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是农历的除夕日，中央机关人员在军委卫生部驻扎的山坡上的一个大院子里，借着皎洁的月光，举行了春节晚会。职工们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气氛热烈。在大家的欢迎下，孙维世和毛岸英表演了节目。孙维世是职业演员，上过银幕，留学过苏联，艺高胆大，她拉起腼腆的毛岸英，跳起了俄罗斯的踢踏舞。孙维世跳得很娴熟，毛岸英也能跟得上舞步。他俩虽然穿的是布便鞋，但踏在上了冻的土地上，也能听出踢踏踢踏踢踢踏踏的声音，收场时，孙维世用右手拉起毛岸英的左手，来了个向空中奔去的动作，高声笑着说：“飞走了！” 孙维世和毛岸英的舞蹈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也一饱眼福。 1月22日，是春节的大年初一，毛泽东和朱德最后一次请枣园人吃年饭，喝年酒。毛泽东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破坏了和谈，在军事上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后，少则1年，多则2年，就要回来。今天丢延安，明天得西安，得上海、得北平、得个全中国，何乐而不为？” 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说：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4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修正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5月1日以前在内线歼灭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 1月26日，陈毅、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国民党军右路的欧震集团各路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并将这一初步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1月27日，毛泽东复电陈毅、粟裕说： “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 1月2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说： “敌人的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我军拟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 1月31日，正当华东野战军准备对欧震集团右翼发起攻击的时候，南线的欧震集团却首先发起了进攻。他们为防止被共军各个歼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10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 1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针对欧震集团的战法，当即电示华野说： “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 1月底，毛泽东和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向延安推进，中共撤离延安的计划也正在拟订中。毛泽东在这次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用数字向斯特朗介绍了战争的形势。他还说： “蒋介石开始狗急跳墙了，所以他攻占张家口和烟台，现在又准备进攻延安，他一定要把军队开进这座空城。这里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他要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样，就可以向全国宣布“共产党完蛋了。”这样，他们就觉得放心了。但是，即使我们撤出延安，战斗还是照常进行。如果你问，保住延安还是撤出延安哪个好？那还是保住好。但是，如果撤离了，那也没有什么。人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它不取决于一城的得失。撤离延安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的斯特朗，已经将她在1946年初冬时节同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记录做了整理（此文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笔者注），写出了关于“纸老虎”的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等文章，并请陆定一在“政治准确性方面”作了核对。关于“毛泽东思想”一文，还受到了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文章被译成中文，由中央领导人审定后，又翻译成英文，准备让她带出去对外发表。现在斯特朗听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要撤出延安，她马上向陆定一提出，要跟中共中央机关一起走。陆定一说，一路上将会有艰苦的长途行军；还说毛泽东将有重要的消息，需要她带给外部世界。斯特朗不相信，她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坚持要跟部队一起走，她说： “我可以骑骡子，可以步行，可以爬着走，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把我送走。”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写道： “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政治局在讨论时说： “发这个指示很必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阵线，解放区和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的愈快。” “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再一次发言说：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 毛泽东还说： “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5年到15年，5年已经过了1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 “国民党军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为了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敌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10月1日中央关于3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9月16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 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请斯特朗和马海德等几位外国朋友到自己的窑洞吃饭，毛泽东、朱德应邀作陪。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饭后，毛泽东有事先起身告辞。朱德对几位外国朋友说： “你们都要求留下来，我们已经决定，除安娜.路易斯以外，都可以留下来。马海德要到北平去为我们办事，正好护送她一起去。” 斯特朗的眼里顿时涌出了委屈的泪水。朱德安慰她道： “你的任务是写作，部队要东奔西走，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你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写东西的，就是写了也无法发表。” 斯特朗难过得哭了，朱德和周恩来轮番劝慰她，周恩来还告诉她说，毛泽东有重要的材料要交给她，只有她才能成功发表。最后，斯特朗才表示能够理解这一安排。 斯特朗为什么不愿意走？毛泽东在她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请看一看她那深情的表白吧：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则成为格言。” “毛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并偏爱中国戏剧，他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他也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 这就是斯特朗心目中的毛泽东！ 2月3日，毛泽东致电华东战场的陈毅、粟裕说： “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先打弱者，后打强者……每次歼敌不要超过4个旅，最好是3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 2月4日，毛泽东得悉华东战场上南线3路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再次致电陈毅、粟裕说： “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待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诱敌北进到郯城、临沂地区再进行歼击。 这时，北线之国民党军已进到莱芜地区，威胁到战区后方安全。华野鉴于南线之敌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决定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以主力转移北上，歼灭北线之国民党军。 2月5日，东华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3个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以1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东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之战机。 第二方案，如执行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1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 毛泽东于第2天复电陈毅、粟裕说： 完全同意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2月8日，国民党军北线李仙洲部进占新泰。 就在此时，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南线担任侧翼掩护的第42集团军郝鹏举部发动攻击，一举歼灭郝部两个师，生擒了郝鹏举。而欧震集团竟然未敢增援和北进，其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了。 2月9日，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电示陈毅、粟裕说： “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2月10日，华东战军野根据此时的情况，最后决定集中53个团的兵力，彻底解决北线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华野主力北移后又指示说： “为彻底解决北面敌3个军23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8师似宜北上参战。” 于是，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伪装主力，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5个纵队迅速放弃临沂连夜隐蔽挥师北上。 2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原来在旧历年初，延安各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由崔田夫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任副团长，东渡黄河慰劳王震的部队和陈赓的部队。慰问团在山西省文水县委的一次会议上，县委的负责人汇报了刘胡兰的英勇事迹，说在1个月前，也就是1月12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阎锡山部队的突然袭击中被俘。刘胡兰在敌人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在敌人用铡刀铡死与她同时被捕的6个农民的情况下，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晋中地委书记解学恭，也向慰问团详细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之后，跟随慰问团的新华社记者缪海棱又前往云周西村进行了采访。慰问团返回陕北后，副团长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慰问团的工作和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情况。任弼时说： “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任弼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怀着沉痛地心情，挥笔写下了挽辞：“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接着，新华社就播发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2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同斯特朗在杨家岭看了一出反映土改斗争的新戏后，一同回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作临别谈话。阎长林和卫士搬来几个凳子和一张桌子，摆上了茶水、瓜子和花生糖。周恩来说： “因为斯特朗女士明天就要离开延安，今夜特地为你饯行。” 周恩来送给斯特朗一份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毛泽东送给斯特朗一本《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其中列举了边区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取得的成就。 毛泽东希望斯特朗将这两个文件，带给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看看，特别嘱咐她要让美国和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看。毛泽东还补充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给莫斯科看。毛泽东还就如何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提请斯特朗要注意一些问题。关于所谓“暴行”的一些报道，他说： “要尽可能使人们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之一。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但那往往是由于报道者的偏见造成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说： “告诉各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以为我们打不赢，他们说，仗将长期打下去，谁也无法取胜，这是不对的。如果你对其它国家共产党谈起，就说是我毛泽东这么说的。如果对其它人讲，就用你自己的话说。” 毛泽东在谈到要告诉各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时，又一次提到了原子弹。他说： “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你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起飞的飞机，如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界失去联系。等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以后，你可以再来。” 斯特朗问： “需要多长时间？” 毛泽东说： “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 2月14日，斯特朗搭乘军调部最后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延安抵达北平，转道上海，10月，她由上海乘轮船到达苏联。随后，又前往北朝鲜和东欧国家。1948年1月，斯特朗返回美国。她举行演讲会，报告他的延安之行，在美国共产党内宣传中共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主张。她把她的延安之行写成的《中国的黎明》一书，在印度、美国和法国出版。在美国《美亚》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斯特朗于1948年9月离开纽约去莫斯科，打算经苏联再次前往中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在莫斯科被当作“美国间谍”，遭到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斯特朗的好朋友艾泼斯坦分析个中的原因是：“很显然，‘纸老虎’这个概念，是不为那里的某些身居高位的人所喜欢的，更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每个共产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革命这一论点了。”后来在1955年，苏联宣布取消对斯特朗的“间谍”指控。 欲知斯特朗后来何时才能再来中国，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7年2月13日，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言，简直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如果说他的这一预言是基于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情太了解的缘故，那么在原子弹刚刚出世不久，他就说：“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这一结论，则无疑是这位伟大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这是一切经验主义者永远都无法企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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