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七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哲学关乎方向，没有方向的战略只能沦为玄学;刀剑是实现战略的利器，只有正确方向而没有实施战略的利器，这样的战略绝无实现的可能。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做秀只能在极次要的问题上产生效果，但在核心利益上若再玩这些“花活”则必败无疑。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一定是要带刀子的，刀子是用于解决敌我矛盾的工具。当前的中国战略研究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矛盾论》[76]。只有弄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才能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敌人即满眼都是“战略伙伴”的战略则一定会遇到缺少盟友的尴尬。共产党早期的战略只有共产主义纲领，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敌我判断，结果在蒋介石“四一二”屠杀中近乎全军覆没。此后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真得不能绘画绣花，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关于此，马克思说得好：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7]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78]在这方面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79]。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边界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因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的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实施的。

　　但是，这些的道理对处于巅峰时期的国家来说，则容易被忽视。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80]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81]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82]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83]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84]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85]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86]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87]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88]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89]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90]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学习毛泽东，不仅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要学习毛泽东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91]，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92]。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93]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94]，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95]——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96]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97]，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98]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八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99]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100]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101]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102]。

　　历史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