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全国总工会报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 挖出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当时是个新名词，据说是个极秘密极精干的反革命组织。想必在一个报社里最多也就是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坏人，谁知不然，揭发出来竟是铺天盖地，成员如蚁。记得开始挖掘出来的是些工人同志，有以宋某为首的四大将，后来就多了，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或自愿坦白。最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竟占了报社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数虽多，据说组织仍不失其严密，参加者都是个别履行手续，要填表，各有介绍人。 揪出五一六的办法除了惯常用的大会轰，小会斗，大字报敦促，高音喇叭尖叫，扩音器上门喊话外，对每个个别人主要是开小组会“画像”，组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虽不指名，闪闪烁烁，却让被指的人心里明白说的正是自己。“黄泥巴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虽然明知是假，仍不免恍恍惚惚，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以后开会便怀着鬼胎。度日如年。不过这尴尬状态也容易摆脱，出路是有的，自己赶紧承认了便可了事。马上就又成了“好同志”了。有位李姓工人曾告诉我，那两天他正在苦苦难捱的时候，忽在路上碰见小郑，小郑问他：“这几天挨着你难受了吧？”“是呀！怎么办呢？”“你承认了不就得了？”“承认就承认，可我没介绍人呀。”“你就说我是你的介绍人。”（小郑已经“坦白”过了）“不知道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怎样填的呀。”“随便说说不就得了。”后来，仗着小郑义气，这位李姓工人果然过了关。 出来“坦白”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坦白了就坦然照样劳动生活，反正是无奈说谎，大家都明白，能谅解。有的还挺得意，像我们排有两个人，本非重点，整人者似乎也还不曾向他们动手，自己跳出来坦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典型自居，喜孜孜地，两人常在一起商商量量，思有突出表现。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也无暇顾及，只不过觉得滑稽而已。 但是另一些人对于说假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例如小苏，他是我们排的党支部委员，按他的地位，“坦白”以后须在排里亮相“讲用”。那天会上我看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神情呆滞，言语无序。排长邢某在会上说：“小苏不知怎么回事，本来是个很精干活泼的小伙子，在这件事上却呆若木鸡，可见这五一六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呆若木鸡”这一评语，对当时的小苏的确非常恰当。“害人的五一六”把人弄成这样，简直像今日所谓的“邪教”一样。 后来，时间过去，小苏也慢慢随大流恢复了常态。有次，我偶然和他单独走在一起，忍不住说（他虽是个排领导，对人态度却比较温和，还曾鼓励我“立新功”，所以对他我尚敢暴露真思想）：“说老实话，对五一六这个事我就是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惊奇了：“你不是交代了是五一六吗？”（那时我还相信真有这个组织，想不通的只是人们不该咬老胡）他不再做声，只苦笑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这样的人还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刚才那一句话只是不经意间漏出来的。 坦白交代中最热闹离奇的一幕是揪出了一个“心里美”。大会是在木工房里开的，揪出的是一个姓王的记者，可能小组画像和个别劝降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顽固态度，必须在大会上斗一斗让他尝尝利害。会前王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唱主角，也和大家一样的在会场上坐着。大会上也照样是画像，敦促，画着画着就把王簇拥到房子中间站着了。主要的揭发者是孟，也是记者，自说是王参加五一六的“介绍人”。据孟的揭发和其他人补充，我们知道了如下的故事： 一天，孟到王家串门。两人本来有相当深的交谊，都是文革初期报社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且同一小组。孟那次到他家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并介绍王参加一个“更加革命的”“由中央文革亲自掌握的”五一六组织。孟见王的孩子们都在房中，觉得不便，暗示有重要话说。王领会其意，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厨房去削一个心里美萝卜给孟叔叔吃。”孩子们离开后孟才把来意说明。王初听时不解，说是已经有了原来的造反组织不就可以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了吗，再搞一个组织干啥？孟给他解释了这个组织的重要，见王还在犹豫，就说：“我先把表格放在这里，你再想想，同意就把表填好交给我，不同意就算了。”几天后，王把填好的表送到孟处。 孟现在认识到自己是犯了错误，已经坦白交代，他希望王也好好交代，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这个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孟的态度也好，不但全场人都觉得真实无疑，就是王本人也目瞪口呆。但是他仍是一言不发，拒不认账。这只能归之于他的“顽固反动立场”了。 此后王就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他没有别的话说，只咬定一句：“没有参加”。每次开会，他都郑重其事，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干净的衬衫（这在干校环境就算礼服了），站在挨斗的位置上。人们对他的反应不一，有人说他装腔作势，有人怀着尊敬的心情。 这个“心里美故事”在全报社脍炙人口，谁知这么言之凿凿，竟全属子虚乌有呢？编这个故事陷害同志的人，当时竟能泰然自若，脸不红心不跳，也算了得。王本人后来也自笑：当时明知是假，只顾“顽固否认”，怎么就没想到辩驳呢？他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根本不是吃心里美的季节呀。 像孟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还有一次开个什么揭发“黄包袱”的大会，中心人物也是两个：姓刘和姓王的两个工人。刘是原来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给人以大胆豪爽的印象，工人中佩服他的人还不少，王也是造反派，声誉可不怎么样，是个吊儿郎当的浑人形象。这次斗的“黄包袱”罪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是假的吧，斗争形式当然也是勒令他们交代。奇怪的是，总是先问王：“某事如何？”王答没有，然后叫刘说，刘说：有的。接着交代出一串情节来，于是，就有“群众”上来打王一顿嘴巴。如此循环多次，王挨的嘴巴不计其数。批斗和交代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问题：“你和刘是怎么定攻守同盟的？”“没有。”“有的，在水井边……”又打一顿。这个会刘算是安然度过，却在人们心目中大跌份量，王呢，人们倒觉得这个浑人还不说瞎话。 从“心里美”、“黄包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 一个人是善良还是卑劣往往看不大出来，到关键时刻可就表现出来了。下面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批斗女刘的时候。女刘是位编辑。平时工作还好，稍爱提点意见，并不显山显水，不知为什么在文革中两口子都被特别重视，把他们看作大奸巨滑的人物。五一六犯下的“罪行”似乎许多都与他们有关。因此被斗得特别惨。一次在斗争会上叫她读毛主席语录：“你不能一手遮天……”，读到“遮”字时她说看不见，几遍读不下去（她是深度近视，可能后来几遍也有抗拒心），就把饭桌、椅子、凳子架起来，叫她爬上去凑着汽灯认字（也如阿Ｑ晚上舂米时赵太爷家允许点灯一样，干校晚上斗人时可点汽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观之惨然。还有一次挖塘泥，一部分人在下边抽净水的塘里挖，把车拍得满满的，一部分人拉车往田里送，车往上坡走，路上有一条用木板搭成的小桥，突然卡嗒一声，车没过好桥，连车带驾车的人都摔下坡来。下边挖呢的人都本能地惊叫：“谁？摔坏了没有？”一看是女刘，就谁也不啃声了，任她自己收拾好再上路，所幸并没有摔伤。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人情的冷漠而感伤，或许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受到的冷漠凌辱已经够多而麻木了吧。她也时常受到推搡殴打，一位江记者，四十来岁，精力充沛正当年，平时文质彬彬，批斗这个疲累的女同志时竟用脚踢踩。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小张。这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在干校时是个班长。他看到江的表现，起了怀疑，曾向排长反映这样打人不大好，提出：“江和刘是同派，为什么阶级仇恨竟这么深，其中恐怕有假，是不是江本身也有问题？”小张和五一六们不同派，从他的话可知他是绝对相信有五一六这桩事的，他也有“阶级仇恨”，但他在运动中从不打人，坚持“文斗”，并能提出对江的怀疑，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江后来果然也被批斗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当然也是假的） “文革”为害重重，但也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人都现出本质。平时差不多的人，此时善恶毕现，平时觉得他是模范人物，此时却作出丑恶表演，看来很平常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出人性的善良和羞于说谎。 ◇ 上访的悲剧 前已谈到，有很多被迫说谎和咬人的人并不是都那么轻松泰然的，特别是咬过人以后，眼见别人因自己咬了他而受苦受逼，也揣度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有同情也是鄙视的，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你既然“坦白”了就必得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五一六，难道就连一个同组织的“同志”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也不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田边路上走，下边田里正有一人在轰麻雀。那时轰麻雀常是手拿一面锣哐哐敲，口里还嗷嗷叫，这人一面叫着，突然高唱起来，用他的河南口音大声喊：“说假话，说假话！真难办，真难办！”反复不断。我触耳惊心，立刻知道这是有意唱给我听的，不由得感慨系之。此人正是“坦白”了而又咬出了老胡的人之一啊。 还有一次，排里开批斗胡的会（那时他在各排轮回游斗），在露天，大家散坐，我坐在一个干粪坑边上，旁边坐的人中有一个是养牛班的班长刘。这人是当年造反组织的第一号“服务员”，过去当记者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实，文革中却成了一派头头。他当然必是五一六不可，也“坦白”了，首先咬出胡的就是他，因“态度好”现已官复养牛班班长原职。我当时很恨他。在大家散坐着等待把老胡押到的时候，他正无聊奈地拨弄着一根小树枝玩，无意中弹了些灰到我裤子上，我当即厌恶地避开，说：“别把自己的脏洒到别人身上。”在干校，谁还会在意身上落点灰呀，他当然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脸上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悄悄地换了个地方坐。这件事，我当时觉得解恨，后来却懊悔了。我不该给已经满是创伤的心灵再加一道创伤。 这刘，后来我听说，在“坦白”之前是受了许多折磨的，程度远在前面所说的女刘之上。大会斗，小会斗，二十四时车轮战，白天的劳动照旧。还传说有一个姓马的主持斗人的“马王庙”（一个离本部较远的独立小屋），人们曾听见传出惨酷的批斗声。我没听见这声音，不敢证实，但传闻亦非空穴来风，正如运动中一句常说的话：“事出有因”。而且早在去干校之前，一位副总编辑就曾在一派“审查”中被那姓马的毒打，我也曾挨他一巴掌，脸上留下几根手指的青印，老胡一次被揪去时被人皮带抽打得猛一下坐下来，折断了木椅上的两只木脚，这些都可作为旁证。 刘是在经过九十多天这样的斗争后才不堪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被“突破”的。在听到人们告诉我这情况时，我眼前突然闪过了“黄包袱”大会上的一幕。会上两个主要人物，虽然处境有“荣辱”的不同，从身体状况看，毕竟还都是长得结结实实的两条汉子，正斗时，突然又从场外押进一个人来被勒令交代和作证。此人就是这个刘。好久不见，不知扣押在何处，现在那样子令我吃惊得几乎不认识他了，那真是“揪”，揪着后领如提鸡鸭一般脚不点地地掷向会场中央，身躯瘦弱，脸色灰败，就像《抓壮丁》里那个被抓拎出来的鸦片烟鬼一样。这样的对人态度，还能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一级的新闻机关里吗。 对刘的突破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个大胜利，运动的主持者当时一定高兴非常。因为刘是原来占报社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的总头头，掌握全部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人正是清查运动主持者心目中的五一六们。果然，刘交代之后，咬人便必然随之而至。不多日子，就咬出一大片。下至普通成员，上至骨干、高参、后台，一切齐备。 这时，清查运动走上高峰，刘也因态度好而被视为“好同志”，官复班长原职，可是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祥度日，见人不敢看，低头而过。 后来，可能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了，他开始“翻案”。那阵子，“翻案” 是常见的事，五一六们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记得有一个人在“讲用”时还自我批评式地总结过，说是当过五一六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翻案。其实，套用孟子的一句话：“余岂爱翻案哉，余不得已也。” 但刘的案是绝对翻不过来的，这么个关键人物，让他翻了案那整个运动的成绩不都泡汤了吗。他于是暗地里串连，他向许多人道过歉，对老胡是再不敢接触了，也托人带过口信来道歉。串连的目的是想找到个把心思一致的人一起逃往北京上访告状。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在轰麻雀时唱“说假话真难办！”的田。 刘和田在干校消失了，这件事领导们当然会觉察到的，一般人却并未觉得。可突然有一天，记得是６月１日，麦收正忙的时节，开大会宣布，刘死了，在干校附近的小清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刘是怎么死的？自杀？他杀？失足落水？被人陷害？没作调查，会上没宣布。只记得那天会上的气氛很严厉。总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他是用芦席卷了草草掩埋的。埋得很浅，埋人的薄薄一层土很快就被猪狗拱开，尸骨暴露。 刘在清查五一六之前当养牛班班长的那段时期工作勤谨，常利用放牛的时间教老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送给他们一些纸笔，因此和四乡的老百姓颇有人缘，不少人认识他。现在刘落到这个下场，老百姓也有耳闻，小清河的尸首就是农民发现的，他们惊诧：“这不是刘老师吗？”赶紧到干校来报信。后来尸骨抛露的也有人看见了。农村的人是重死的，谁看见这情况都不忍，说“干校人的心真狠！” 又过了些时，又有轰动，原来田回来了。走的时候他和刘本来约定夜间在小清河会合，到约定地点不见刘，想必有什么意外，就独自去北京了。上访告状，当然是无结果，北京和干校原是一脉相承，不过那时我们普通人不懂得，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有偏差，刘、田也是这样想。 于是运动的中心转向批斗田。那天开大会时，田开始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舍得一身剐的样子，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情况，说这次清查运动中揪出一大片五一六是违背事实的，其中有假，说他和刘在这方面认识相同，所以相约去京上访，途中未见到刘只得独自去了。说话中当然有人吆喝有人质问，毕竟还是侃侃把话说完了。后来告知他刘已死了，问他刘现在何处？他才有点慌了神，意识到这事显然会牵扯到他身上。这时，突然走出一人（可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姓范的军代表，记不清了），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掷在他面前，田一吓，本是站着的，看一眼后突然就跌坐在身后一个倒立着的竹篓上，几乎要把那竹篓压塌。于是全场轰然。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惊心动魄，我这不明真相的人当时简直觉得是田谋杀了刘，那张纸就是铁证。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擦大便的纸，从上面的字迹可看出纸是田所有。可能是田在小清河边等刘时肚急，在那儿拉了一次大便，回来却没有“交代”。那张纸摔出来的声势真如山崩海啸，珍藏这一证据的人居然也不嫌脏。这张“铁证如山”的大便纸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嫁祸于田么？能证明田是谋杀犯么？但是毕竟实现了它的戏剧效果，把田和观众都吓了一跳。 斗田告一段落，把他弄成跳梁小丑形象以后，接着还有好戏。由于刘、田准备上访时曾进行过一些串连，于是这些被串连者便得纷纷坦白交代，有些扮演得好的还要深刻分析自己被他们选中为串连对象的思想根源。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情节便是后来传颂一时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隽语。那是曾被田串连过的周在检查交代时说的一句话，周说：“黄鼠狼是要咬鸡咬鸭的，健康的鸡鸭它不敢咬，专咬没抵抗力的病鸭子。田这个黄鼠狼为什么找到我呢？就因为我本身不健康，有翻案思想，是只病鸭子！”检讨得又生动，又深刻。 事隔多日，这事情已经过去。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故，周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跌伤了，可能伤得还不轻，他们班的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大夫忙着，一堆人在围观。我去食堂烧火时恰好经过，知道了原委，一看，抬担架的一位是田，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雨衣，原来他俩是同一个班的。我突然生出灵感：“这不是黄鼠狼抬着病鸭子吗？”想笑，极力忍住，跑了开去。我这人确实有伤忠厚，人家受伤了，我怎么还闪出这么个刁钻念头呢？可是“念头”要闪，有时候本人是管不住的，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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