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树永世新风

2013-12-2 02:3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591| 评论: 1|原作者: 杨光金

摘要: 些时，《粤海风》（2013年第3期）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的《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重评》洋洋洒洒两万多字，可谓汪洋滋肆，纵横捭阖，堪称奇文，很有值得辩析的必要。

我们认为，郭沫若针对一些人对《蝶》词的指责的批评及其对《蝶》词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重评》却说：“本来，毛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写得太‘隔’，不够自然，不仅在情感抒发上过于张扬，拟喻非伦，缺乏朴实而感人的‘平常心’，而且还存在严重的格律问题，上下阙完全不押韵……然而，郭沫若却无原则地……文过饰非……一首完全不合韵律的词……被说成了 ‘古今的绝唱’”、“这种纯属穿凿附会、信口雌黄的‘谀评’……与胡适的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比起来，郭沫若的夸夸而谈的‘浮言虚论’，便属于……‘阿私所好，爱而忘丑’……‘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 的”。

对于同一首词，为什么会得出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呢？！如前所说，就是一个立场和观点的问题。

显然，郭沫若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从词的总体上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作全面审视的。按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思想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即艺术是从属于思想而为思想服务的。这里绝非否定艺术性，而是说，作诗填词切不能以词律害义。也就是说，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为避免以词律害义而可以“求正容变”，这完全是常识之中的事情。尤其政治诗词更是这样。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专门做了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藏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183页）。

而李建军呢，他也明明知道“这与毛泽东诗歌的客观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诗词不是纯粹‘啸傲烟霞、流连光景’的山水诗，也不是‘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抒情诗，而是抒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政治愿望的言志诗，是与他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密切相关的纪事诗”（《重评》语）。但由于受他的封资修帝的反动政治立场所决定，他必然地要用胡适等旧式文人的所谓“锱铢必较的‘称柴而爨’”与郭沫若作比而对《蝶》词“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从而诋毁《蝶》词的艺术性，进而指责郭沫若“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是所谓的“贬低古代伟大诗人来抬高毛泽东”。其实，郭沫若主要是从思想性的角度来说的，这完全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有什么贬古诗而抬毛词呢？！

一是关于《贺新郎·读史》。

萧涤非说，“毛的《贺新郎·读史》‘仅用一百一十五个字，便囊括了、咏叹了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人类诞生到归宿，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真是‘大笔如椽’‘笔肯扛鼎’……试想，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热爱祖国的伟大诗人，读着这样一部人类血泪史，能不‘忠愤填膺’吗？把‘头飞雪’仅仅归之于我国史籍的浩繁，读上一遍，白了人头，是不够的，不够阐明‘飞’字所蕴涵的作者的精神面貌”（《重评》语）。我们认为，萧涤非对此词的理解和评说应该是对的。但《重评》却偏要说：“毛泽东这首词的问题，就是议论太多……显示着他的某种趋向极端化的性格特点和修辞习惯”等等。从而指责“萧涤非也是一副相信‘圣人口中无鄙语’的样子……这显然属于不着边际的妄断和言过其实的谀赞……（是）根据作者的特殊身份，强为辩护”。本来，萧涤非借用柳亚子赠毛的“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的诗句来赞颂毛泽东的这首词，不论从词的本身还是从历史角度看，这应该是完全符会客观实际的。但李建军却要大骂这是“拿充满溢美之辞的诗文当礼物送人”，“更是要给它大大地打个折扣的”，“是会被别人搔扒下来的鳞屑，蒙了眼睛的”“‘曲终奏雅’的话”。连“笔肯扛鼎”一词也要被指责为“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笔能扛鼎’这回事”。

词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本来是用形象思维夸张比喻来描写历史的变迁和批判地实事求是地来看待和继承历史，这完全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可《重评》却一边指责说，“漫长的历史，被轻慢地缩略为不值一提的‘小儿时节’，而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人类文明的艰难发展过程，则都成了无足轻重的‘几个石头磨过’……进而演化成了对一部人类历史的完全不屑的虚无主义”，一边又说“毛泽东这首词……所谈的，大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想来，这也许是因为李建军没有能够看到他所需要的封资修帝的历史唯心主义大为不快而神经错乱！要不，怎么能不仅如此，甚至连“一篇读罢头飞雪”也要被说成是“突兀而生硬”“‘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的“瑕疵”？！我们不禁要问，李建军不是说李白是中国诗歌的“绝对高峰”吗？那他的“白发三千丈”，是否更应该是“突兀而生硬”“‘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的“瑕疵”呢？这，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一是关于《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重评》说，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由于严重地误读了郭沫若原诗的题旨，所以，便发生了与原诗的错位性对接……本来，在郭沫若原诗（颈联“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中，‘当’的意思是‘正在’……‘何亏’的意思则是“多亏”……但是，毛泽东却……在完全错会原诗的基础上，写了 ‘反驳’ 郭沫若的和诗……然而，郭沫若看到毛的‘和诗’，却没有为自己‘辩冤白镑’，而是立即步其原韵，再和了一首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也就是说，《重评》认为，毛泽东的和诗完全是对“郭沫若原诗的”“严重地误读……（是）错位性对接”，而郭沫若则不应该“再和……诗，‘改正……错误”。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为了弄清问题，我们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郭沫若原诗颈联首句的属性及其此诗的主旨即题旨是什么？

先看首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和颔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此两联（非上下顺承而是倒置反承）大意是：大圣分明是斩魔除妖，可唐僧却偏要无端怪罪而惩治他，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再看颈联“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和尾联“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此两联（转合神妙）大意是：不管你（妖、僧）怎么刁对，仍未损大圣一根毫毛；唐僧人妖不辩慈敌刁友，真是应当千刀万剐。但是，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客观现实毕竟明白了事情的真象，受到了及时的教育，使坏事变成了好事……

通观全诗，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如下三点：一是此诗的主旨即题旨（暂且抛开政治喻义不说）主要是赞颂孙悟空深明大义爱憎分明勇斗妖魔的可贵精神，批评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二是颈联首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属性是可而不可的，即它只是作为作者的一种憎恨之情即“偏激”“感情”在诗中的表达，而绝不是一种必须的定判。这是通过颈联“千”句和尾联“教育……猪犹……”所告诉我们的。如果再看看郭沫若“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他真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的这些话（郭沫若《“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人民日报》1964年5月30日第七版），自然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这些话，它完全是符合于一般观戏者（小说读者）及其诗文作者的客观心态的，同时也恰好是符合于此诗的诗思和语境的；三是此诗对孙悟空的赞颂是通过反衬等正面和侧面的粗描略写而不是《重评》的所谓“正在”“多亏”的细写。如果真要把这个颈联变成细写，尽管也没有违背题旨，但在此诗的特定的诗思和语境之下，则是画蛇添足，因而也会致此诗于诗思不畅。

由此，这就首先排除了所谓颈联尤其“千”句与尾联的矛盾。从而也就有了“千”句及其整个劲联在诗中的合理性而使原诗顺理成章。同时也就证明了《重评》对颈联的所谓“正在”“多亏”的理解是错误的。

第二、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纠错和郭沫若的改错？

对于上述颈联“千”句在原诗中的这种属性，根据毛泽东的智力和诗观诗感，他必定是一清二楚，这完全是无需质疑的。可毛泽东为何又要来个纠错呢？一是尽管“千”句在诗中只是一种“偏激”“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必须的定判，但这毕竟是偏激。因为在客观实际中人们往往容昜犯凭感情办事的错误，如果再从另一个侧面去加以点拨，还是很有必要的；二是毛泽东这是和诗。和诗者完全可以根原诗题旨或反其意而借题发挥，从而更深更广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这里，毛泽东不只是一般的纠错，而是借此把它引申到思想政治领域中去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尤其是为当时的反修斗争提出“对中间派（要）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策略，从而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反修斗争。从而也就使和诗从思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更进一步地生发扩展升华，从而便产生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样一首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朽的伟大诗篇。这就是毛泽东的和诗及其纠错的意义所在。

那么，郭沫若的改错呢？当我们明白了上述情况之后，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根据郭沫若的智力和诗观诗感，他对于自己的原诗和毛的和诗的情况完全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应该是无需质疑的。正因为是一清二楚，所以他才要“立即步其原韵，再和……一首诗，改正……自己的错误”。也就是说，郭沫若认为，不论是从对自己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激”“感情”看，还是从对毛及其和诗的敬仰之情来看，都应该是有必要再和诗改错的。这完全是毫不奇怪的情理之中的事情。可为什么不仅是李建军而且还有一些别的人尤其是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一些人也提出与李建军类似的质疑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对原诗与和诗的误读，二是受政治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或自身之病）而别有用心。

上面这两个方面的探讨对不对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对的。因为舍此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也无法解开个中“谜团”。

试想，对于此首“和诗”，这只不过就是一般的诗词唱和而又不是什么可能会导致丢掉乌纱帽等等之类的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作为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尤其“特别喜欢诗词的……目空一切的”并且和具有“谦逊美德”“平昜近人”“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毛泽东同志与诗》藏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300、301）的毛泽东常有诗词深交的诗词泰斗的郭沫若，为何明明知道毛的和诗对自己的原诗竟如此不着边际地“错会”、“严重地误读”、“错位性对接”，不但不“为自己‘辩冤白镑’”，甚至连一点点沉默的意味都没有，反倒是毫不迟疑地“立即步其原韵，再和了一首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将此首诗上呈毛泽东”？！试想，就算按照李建军认为郭沫若真的就是那么样的一个极其浑噩，极其卑微的低俗者，也不至于到得了如此程度！这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当然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并设有“错会”、“误读……郭沫若原诗的题旨”，并没有“错位性对接”。因而他写的和诗“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自然也就没有错。因而，李建军的《重评》对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所有的指责都是错误的。

由此，《重评》指责对毛泽东的“和诗”的鉴赏者、“学者一开始就为了‘鉴赏’而‘鉴赏’，满足于老调重弹地发一通‘谀评’”等观点也应于推倒。试想，对于在面对“和诗”及其郭已对其原诗“改正了错误”并“步其原韵，再和了一首”的这种特定情况下的这首“和诗”的鉴赏者、“学者”，他不面对眼前现实的这首“和诗”来鉴赏，那还能谈得上是对“和诗”的鉴赏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退一步说，就算《重评》所说毛泽东“错会”、“误读”、“错位性对接”真的是正确无误，但最多也只能说“和诗”的鉴赏者和“学者”的水平低下而鉴赏有误。怎么能说这是“为……‘鉴赏’而‘鉴赏’”，是对毛诗的“谀评”呢？！真是太霸道了！

总之，在李建军看来，毛泽东的诗词没有一首是顺眼的。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

他的《重评》说：“毛泽东诗词……总觉得它缺乏普遍性的情感内容……缺乏让普通人……熟悉和亲切的心情态度”。读“古人的诗”，“都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疼痛和忧伤、美感和愉悦……读毛的诗词……却很难体验到这样的感受。他的诗词……缺乏使人近之如春的平易、温暖与亲切……诸如‘横扫千军如卷席’、‘铁马从容杀敌回’、‘冷眼向洋看世界’、‘高天滚滚寒流急’、‘冻死苍蝇未足奇’、‘一阵风雷惊世界’、‘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完全是激进的政治情绪……他总是要……制造一种‘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冲突情景，……渲染一种‘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紧张气氛。他的诗词传达着他的阶级斗争理念……将……敌人比作‘虫子’或者‘苍蝇’，总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他的诗里，没有作为现实生活基本性状的复杂性与和谐感……敌与友互不兼容，总是要构成……尖锐的对立关系……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他就（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描述（为）：‘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在……《七律·读报有感》中，他……形容‘反华’势力的凶相（是）：‘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尊奉始皇而贬斥孔子……不仅表达了他对历史和‘孔学’的严重误解，而且还误导了大众，给他们……认知传统文化……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设置（了）……‘意识形态’障碍……（在）《沁园春·雪》（中也要）表达……对历代封建帝王的蔑视……在《沁园春·长沙》里，也不忘抒发自己对‘当年万户侯’的愤恨之意与敌对姿态。从这样的诗里，我们可以窥见他后来总是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放的心理根据”等等等等……

《重评》中类似这样的“高论”还有不少，但仅此这些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重评》已经向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道还需要我们再去做更多的没有必要的赘述吗？！

请看，一是古人和古人的诗，一是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诗词。古今切割，泾渭分明。

在李建军的眼里，古人和“古人的诗”是“七有一无”，即“有……感同身受的疼痛和忧伤、美感和愉悦”、有“普遍性的情感……（有）普通人熟悉和亲切的心情态度”、有“近之如春的平易、温暖与亲切”、有“孔子……认知（的）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有“对历代封建帝王的（尊崇）”、有“对‘当年万户侯’的（慈爱）之意与（友善）姿态”；无“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斗争’这个‘纲’”。

而毛泽东和“毛泽东的诗词”呢，却恰恰相反，即“很难体验到这样的感受……缺乏……近之如春的平易、温暖与亲切”、有的是“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斗争’这个‘纲’”、因而“敌与友互不兼容，因而总是把“敌人比作‘虫子’或者‘苍蝇’”、总是把“‘地主’与‘农民’（说成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总是要“贬斥孔子……的‘意识形态’”、总是要“表达……对历代封建帝王的蔑视”、总是要“抒发……对‘当年万户侯’的愤恨之意与敌对姿态”。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阶级斗争理念”和“‘阶级斗争’这个‘纲’”。如前所述，说到底还是一个立场和观点的问题，即阶级立场及其所从属的文艺观的问题。

本来，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诗词并没有与中国（包括外国）古人及其思想文化诗词的完全切割，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吸纳继承发展创新。毛泽东的人，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人，毛泽东的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列毛主义，毛泽东的诗词，如前所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即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诗。

可是，李建军的《重评》，却偏要紧紧地死盯住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限崇拜和最喜闻乐见的这个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不放，像在战场上抢占了一个有利阵地一样，得意洋洋……摇头晃脑，摇唇鼓舌……像开动有如现代化的机关枪和连珠炮（甚至是化学武器和原子弹）一样，硬是从点到面、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左至右、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轮番扫射，狂轰乱炸！好一派高论，好一个攻坚战，好一个歼灭战！简直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简直是大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的嚣张气焰！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是更进一步地看出，李建军的《重评》所谓过去“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是一个与权力纠结在一起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美学问题和诗学问题”，“现在……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使‘毛泽东诗词鉴赏’，摆脱‘个人崇拜’的桎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鉴赏和诗学批评”的这种大喊大叫，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不，应该说是自我掩盖，自欺欺人。通观《重评》，其它类似各处先不说，仅就这里所说的“现在……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的这个“科学发展观”，不正就是政治吗？！这恰正就是李建军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李建军所谓的“普遍性”，恰正就是“晋世价值”；所谓的“普通人”，恰正就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意识形态’”，恰正就是孔孟、“历代封建帝王……‘当年万户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谓的“和谐”“兼容”，恰正就是与古今中外的一切敌对势力和谐与兼容；所谓的“感同身受的疼痛和忧伤、美感和愉悦”、“情感……和亲切的心情态度”、“近之如春的平易、温暖与亲切”等等，都只能是孔孟、“历代封建帝王……‘当年万户侯’”封资修帝及其一切黑恶势力所“感同身受的”……

说穿了，李建军的所谓“摆脱 ”政治、不要政治是假，要政治才是真。李建军所要“摆脱 ”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要的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李建军的《重评》，从始至终不离政治，从不放松意旨，始终紧扣主题。他所谓的“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就是用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及其所从属的文艺观来重新评价毛泽东诗词。

李建军的《重评》对毛泽东诗词的所谓“重评”，恰正就是这样的重评，恰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歪评瞎论。

李建军及其《重评》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要为人类添永世坎坷，为中国诗歌布永世旧习！

让李建军和他的《重评》去和孔孟、“历代封建帝王……‘当年万户侯’”封资修帝及其一切黑恶势力一起“近之如春……暖温与亲切”、“和谐……兼容”、“疼痛和忧伤、美感和愉悦”去吧！！

五、李建军及其《重评》的品位极其低下

对于毛泽东诗词的“品位”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李建军研究员在气势汹汹大刀阔斧之后，总还算是手下留情，总还是曲里拐弯儿地借毛泽东对自己诗词的自谦而认为“毛泽东这种‘业余诗人’……写诗的确不易，种种错误，在所难免”而大慈大悲地赐给了毛泽东诗词一个还算不错的“中品”而免去了下品或次品的卑位，这就真够幸运的了。不管李研究员所赏赐的这个“中品”出自何意，是否真心，但，它都可以从反面说明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真心崇拜的毛泽东诗词被尊崇为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名副其实了。正如毛泽东的一个个强敌一样，他们对毛泽东总是既恨得要死又怕得要命而不但不敢小视，反而还要在毛泽东的面前低三下四说些好话……这就足见毛泽东其人其诗该属于何等的品位了！

这自然也就不得不使我们想到了李建军的《重评》的品位问题来。尽管李研究员的《重评》气势汹汹大刀阔斧，既大批毛泽东的政治崇拜又大批毛泽东的诗词崇拜，好不一派英雄气概！但美中不足的是，李研究员的《重评》却有点跚跚来迟！是因为李研究员的才学不足而来迟？！不是。堂堂中华大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何欠才何欠学？！仅《重评》一文的气势汹汹大刀阔斧，便可见其才学真可了得！是受其主子意旨而来迟？！恐怕也不是。通观前后上下左右，总览全局大势小情，早就急需李研究员的此等《重评》冲锋陷阵了，岂等今日乎？！是否因为观潮而来迟？！是的。这是我们的李建军研究员的《重评》告诉我们的，他硬是耐着性子等到“在个人崇拜虽然偶有逆波泝洄而终究难成气候的当今之世……的21世纪”的今天才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才让他的《重评》出笼的。这就清楚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李建军和他的《重评》，只不过是一个观潮人和一篇观潮文而已。如果要是把他和李锐谢涛辛子凌等等那些敢于气势汹汹冲锋陷阵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精英”们比起来，李建军其人其文，最多也只不过是下品或次品了！究竟该何品位才算恰如其分？！此等近乎题外之话，不必较真。不过，李研究员自己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还是让他自己关起门来自问自答去吧。

六、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理当崇拜，永远祟拜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语）。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