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１０月１６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１０月１８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口号中增加一条崭新的 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中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毛译东看到这封信时，是１０月１８凌晨３点。再有７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５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涛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上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严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部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１６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８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井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且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 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康生说，“红卫兵已经分化了。” “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不同意１５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毛泽东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特别是王力。 王力在会上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在会议上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陈伯达澄清几点意见。 毛泽东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 陶铸在会上说：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会上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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