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带领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表示支持“工总司”，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 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 十二月四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 “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二部分对原文的评论
一、关于红卫兵问题
胡绳的《七十年》说：“从8月19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约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我，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改组。它们打出各种派别的旗号，展开剧烈的派性斗争。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机关是错误的，他们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第415-416页） 本书原文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不能说他们的这些指责纯粹是造谣，应该说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在于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待这些问题。如果说，你认为，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根本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凡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权威，都是动摇不得的、怀疑不得的，只能去维护它、服从它，谁要是造它的反，就是“犯上作乱”；你自然就会得出结论：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是错误的，至于有些人进行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的活动，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如果说，你认为，在中国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你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在全国进行一次这样的认真演习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即时的，红卫兵运动就其整体来说是好的，至于有些人进行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的活动，那当然是错误的。
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胡绳的《七十年》说：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416页） 本书原文说：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从这些话来看，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当时确实存在过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都承认过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的。
三、关于在工厂、农村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胡绳的《七十年》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各地参加全国工交座谈会的同志，“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一个‘左’倾的条例草案。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受到林彪、江青的蛮横指责。在他们的干预下，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大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第416页） 本书原文说： “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既然是在全国进行一次认真的演习，当然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局限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 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回顾总结一下，二十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种种挫折和失败，再想一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付出的那一些代价，难道不值得吗？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深刻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5年3月13日初稿 2013年9月2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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