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邓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后，汇报江青在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关于评论《水浒》的讲话情况。（按：是９月１２日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不在会议期间。） 毛泽东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出席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 他仍强调：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按：他还有意把矛头指向江青和文艺界：）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 有人说：毛泽东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 不错，毛泽东是说的《水浒》这本小说。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正如毛泽东发出的关于学习问题的指示一样：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姚文元说：“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同意了、肯定了他的这种说法。 邓小平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而落荒逃跑。 周恩来虽然在重病中，听到毛泽东有关水浒问题的指示后，仍然要身边的人给他找来的关的资料，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这说明，周恩来并没有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仅仅看作是文学评论。他的立场很鲜明地站在邓小平一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康生也开始政治上的“转向”，三番五次地向周恩来、邓小平，经过王海蓉等向毛泽东提出江青、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联系到前一节提到的《红都女皇》事件，说明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四十、毛泽东要江青“五不要”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的批语 改一改， 不要蹲点。 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 特别在北京， 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 说话不要冲口而出。 不要管， 要顾大局， 不要打电话， 不要来看我， 有事写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内容。 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胡耀邦、周荣鑫进行批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１６日会议汇报后的指示。 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批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前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周恩来要王洪文记住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炮打司令部、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反潮流和一九七一年南巡讲话批林彪以来，又一次为扭转局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管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任曹操俯仰的汉献帝。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邓小平出席会议，再作检讨。 会上，江青等对邓小平进行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在打招呼会议四川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在一次会上，我支持了张铁生。我当时不知道是远新他们抓的。 他带了四十个人去学大寨学习，路过北京，要到清华看大字报，北京市不安排。他找了谢静宜、迟群同志，她们就安排了。他到了太原，请他讲话，他点了火，他才是真正的又红又专。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才认清的。 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 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团结安定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 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 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己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 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 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 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 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 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 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 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 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 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 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穆青在新华通讯社全社大会上的检查 这期间记者汇报了音乐学院一张内容十分反动的大字报，而我由于立场的错误对它却表示欣赏，认为这张大字报问题提得尖锐，文采也好，许多观点我认为是对的。因此便指挥记者在一篇反映文化部各直属单位讨论“创业”批示的综合内参稿中，摘用了部分内容，上送文元同志审阅。后来文元同志发现这篇稿子方向不对便扣压下来，同时也扣压了类似的一批稿件。对此我十分不满，并在少数同志中间议论过。对文元同志的意图感到不能理解。还胡说什么为什么文元同志对主席关于《创业》和评《水浒》的两个批示，却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在文元同志扣压了这些稿件之后，我不仅没有觉悟，相反仍不死心，仍私自伙同李琴同志把音乐学院那张恶毒攻击文化部，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矛头直接指向文艺革命和江青同志的大字报，通过不正当的渠道传送出去。 关于主席评《水浒》的批示，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但思想深处是担心再开展一场运动的。因此在听到邓小平向外宾作贼心虚地歪曲主席批示精神的传达后，我十分拥护。以后，我自己也传播过邓小平制造的所谓主席读《水浒》读了三个月，发表了一些感想的说法，极力冲淡和贬低主席批示的重大意义。 九月间，听到记者从大寨回来汇报后，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不妥的，不是主席的意图，新华社有责任向主席反映。供主席参阅是假，告江青同志的状是真；说维护党内团结是假，维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反击是真。目的是想在主席面前造舆论，希望邓小平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能够畅通无阻，实质上是反江保邓，其错误的性质比起刘冰的诬告信来，的确更加严重。今年三月下旬，运动形势逐渐明朗，经过学习主席的教导，我感到这一错误不能再隐隐瞒下去，在一次社核心小组散会后，我和朱穆之、李琴三人谈起此事，我曾主张给文元同志写信主动坦白交代这一错误，但他们都不同意。当时朱穆之说，这件事牵涉外单位的人，我们如果交代出来必然连累他们，会不会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李琴则说，我们宁愿采取被动，如果人家要交代就先让人家交代去，反正此事与批邓无关，我们被动就被动。结果不但没有交代，反而订了攻守同盟，更加加重了自己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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