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1.01.11；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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