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新华社报道：乐山地委认真抓好双重领导单位和调动人员中的清查工作 西南交通大学是铁道部所属的一所学校，学校主要领导成员对“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心慈手软；另一个主管清查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本校的一名帮派骨干有牵连，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揭批。地委指示校党委对那个帮派骨干进行点名批判，他们却不揭不批，放他到外地探亲，清查工作一直搞不起来。地委将这个学校的问题向铁道部和省委作了汇报，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铁道部很快派出工作组，同地委一起调查研究，帮助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提高认识，向群众作了深刻检查；调整充实了运动办公室；对那个帮派骨干，采取坚决措施，作了严肃处理。 重庆钢铁公司乐山粘土矿的党总支书记，前几年投靠资产阶级帮派，同矿上一些人相勾结，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拚命捂盖子，对揭发他的干部和群众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清查。今年五月，地委和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粘土矿，停止了矿总支书记的工作，夺回了运动领导权。 原地区革委会有一名副主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资产阶级帮派勾结，大闹地委，妄图夺权。一九七五年整顿时，把他调到外地去了。一九七六年“四害”猖獗的日子里，他又多次窜回乐山插手运动，煽动群众大搞“层层揪”。在清查中，群众揭发了他大量的问题。地委经过调查核实，然后将材料转到他所在的单位。 嘉乐造纸厂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一九七五年从云南调来的。这次清查中，云南转来材料，揭发他在云南工作期间和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有牵连。地委派人两次赴云南把问题查清落实。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夺回运动领导权，扫清揭批查障碍，武昌造船厂迅速改变面貌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厂党委原主要负责人便改变手法，以攻为守，伙同这个厂的帮派体系篡夺了运动的领导权。不经过党委讨论，私自指名由帮派骨干组成材料组，让帮派人物控制清查大权，使清查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根据原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情况，上级党委撤销了原厂党委主要负责人的职务，责令其检查交代问题，对帮派体系的其他成员也分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把“四害”横行时“双突”钻进厂党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闹而优则仕”的人物坚决拉了下来，按照毛主席接班人五条标准，对那些坚决顶住“四人帮”压力，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充实厂党委主要领导力量，这样有力地加强了党委对清查工作的领导。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军区把“四人帮”和林彪连在一起批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 1978年10月10日左右，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把张钦礼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在前进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了。 由于市委领导没有抓紧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同全国先进省市相比，有很大差距。总的说，北京是落后了。 这次会议要求从市委机关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清查，彻底查清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抓住林彪、“四人帮”危害最大、流毒最广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批判。对已逮捕法办的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等的罪行，“洪广思”写作班子的问题，第三次理论讨论会问题，“反右倾回潮”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日记问题，统统公诸于众，在全市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判高潮。 近年来北京的各种犯罪案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大家很有意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部署加快步伐抓纲治市 前一段，由于市委没有抓好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影响了各方面工作的大干快上。 要把清查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凡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彻底查清。未认真搞过清查的单位，要安排一定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清查正在进行的单位，要抓紧调查核实，尽快查清。清查基本结束的单位，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检查验收。同时，要结合清查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开展“双打”斗争。市委强调，各条战线、各个单位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石油部在抓好揭批查斗争中，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石油部党组把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集中起来，召开分清路线是非座谈会。 这些同志集中以后，一怕隔离审查，回不了家；二怕挨批挨斗，下不了台；三怕再算老账，没完没了；四怕追究罪责，定成帮派；五怕重聚一起，又犯猎误。 原一号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石油部机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审查以后，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臭名远扬，政治上完了，没前途了”，情绪一直很消沉。参加座谈会后，他有三件事没想到：一是叫他当召集人，他很惊讶、兴奋。二是让他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周总理生平事迹和遗物展览，他感动地说：“这是政治上的很大信任，很大荣誉”。三是部领导在他主持起草的揭批计划上作的批示中称他是同志，希望他立新功，他很受鼓舞。从此以后，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每次讨论，他带头谈思想，谈体会，谈教训。他自动和话剧《丹心谱》中的庄济生对比，说“庄济生从政治野心发展到出卖灵魂。我的私心也很重，造反做官，干的想的都是权。”在准备批判石油部那个代表人物时，他反问自己：干了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坏事，并要求其他同志也这样做，在斗争中自觉革命。有的同志想把自己的问题讲得轻一些，他当场指出：不能回避错误事实，对抗过周总理、反对过大庆红旗的问题，要敢于承认。他的态度一明朗，大家顾虑也就少了。而他的转变，对其他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家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生动地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乘革命洪流，驾个人小舟，结果迷了向，触了礁。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造反吃香”，“造反做官”。自以为一贯正确，掌权做官的责任历史地落到自己身上。那时听到王力讲“二十几岁也可当部长，有权多威风”等黑话，就感到特别舒服。 犯了错误以后，个人主义又表现为悲观失望。觉得今生今世被林彪、“四人帮”毁了，组织上不再信任，群众也不会谅解，前途渺茫。个人主义使人犯错误，个人主义又使人摆脱不了错误。不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不可能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把自己从个人主义污泥里解放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批运动越深入，越要重视团结大多数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华主席重要指示 决心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提高抓纲自觉性力争建设高速度 粉碎“四人帮”以来，通过“一批双打三整顿”，大家都受到了教育。 要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深入揭批“四人帮”，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才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领导要提高抓纲的自觉性，克服松劲自满情绪。要把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查清；对那些至今没有很好清查，是非不清，林彪、“四人帮”阴魂不散的单位，要派得力的工作组去搞好揭批查；要继续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揭批“四人帮”同揭批林彪联系起来。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抓纲大治，内蒙古加速新长征步伐 与会同志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围绕内蒙古这些年来的一些大事，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并讨论了周惠同志提出的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措施，即：初步调整、充实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党委重要部门的工作班子经过全面调查分析后，也酌情作适当调整；在深入进行“揭、批、查”的斗争中，要处处考虑大局，照顾大局；问题一定要解决，团结一定要达到，夺取这场斗争的全胜；强调这场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斗争目标要集中，不得分散；坚决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江航运管理局党委透过沙市港的装卸质量问题，寻根究底，抓紧清查和“双打”，解决了这个港原党委主要负责人长期捂盖子的问题 鉴于沙市港问题的严重性，长航党委立即派出检查团到港解决问题，把原党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揭开了。同时，对清查和“双打”进行补课，把“老虎”、“双料货”一个个地挖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五条标准 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查清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四人帮”在重大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分清了路线是非。批臭了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了团结，保持了军队的集中统一。开始恢复毛主席为我党我军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按照军委会议关于配备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规定，对班子进行了调整，并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了初步整顿，基本上改变了软懒散的状况。 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群众所造成的冤案、错案大部分得到了平反昭雪。 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决不意味着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肃清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临洮县委对犯错误干部一看二帮 临洮县委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主要抓了三件事：抓住林彪、“四人帮”在临洮影响最深的问题进行揭批，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干部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做好受迫害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把千仇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带领省委工作组，帮助临洮县委揭开盖子。临洮县委在揭批查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冤屈的近六千名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一大批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情绪。有的过去捆绑打骂群众，积怨甚多，等着挨整；有的认为运动一来总要整掉一批干部，当基层干部反正没有好下场，想撂挑子不干了。 一九七八年，山东省运河地区一级组织了2480余次大型控诉会议，对311名造反派干群进行了轮番批判，对其中3人分别判了死缓和无期徒刑；6人开除党籍；8名地区干部撤职、16名免职；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51人；责令检查交代问题的93人。同时，运河地区还对高校记录在案的27名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审查。（据2000年运河地区官方公布的材料） 一九七八年2月23日，浙江省平阳县委成立“一批双打”（揭批四人帮、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办公室，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池方清兼办公室主任。抽调3759人，组成342个工作队，进驻32个公社446个大队，120个企事业单位，处理集体分配和非法建房工作，整顿企事业及市场。3月形成“一批双打”高潮，至5月底，全县查清了20起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6起重大“打、砸、抢”案件，3509起经济案件，196起集团性案件，清查出赃款358.77万元。8月，召开处理大会。 3月7-15日，为开展“一批双打”运动，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张维森作动员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学习县委《关于改进作风、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带头洗手洗澡，轻装上阵，搞好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工作。 4月15日，县机关通过揭批查运动，清查了同“四人帮”反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据统计列为审查对象的共115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14.84%。其中帮派骨干8人，严重政治错误19人，政治错误36人，说错话做错事52人。犯有其他错误和罪行的清查对象共217人。先后逮捕28人，拘留22人，隔离审查26人，停职交代31人，不让参加领导活动17人。 一九七九年初，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谢某回去看最后一眼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先生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叁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揭批查斗争取得重大进展 河南那几个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人物，真是“风、捂、溜、震”兼备。在“四害”横行时期，他们看风使舵，紧跟林彪、“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当群众起来，冲破一个个障碍时，他们舍车马保将帅，趁机溜掉；当揭批查斗争刚刚走上轨道，取得一定进展时，他们又背后“一刀”，散布什么“扩大化”了。 派段君毅、刘杰加强河南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江青向他们在河南的那几个主要人物进行了“路线交底”。三月二十七日，那几个主要人物借汇报河南工作之机，面对面地恶毒攻击邓副主席。此后，王洪文主动登门看望，谈了几个小时，并在一起喝酒、吃饭。王洪文撑腰打气地说：“中央（“四人帮”）支持你是没有问题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江青说：“他不比别人矮半截，腰杆要硬。”张春桥则说：“我们特意给他一把尚方宝剑，非杀一批不行。”在“四人帮”的指使下，那几个主要人物把郑州、洛阳、开封等地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鞍钢做好揭批查收尾工作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汪锋说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把揭批查运动抓紧搞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由于运动开展较晚，“双打”斗争才开始不久，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对于罪行严重、有民愤的打砸抢首恶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一切冤案、错案、假案一定要彻底平反、纠正，县以上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好。对少数问题严重、阻力很大的单位，一定要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揭开盖子，改变落后面貌。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最近，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原兵团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拨乱反正，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清了路线是非，查清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全兵团性的重大事件，搞清并平反、纠正了师以上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查清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师以上主要负责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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