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31--135章

第133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

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

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项英、陈毅组织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准备深入到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查任务。先遣支队在皖南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查。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

4月24日，毛泽东得悉新四军派出粟裕先遣队这一消息，致电项英说：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查甚妥。”

4月2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实际地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

“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淡淡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4、5月之交，抗大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1938年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

“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的一天，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他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暲到延安后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还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傅连暲老家来信说家中生活困难，他就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笔钱，以供养傅连暲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才停止。

傅连暲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泽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暲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后来，傅连暲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5月，康生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仍把第3支队留在皖南。

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6日，毛泽东应邀到陕北公学作关于张国焘开小差问题的报告。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负责人周承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且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

“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以刘白羽为首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组成。毛泽东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1938年5月，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第2次到陕甘宁边区考察访问。他一直到8月才离去。

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就首次考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

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做为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卫队指挥官，同罗斯福总统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尔逊在两次访问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

卡尔逊在这第二次访问期间，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卡尔逊称毛泽东是“孤独的天才”。这或许是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因为，他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

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5月间，毛泽东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他指示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区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5月的一天，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首次路过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里的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

晚上，金城来到骡马大店，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脱。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地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今天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大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再次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泽东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

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地政治思想教育。

5月19日，徐州失守。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说：

“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如果欧州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

接着，毛泽东拆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间，毛泽东要写一部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他为了搜集资料，准备向萧劲光借书作参考。这一天，毛泽东来到萧劲光的窑洞，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毛泽东把目光扫视在萧劲光桌上的一摞书上，萧劲光知道他是来借书的，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毛泽东要写的这部军事著作，叫做《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他每天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昼夜不停地写着，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也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感觉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痛时，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上闭目养一会儿神。

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写字桌的两头各放1支。

已经是半夜光景了，毛泽东也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又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翟作军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准备回到窑洞收拾碗筷，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他进窑洞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上的饭菜动都没动，已经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翟作军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再给他送去。翟作军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天消瘦下来，体重减轻了，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毛泽东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了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他的那些秘书们也开始编辑和校订这些手稿。

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说是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26日，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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