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 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编者按：对林彪的讲话，右派们当然也是反对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林彪的讲话，从总体上说，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它不过是假群众之名自上而下地运动群众罢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根本不合事实。人民群众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完全不符合群众路线，倒是中央第一线和全党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倾向符合群众路线。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道理”：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符合群众路线，反对镇压群众倒是不符合群众路线！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中说：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表明：“五十天”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而“两个月”的路线问题，矛头主要针对当时仍然居于领导地位的各级干部，在中央主要针对周恩来、陶铸同志。 这里说主要是针对周恩来，是无中生有；说主要是针对陶铸，陶铸是自己跳出来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不让批评刘邓路线，不许批评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编者按：对毛泽东的讲话，右派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毛泽东的讲话更为平缓，突出的是他没有说八届十一全会以来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又支持红卫兵对广大干部的冲击。这是矛盾的。 到底是毛泽东的思想是矛盾的，还是右派们的思想是矛盾的呢？！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尽管林彪、陈伯达一伙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却为刘、邓说了一些保护的好话。 他的伎俩也高明：把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对立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陶铸阻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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