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林彪同志和军委的同志要我在会议上讲一次话。我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都没有实践经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向解放军同志们学习。既然要我讲话，要我讲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那么，我就把一些不系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一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军队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第五条指出，必须“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的斗争。林副主席讲过，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我觉得，军队支左正是我们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林副主席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军队支左就是要在运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的路线，这是划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我对于毛主席著作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学习是不够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系统的意见，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前次军级干部会议我讲过，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谈话时，谈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当时毛主席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必然要依靠资产阶级、反对群众路线、反对阶级斗争，妄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修养”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讲，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着的。中国革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还会存在。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的过渡阶段，必然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下面我想从几个问题上来谈一谈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一） 过去有一种说法，把刘少奇说成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譬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如何正确，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对刘少奇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决议不是毛主席写的，作为《毛泽东选集》的附录是不恰当的。征求过毛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选集》将来再印行时，这个决议要抽掉。 刘少奇到底是不是一个“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范”呢？我们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来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刘少奇是不是“白区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个模范”呢？那么就看看他在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的主张是什么？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他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引导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在城市工会工作中实行经济主义。一九二六年，他就说过：“工会为工人之经济组织” ，“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共同的一个特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实际上是实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斗争。 再来看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 ，是“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把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反对投降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企图。强调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又是背道而驰的。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他不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装交给蒋介石去统一领导。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区工作时，就用陶尚行的笔名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资产阶级的刊物上发表了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宣扬投降主义，主张把华北的人民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因此，王明对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赞赏，这不是偶然的。 再来看关于党的建设方面。毛主席说：“党的组织，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实行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就是说，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能够进行武装斗争的党，能够保持党的独立性并掌握统一战线的党。毛主席又说：“在过去发展的党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因此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要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组织，刘少奇的组织路线恰恰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他是实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的、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志们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几个人自首反共叛党的材料，就是刘少奇实行招降纳叛的投降主义路线的铁证。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语上指出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自首投降出狱以后，由于刘少奇的包庇重用，“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重要职位”，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这个叛徒集团揭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叛徒集团，只是一个具体例子。在座的刘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狱以后，刘少奇又派他到阎锡山那里去，贯彻刘少奇的叛党路线，把太原第一监狱的一些人同样按照这个办法去自首叛变投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就是一个。过去杨尚昆那个办公厅的副主任龚子荣也是一个。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上，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尖锐斗争、长期对立的。这是在基本问题上，原则问题上的对立。所以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只是在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罢了。 （二） 上面所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政权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政权问题上，我们看一看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是怎样表现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民党一直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九三九年，正是国民党投降反共活动的逆流猖狂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宣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号召全党全民积极投入革命战争，去争取胜利。针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打退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时，毛主席号召全国革命青年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消灭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准备打倒反动的卖国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演。在这篇讲演中，毛主席告诉全国青年说：“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在这篇讲演中又说：“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毛主席告诉青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毛主席号召青年，必须同工人农民群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分界线。毛主席说，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讲社会主义，是不算数的，要判断“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们觉得，毛主席这段话对于我们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支左，是真支左，还是假支左；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是真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假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个重要标准，就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要看对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的态度和关系怎么样。 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小册子。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毛主席说，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天报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陈伯达同志也讲过，我不详细说了。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修养》的许多地方含沙射影，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如他谈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时候，谈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影射毛主席的。应当说，这个黑《修养》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本名著。我这里顺便说一句，毛主席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场合中听到刘少奇的一些谬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统的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经验，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规律，粉碎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本书，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个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地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路线，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两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问题就更加尖锐地提到面前来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中国存在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他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是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会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这些话是有深远意义的，是针对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而讲的。我们过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是有些糊涂，不是象林总所讲的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对林总这句话体会不深。现在把刘少奇那些文件、讲话拿出来，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个问题上讲的一对比，事情就非常清楚，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确是明显地对立着的。 毛主席在这一篇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确定了。”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们党正准备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过程中，象昨天总理所讲的，有一个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这个谈判的原因昨天总理已经讲了。毛主席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方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要揭破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争取备战的时间。现在我们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文章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毛主席又说，“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以后，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文件，昨天伯达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复。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报告中大肆散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宣扬议会斗争，取消武装斗争，主张取消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人民的革命武装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他说：“军队也要整编，我们的军队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军的支部党委员会、政治委员取消，在军队中个取消党的组织，整编，各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要作到和国民党差不多。” 同志们！毛主席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刘少奇不仅是交一支枪，一粒子弹，而是把整个军队，整个党都出卖掉了。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去做，中国人民永远不会翻身，永远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破产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的大道阔步前进，终于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政权问题上，哪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哪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 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在这个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路线斗争特别激烈，特别尖锐。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们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最近毛主席还讲到，说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个报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根本没有实行，也根本不想实行。今天必须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读一下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这个报告，已经形成了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将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当时，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教导我们全党警惕这些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来进攻我们的危险，要求我们学会同资产阶级作公开的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人民解放军的问题，今天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来学习毛主席十八年前的这个指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又是生产队。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这样信任我们的解放军，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依靠我们的解放军。今天又给了我们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这样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就要象林总所讲的，要勇敢的去实现这个任务，同时又要谦虚谨慎地来进行这个工作。因为许多任务都是新的。没有经验。某一个时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区，犯一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总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军委的领导下，这些错误是会立即得到改正的。 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毛主席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对内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我国条件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手中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大力提倡剥削，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天津的那个亲戚王光英家里去，就是刘少奇称王光英为二哥，称王光英的老婆为二嫂的那个家里去。在那里，他经常同一些大资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资本家讲话。在此期间，他先后对天津市委、东亚毛纺厂职工、天津国营企业职工、工商业资本家、天津职工代表大会、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作了讲话。这些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主要论点是： 第一，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 ；“不是资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 ”；“不是私人资本家工厂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说什么工人阶级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工人阶级“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剥削他们一下，他们倒满舒服，如果不剥削他们，他们就不舒服，觉得痛苦得很。”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要“多剥削” ，“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们造他的谣言。 刘少奇为了让资本家多剥削，宣扬应降低工人的工资。他说，“工资太高应该降低，使资本家能够维持赚些钱，使工厂可以发展，对工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如果“工资提的过高，……就要发生错误”。 第三，宣扬共产党员和工人要和资产阶级、资本家搞好关系，要向资本家投降。他说：“和资本家要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胡说：“关系搞好，又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他这一套投降纲领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了，就是刘少奇自己说的，“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也是中国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开始。他还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进步性”，应该让它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建立“功绩”。他猖狂地说：“中国今天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违背人民利益，也违背了工人利益”。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一系列的报告中，不断重复上述论调，并且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上说：“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再一次鼓吹“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在政协民主人士学习会上，又反复宣扬资本主义剥削“有进步作用，剥削得好”，“工人要你们剥削，不剥削人家苦得很”，“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得过早”，等等。在那几年，他是大张旗鼓地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 刘少奇不仅反对对城市、工厂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反对农村合作化，反对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幻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不实现工业化，农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咒骂说：“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文件已经印发给同志们了。 在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刘少奇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昨天伯达同志已经讲过，在一九五○年一月，刘少奇在对东北农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马一车一犁的农民，“不是富农，是中农”，应该“大力发展”，“在数年以后应该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应是富农”。他胡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他反教条主义和赫鲁晓夫是一脉相承的。一九五○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土改报告中公然宣称，保护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护富农经济”。他所讲的发展资本主义，保护富农经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