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战略任务 （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一九三六年，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斯大林就宣布：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提法，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同意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国际上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党的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两种制度作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两种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至于两种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那就更差一点了。” 这个讲话似乎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最初提出“谁胜谁败”解决了没有的问题。首先，毛泽东肯定了“八大”的“已经解决了”的提法，其次，又补充了“基本上”三个字，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最后的，不是巩固的。再次，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所谓“基本上分了胜负”也仅仅是就两种社会制度来说的，“至于两种思想”、“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不能说“基本上分了胜负”。 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国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经过观察和分析，毛泽东在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作了深刻地分析：一方面，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1）“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2）“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3）“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4）“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无论在全人口中，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 （2）“资产阶级的影响还要长期存在”； （3）“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4）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毛泽东强调指出，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十分重要，“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在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一九六零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指出：“‘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在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这里认为，“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中国还没有解决，而且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解决。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在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中，关于“谁胜谁负”的问题，加写了一段话：“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利，而较少受害。”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经毛泽东修改的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并在报告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个论断的理由：（1）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2）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一文时重申：“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初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胜利了，资本主义失败了。也就可以说，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总结中国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得出了新的结论。对于这个新的结论，当时，除了赫鲁晓夫外，还有很多人不懂。事实确实胜于雄辩。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新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也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和洞察能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心存疑虑，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反动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 复辟危险问题与谁胜谁负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是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这个讲话可以说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全面提出来了。首先，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反动阶级的残余还存在。他们是被剥夺的、被压迫的阶级，他们心怀仇恨，一有机会就希望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其次，如果共产党的领导搞得不好，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就有可能引出全国性的乱子。再次，历史的发展总会是有曲折的，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是很可能的。世界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历史总是要发展的，中国总是要前进的，假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总会有人民群众来收拾时局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存在的，甚至是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都曾有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复辟。”“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时指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动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正式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里，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反革命复辟的一种方式──逐渐复辟，即反动阶级残余利用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方法，使干部队伍变质、使共产党变质，从而实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因此，毛泽东提出，实行干部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参加生产劳动，是提高干部觉悟，改善干群关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防止反革命复辟的重要方法。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是指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恢复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苏共领导大吹大擂地说，他们那里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里分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三种方式：第一种，通过反革命政变来实现；第二种，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来实现；第三种，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其中，第三种方式的可能性最大。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加写：“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历史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1）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某些国家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敢不敢正视这种危险，善不善于防止这种危险性变为现实性。正视这种危险性，就可以使党和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寻找各种有效的途径，防止这种危险性变为现实性。不正视这种危险性，只会麻痹党员、麻痹人民，使他们在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 （2）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复辟的危险，也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彻底的解决。一些年来，某些重要出版物在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同时，也否认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可以说是把阶级斗争尽量缩小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3）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内根源；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外部条件。 （4）资本主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复辟的决定性因素，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机会主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窃踞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目标，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经济私有化，等等。把一个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历史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选拔领导干部一定要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决不能让机会主义分子窃踞党的领导岗位，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岗位。 （5）毛泽东最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且相当科学地作了某种层次的理论概括，还提出了许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办法和措施。毛泽东这样反复地强调这个问题，并非杞人忧天，它确是实关系到革命人民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决不能因为其中某些理论上的不完善和措施上的不恰当，就加以全盘否定，把婴儿连同污水一起泼掉。 （三）社会主义社会中，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 1、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的重要形式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就注意到了杜勒斯鼓吹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战略。杜勒斯在一九五八年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我们“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一九五九年他又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警惕国际敌对势力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这里，具体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就是搞影响、瓦解、分裂、渗透、颠覆、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把苏共领导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合乎我们目的'的举动，叫嚷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并且乘机鼓吹促进苏联的'和平改变'。”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指出：“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和进行和平瓦解。”因此要“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和和平瓦解）。”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可能性的一个方面，即来自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发动地和平演变侵袭。 2、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对一个文件的批语提出的：“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实际上就提出了警惕国内的敌对势力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指出：“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可能性的另一个方面，即国内的敌对势力采取和平演变的策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3、党的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可能性的最危险的因素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对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往往不容易看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险性也就更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只要认真研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教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就“能够防止'和平演变'。”“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 确实是这样，在当代，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反和平演变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这是因为：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