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 我于一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查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 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旬，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旬，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 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全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查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高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 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说明：谢富治副总理九月十三日下午三点半，在公安部接见了我们北京政法学院廿名红卫兵同志，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谢富治副总理的谈话如下：〗 （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少数派反对工作组的方向是对的，不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好，他们这样做是对的。派工作组就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上边，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嘛！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这个错误。现在学校里很多隔阂，很主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派工作组这个错误路线造成的，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中央政治小组没有管政法学院，你们直属高教部，党的工作是前市委，高院也只是管了一点业务。（注：高院即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组的同志大多数是好同志，但总的方向错了，工作组肯定要犯错误，叫我去可能也要犯错误，各个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程度也不一样。至于保工作组的人，责任就小了。工作组是否有顽固分子呢？如果有，就坚决斗争。至于你们那个工作组有没有顽固分子，我不清楚，为什么去后又回来了，情况我不了解，又不能下结论。 （二）现在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在十六条的纲领上团结起来，斗垮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符合、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一斗、二批、三改。 你们要团结，团结的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十六条，还有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这是我们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有了最高指示，有了行动纲领，又有共同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破四旧、立四新，这样就能够团结起来，要团结就得有个团结的愿望，没有团结的愿望那是不行的。 （三）真理有时也在少数人手里，真理不一定什么时候都在多数人手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多数只有一次，其他很多时候是少数。毛主席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他是少数，但是，真理在毛主席手里。 现在有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揪工作组，一派保工作组。大部分少数派是反工作组的，大部分多数派对工作组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总的方向是对的。不只是政法学院，其他学院也是这样。保工作组没有多大责任，说保工作组就是保皇派这个说法不好。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我们支持少数派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么就不支持多数派吗？不是。多数派的革命行动我们也支持，我希望你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至于个别人，个别事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就应该向他们靠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团结他们，绝不应跟他们对立，正因为你们是多数派，更不能用多数派压少数，那样矛盾不仅不能解决，反而会加深矛盾，千万不能多数压少数。现在学生闹革命，有些地方动员工人、农民去压，全国大学生一百多万，工人几千万，农民几亿，那么一下子就把学生压瘪了，这也是方向错误。 （四）看问题要看大是大非，要看主要方向，少数派的方向是对的。至于他们的某些作法有缺点，个别同志有些问题，你们不要搜集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派一个小组专门搜集我的缺点，毛病也可以搜集一大堆。毛主席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这是最高指示，要顾全大局嘛！只要你们坚持这个原则，分几派也可以，但是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你想压倒我，我想压倒你，这是不是四旧呢？我看是。你想把别人压倒这不是四旧吗？你们搜集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不要搜集他们（指少数派）的问题。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团结的话多说，他们就是有什么毛病，可以叫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嘛！毛主席说，允许青年犯错误，只要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小缺点允许他们犯嘛！我相信他自己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五）学校要给少数派的待遇：如电话、会场、扩音器、交通工具等，还要照顾少数派。毛主席说过：“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么责任主要地应当放在外来干部身上。”“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和地方干部关系弄不好，那么主要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身上。”“在老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老干部应当负主要责任。”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你们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矛盾，是否可以说多数派可以多负点责任呢？我看可以这么说，你们可以不赞成。对于少数派，学校里要一视同仁，还要加以照顾，因为他们是少数。 （六）可以批判杨秀峰同志，批判工作组，少数派要批判法院其他负责同志也可以，有权批评。只要有材料就行，哪一个作得不好，都可以批评，应该欢迎批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大会还是小会，前次我在八条中已经说过了，还是在学校范围内，但是，非要开大会不可，我也不能下命令，你们可以做点工作嘛！实际上他们已经开过两次了，这两次会有成绩，有经验，也有个别教训。他们自己也会总结的，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我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这样做（有同志讲到刘富元的大字报“杨秀峰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回去后，可以向刘富元同志他们讲：“何必出这样的大字报呢？”我们外边的人要相信他们，鼓励他们，不要底下拆台，这样作就顶牛了，不好了。你们今天又出声明，何必呢？他们再来一个，不是越闹越分裂了吗？你们同学之间不出这些东西，通谍也不要搞。（有同学说：我们没发过通谍）好！我支持你们！你们这张声明我不支持。你们有问题自己要纠正，不要光找别人缺点，可以在下面同他们商量。他们的大会有成绩、有经验、有教训，要鼓励他们。至于杨秀峰同志是不是黑帮，后来他们的发言不那么说了，我赞成他们这个做法，他们按总理的指示批评杨秀峰同志，没有当成敌我矛盾，你们不要光看这个海报。 （七）对刘富元的看法：我和戚本禹的基本精神、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支持少数派批评工作组。支持刘富元是因为当时刘富元反对工作组，被打成“反动学生”。我并没有简单地支持刘富元一个人嘛！少数也保护刘富元。刘富元一个人就能代表三千多人的少数派吗？这个毛病你们抓住了，我马上承认错误，不是刘富元每一个行动都支持，是通过刘富元支持少数派。戚本禹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自五七年反右一直到现在，一直斗争很坚强，这点中央都很清楚。（有同学讲：我们和少数派在工作组问题上，分歧在于他们说，沈兰村黑帮是高级特务，我们不同意。） 谢富治同志又说：“少数派批评工作组就叫同志们去批评，要给他们方便，你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我今天是针对你们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在这里讲，你们学生好得很，你们的革命精神可爱得很，就是有点小疙瘩解不开。你们真正是革命接班人哪！“你们回去要注意，弄得我很被动的事不要干哪！我支持少数，对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也支持。你们可以辩证地去理解，你们要主动地同他们靠拢，顾全大局，把我不支持你们的话通通讲出来。今天，我主要没有支持你们，几乎没有。我们跟少数派讲就不这样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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