二天上午开始，工作组布置全校师生在各自房间里闭门讨论“６？１８事件”。从此，学校的５个校门都紧紧关闭，加强了门岗守卫，纠察队也开始夜间巡逻。张承先以为这样就建立起了“无产阶级新秩序”。 在张承先下令封锁校门的６月１９日，心中忐忑不安的王光美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情况。薄一波也几乎同时到了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作组给予了支持。 6月２０日，张承先写了《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在北京市委工作组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张承先工作组的“简报”称：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新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当场表扬了张承先，并指出“这样的反击要多来几次。”于是，北京市各个院校的工作组学习北大的经验，一律封锁校门，严格限制出入，运动的混乱局面一时得到了控制。 1966年６月２０日，张承先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被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迅即转发给各地党委，遂成为各省市“镇压革命”的尚方宝剑。 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摘自马洪路：《我所经历的“六一八”事件始末》，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整理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如果工作组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就可以夺工作组的权。 由此，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和王光美的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华南工学院高翔等同学贴出了《北京来信》和《告全院学生党员书》，遭到广东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残酷镇压。
下面重点介绍一些典型：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 （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 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工作组进校后，对待干部的作法，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组对所有干部，全部“撤职罢官”，统统靠边，并赶“上楼”。然后，大搞人人过关检查。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第二个阶段——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组大搞所谓“反蒯”。同时，“反蒯”与干部检查“下楼’，交叉进行，利用干部整群众，煽动干部围攻革命左派，“将功赎罪”。 第三个阶段——从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组撤出为止。工作组大搞所谓对黑帮的“批判”、“斗争”。干部继续检查“下楼”，把一部份干部“挂起来”。 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是： （一）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组进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组长杨××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他们还在同学中散播：“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整个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个庞大的保皇党”。甚至说：“清华党是黑党”，“清华干部是铁板一块”，“清华干部八年也改造不过来”。工作组不准干部看大字报，不准参加运动和任何会议，让他们完全与群众隔绝，成天在屋子里读《修养》。工作组向干部提出，要多读《修养》一书，对照着写“下楼”检查，说“你们过去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读这本书读得太少了”。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们心目中的“左派”。七月十二日，机械系临时党总支成立，大会上先由工作组宣布并通过贺鹏飞、胡××、张××转正（贺、胡二人转正提前两个月），然后任命贺鹏飞为副书记，张××、胡××、张××为总支委员。宣布时连张××本人也很“突然”，群众问她，她不承认，以致传为笑话。在自控系，工作组急急忙忙让刘涛提前转正，并指派她任系临时党总支副书记，群众意见纷纷。 （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对一般干部作敌我矛盾处理。数力系党支委以上、教研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组打成“黑帮”、“黑线”的三十九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该系党总支委员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帮”。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其主要内容是： （１）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２）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３）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４）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５）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６）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部被关在屋子里，成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组对于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极力保护。蒋南翔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光美七月二十三日对工化系“十七人小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９０２班内反蒯的十六名学生组成）讲：“蒋南翔性质还末定”。刘冰（校党委第一副书记），胡×（校党委副书记）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饭店开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何东昌（校党委副书记）则在香山休养，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刘、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对在校的艾知生（校党委副书记）多方保护，由于群情激愤，工作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 凡是干部一律靠边站。群众形容：“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不感到孤立。在基层干部中大搞人人检查“下楼”。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给刘×指示：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于是，叶林等在六月二十日给市委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对基层干部（辅导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一般的采取自我检查，群众批评帮助的办法。”机械系有的级主任检查多达四、五次，才勉强过了关，甚至有的团支委、积极分子，也被工作组确定为“下楼”对象。工作组对待基层干部的方针，用他们的话说：“层层剥皮”（层层往上剥，先揭基层，后揭党委）；“先扫外围，后打黑线”；“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顺藤模瓜，内查外调”。工作组在群众中散播：“清华的干部都是‘牛’字号的”（意即牛鬼蛇神），清华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结成“死党”，甚至说“下面比上面更坏”。干部检查“下楼”时，有几条标准： 检查错误 交代罪行 自觉上纲 挖出黑心 所谓“上纲”就是要上升到“自觉地执行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反毛泽东思想”、“自觉反党反对党中央”。 对基层干部检查“下楼”会，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使下，工作组副组长杨××亲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风与攻心战相结合，大会煞威风和小会攻心短兵相接相结合。”他说：对干部不能“宽容”要“尽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个坏人”。检查“下楼”的范围，实际上几乎是全部党员。工作组提出：“党员凡是原来盲目执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检查”；“党员凡原来盲目执行校党委的指示的，要检查。”例如机械系共二百零二个党员，确定不准“下楼”的五十九人；经过检查“下楼”的一百一十五人；挂起来的二十八人（据七月十二日工作组宣布的数字）。 这样一来，群众说：清华是“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在数力系竟发生这佯一件怪事：工作组进校不久，要数力系一个党外“老教授”杜××（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召开数力系的总支委员会，当时杜在会上说：工作组叫你们老实交代。工作组还派了一个党员作杜的秘书，去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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