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革命

其实，俄国的村社制度与农奴制度是两回事，并不能划出等号，而是相反，探究从村社制度转变为农奴制度的社会与历史原因究竟何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1861年之前，俄国的村社制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农奴制的形成开始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其强化是17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完成者则是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其实，俄国的农奴制正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中强化的，“在工业化以前的俄国，没有农奴制这样的方式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就没有彼得一世强力实行的西化改革，就不会有俄国长期的对外扩张，更不会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打败拿破仑帝国”。[1][105] 而农奴制的彻底完成和达到高峰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这一崇拜西方启蒙思想并致力于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明君主”，把俄罗斯绝对主义强权国家推到了极致。但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却把俄国农奴制的形成看成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国家内部自然演进的过程，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正是秦先生一贯的方法论：

这样，我们就在从15世纪以来的俄国史中看到数位一体的过程：自由农民向农奴转化，农户地产想“公社份地”转化，准私有的世袭领地向国家授与的封地转化，古典色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转化，松散型的自由米尔向紧密型的农村公社转化，而松散型的诸侯联盟与霸主政治也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转化。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将其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农民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样一种近古沙皇专制——农奴制俄国的传统体制，至此遂告确立。[2][106]

其实，无论俄国农奴制的形成还是废除，都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俄国农奴制的强化与完成是基于内部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需求，而农奴制的废除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外部压力的后果，特别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使得俄国必须重新建立新型的动员型社会，——这才是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亚历山大二世来完成的原因。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信中已经清楚地指明，俄国之所以要杀死“公社”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并不是为了废除农奴制而废除公社，而是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剥削”[3][107]，“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4][108]

别尔嘉耶夫曾沉痛地总结道：“西方带给19世纪出色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对人民来说并不是有利的。与人民完全脱离的贵族的力量得到复兴和增强，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难以理解的。正是在彼得时代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5][109]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要求农奴制，而不是相反。这和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出现是同一种历史逻辑，在今天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罗塔（Raymond Lotta）在致全校的公开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事实：“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今天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There would be no United States as we now know it today without slavery）”。这一逻辑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的延伸，则是南方的血汗工厂。中国“现代化指向”的“斯托雷平”改革标志性的1993年，深圳葵涌大火烧死了87位从农村“实践自由”的打工妹，而她们之所以惨死烈火，只是因为所有的出口都被铁网焊死封死，——为了防止上班溜号。这样当代版的“包身工”重现，如果回到秦先生的逻辑里，的确是要问一下，究竟是谁要回到“农奴制”？！其实，只要看一看秦先生大力推荐的雅典（罗马）道路，它们的“民主”制度如何建立在对奴隶制度的倚重和对小农的剥夺上，就能明白秦先生的底牌。历史上看，无论是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还是近代美洲的殖民地奴隶制度，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奴隶制从来不是“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特产，而是相反，它恰恰伴随着从古典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遗产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今天的历史，——从理论到实践。如何理解这样的遗产，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