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教训正在于：“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件的结果”。[1][100]一个排斥民众参与的上层社会改革，其必然的结果正是权贵私有化和寡头专制，无论它打出来的旗号是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拒绝秦晖等先生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道路”，这样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必然要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这正是秦先生全部理论公开的秘密。

至于说我倡导的“新乡土主义”是要回到1861年之前俄国的农奴制，这样的指控与“新左派”的罪名联系在一起，读者大概要迷惑了，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要回到农奴制的“新左派”吗？不过，放在秦先生的逻辑里，就一点不奇怪了，因为在他那里，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是与宗法农奴制划等号的。在秦先生的话语词典中，所谓寻找左右共识，指的不过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如此的左右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即右的如美国，左的如瑞典——这才是他左右共识的底线，唯一有效的“左右”问题必须以此为前提。

“我如今是自由主义者，但我明确说过，在今天的中国做自由主义者不需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同样今天中国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会反对自由主义。”[2][101]只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过是反动派，这样的“左右”当然应该联手，寻求共识：共同完成普世价值！在他的概念里，今天的所谓“新左派”，都不过是民粹主义假“左派”，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而是前后的问题，即他们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反对历史的“进步”。“我对所谓的新左派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过来的自由主义瘟疫使我们丧失了集体主义传统，他们老想用集体主义传统，这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遗产，并用这种东西抵制分家的过程，这就是我所讲的民粹主义”。在秦先生眼里，社会主义遗产就是民粹主义，就是反对“分家”，必然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敌人，只有站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谈左派问题。现在再来看这段自白，读者就可以心知肚明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它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它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至于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事情，或者自由主义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成其为问题。

比如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3][102]

这个所谓左右的“共同底线”是什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西方的“国家干预”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国家干预就是专制，西方左派是真左派，中国的左派都是专制的帮凶，——这样的理论不过是拙劣地呼应着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不过，随着2008年之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经济危机横扫全球，随着欧洲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连续失败，欧洲经济陷入积重难返的主权债务危机，愿意再相信这一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年奥斯陆7月的连环爆炸枪击血案和紧接着的伦敦8月的街头大骚乱，也许还可以加上今天正在蔓延的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以及欧洲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让这样的时髦理论无家可归。把瑞典道路作为普世样板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不请希腊、意大利这些深陷危机的欧洲宪政民主国家先学习呢？欧元区在救援问题上的“左右”共识哪里去了？普世的“瑞典道路”为什么解决不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问题？瑞典为什么不肯加入欧元区？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北欧最大和完善的军工体系，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据2006年的报道：“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额去年达到84亿克朗，比2004年增长了15％，其中Haegglund生产的装甲车成为瑞典军工企业的拳头产品，99％的装甲车用以出口。在过去5年中，瑞典武器出口已经翻一番，50％的瑞典军工产品出口到欧盟之内的国家，20％的产品出口到欧盟之外的国家，其中9％出口到美国。”[4][103]近年来，瑞典作为非北约成员国从派兵阿富汗到让自己生产的“鹰狮”战机加入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公开放背弃自己在二战之后宣称的中立原则，更是意味深长，有媒体推测此举也是借此为瑞典产“鹰狮”战机做广告。近年来，从强制遣返伊拉克难民，到2010年12月伊拉克籍的人肉炸弹在斯德哥尔摩制造连环爆炸（爆炸案之前十分钟媒体收到邮件抗议瑞典派遣部队参与北约和美国的多国部队），这些以“和平”与“中立”自居的瑞典正在出现的转变，它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战争爆发区域不断加深的关联，究竟说明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秦先生的判断还是对的，那就是在“普世价值”的招牌下，左的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的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确实能够在“左右共识”的“民主”基础上完成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打击：打击那些胆敢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

最近秦先生开始疾呼：今天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联合。在他的历史终极论的坐标系上，所谓“新左”与保守主义不过是一回事，即站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反面。不过，遗憾的是，今天世界上，这样的反动派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欧洲福利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冷战和它自身的经济危机，它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购买国内和平的模式。讨论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无法脱离内部的社会运动、自二战以后的冷战格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关系。无论是古典的“雅典（罗马）道路”还是今天所谓的“瑞典道路”，不讨论其民主的前提，就不可能真正解释今天的西方民主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及其问题和危机。

秦先生指控民粹主义就是要回到农奴制。但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恰恰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致力于反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同样，美国的黑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民粹主义的一支是主张革命推翻农奴制，——这一点上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一个革命阵营中的；另一支是到农村去致力于建设“农民社会主义”，——这之所以被秦先生强调为“警察民粹主义”（传统的命名是“自由民粹主义”），只是因为：“它打着‘人民’的旗号，乃至‘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甚至与反对贵族政治（即所谓‘少数民主’）。它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无实际意义的”，[5][104] 由此可见，在秦先生眼中“民粹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即便秦先生指控俄国民粹主义“到民间去”是要在合法的国家和沙皇“专制”统治下来为农民服务，这也并不等于他们是要回到“农奴制”，事实恰恰相反。所有这些指控只是因为在秦先生的理论里，凡是认可“大共同体”、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民主都是要回到“农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