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会议的辩论作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篇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产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肃清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 2， 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5， 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 8， 所谓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问题。 9， 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的问题。 10，所谓农村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的问题。 11，所谓合作社只要三年优越性的问题。 12，应不应当在最近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 13，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的问题。 （3）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 要讲全面规划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4） 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就是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性质，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 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还有一些同志老是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 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就嗅不到政治气候。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5） 若干其他问题 什么叫“左”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完全可能。不加强领导，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要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将来的趋势如何？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这一段话，联系现实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从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毛泽东为了指导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着手编辑一本文集，汇集各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他集中时间和精力，日以继夜，亲自看稿、选稿、写按语，到十二月才完成了编辑工作。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就有两篇。 到一九五六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不能否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发展，使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当时有利的革命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种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健康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一时机，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二）中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建国后的一种经济成分。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３２.７％，国营占６７.３％，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1] 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 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有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 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 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 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 福利费 15 ％ 公积金 30 ％ 资方红利 20.5 ％ 总计 100.0 ％ （9）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至五年，这种进行将更大，所以三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经过几年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9％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三）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 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1、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上，一九五六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 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 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 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以上三种经济已达92.9％ 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 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 2、 在工业总产值中，一九五六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 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 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 3、 在商品零售额中，一九五六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 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 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 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 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本来就是上层建筑中保障我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它们就担负起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在一九五六年大都提前完成了。接下来的一九五七年是我国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一九五七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 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一九五七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一九五二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一九五七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28.3％，平均年增长12.9％。 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35.5％提高到45％。 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3倍。 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 电产量达到193.4亿度，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3.2倍。 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一九五二年增长25％平均年增长4.5％。 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9％，平均年增长3.7％ 棉花产量达164万吨，经一九五二增长26％，平均年增长4.7％。 一九五七年全国财政收入： 各项税收的比重由一九五0年的75％下降到49.9％； 国营企事业收入的比重由一九五0年的13.4％上升为46.5％；其中，工业企业收入由一九五0年的6.8％上升为19，1％。 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一九五二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 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四节 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中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六年以后，围绕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些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搞糟了。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反击了这种言论。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刮起了一股“左”的“共产风”、“平调风”，否定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份开始，毛泽东首先起来着手纠正这种错误。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有人起来攻击“三面红旗”，说党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反右倾时又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同时又在全国错误地兴起了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平调风”。 一九六一年，在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条件下，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单干 风”，一些人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股风受到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毛泽东顶住了这股风，坚持继续完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八十年代以后，一九八一年六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慌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在三十年来的各种新闻出版、报刊杂志中，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的言论，比比皆是。 《毛泽东全传》一书的作者辛子陵，在他这本书的新版序言中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这个的决议的背离。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