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2013年11期，转载了《党史博览》2013年03期李海文（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的文章：《读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谈话来历考证》。我对这篇文章再三拜读，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对大家多年来信以为真的毛主席这个谈话，此文作者由心存疑惑，进而对其来历经过多方面的认真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查无实据，来历不明。“这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之也可以说是作者对研究毛泽东思想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应当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我对寄送登了此文的《红色参考》编辑部负责人表示感谢，因为这使我这个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人，知道了一个难得的重要讯息。说句老实话，多年来我对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谈话也是比较关心的，零零碎碎的积累了一些资料。现在，在我掌握不多的材料的基础上，对由此文引出我的疑问，特叙述如下。
一、《毛泽东传》为什么不据实写史？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传》的作者，都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当然会知道，立传就是修史。修史要求据实写史，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和应有的职业道德，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史学界的光荣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表扬了正气凛然的两位史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两个朝代的史官，用现代话说，就是对搞政变，弑君篡位的皇帝，如实加以纪录于史册。晋代的这一位，上一个史官被砍了头，下一个继续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对这样舍弃生命，忠于职守的史官，文天祥加以高度表扬，赞扬他们是“天地有正气“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据实写史，也确实是值得学习的典范。据实写史，要求对史实需用文字准确地表述出来，记录清楚时间、地点、人物、所说的话语和所作所为，等等，并一一注明出处。当然现在还拥有过去所没有的照相、录音、录像等技术，对工作更是如虎添翼。这样据实写出来的史实，是可信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会流传千古。司马迁所著《史记》，如毛主席所说是的我国“两部大书”之一（毛主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扎实资料，反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突破了儒家的“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这一套传统历史观（也是儒家的道统），对中国历史的源头，开宗明义就说，自黄帝始。《记卷一》，把黄帝明确作为“五帝本纪第一”。这不是信口开河，主观随意论史，而是司马迁父子经过长期在南北东西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冒了很大风险，如实地反映历史。由于这些史实有根有据，推翻不了，终于独树一帜，打破了儒家关于“三皇在先”的历史观，并经得了千百年的考验。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是司马迁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的表现。
《毛泽东传》这样严肃的党和国家的领袖的历史传记，本应继承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均应如实地记载，注明准确的出处，以对历史负责。但是，《毛泽东传》对“两件大事”的谈话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却只非常简略的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在这里：时间，没有年月日；地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有几处住地，如菊香书屋、游泳池等，这里没有说明是哪一处住地；谈话对象，只说召见华国锋等。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等者，当然只有等而下之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都说出来？在1993年12月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那天晚上，华国锋对专门来访问关于“两件大事“这个问题的李海文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按：陈晋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原文见《党史博览》2013年03期）《毛泽东传》关于“两件大事”这段话的出处，注明：“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纪录，1977年3月22日。“现在，《毛泽东传》所根据的毛主席这个重要谈话的提出者叶剑英，不是直接听到毛主席谈话的当事人，他转述的听毛主席谈话的当事人华国锋，又明确加以否认。这样，确如李海文所言，毛主席这一谈话就成了“查无实据，来历不明。“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疑案，值得引起大家高度重视，是需要彻底弄清的。 二、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到底是对哪些人讲的？
根据现在流传的材料，说法不一。但所说的人基本上都是左派，与这个讲话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讲话后面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说明毛主席对左派的关心。因为他估计在他故去后，右派会上台，左派的日子不会好过。正如他在去世前对江青说的：“江青同志，你得罪了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啊！“（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传达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最后一句话。）华国锋之流是蠢才，以为这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否定，是江青的罪行。实际上这句话，大家都能体会到，这是毛主席对结婚四十年的妻子的无限关心！这个讲话到底是对哪些人讲的？说法不一：点名一个人的，《毛泽东传》说是对华国锋等讲的（1949-1976下卷，第1781页）；只讲两个人的，陈晋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说是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点名六个人的，东方直心著《毛泽东大传》：1976年6月15日，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应召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即两件大事）。（《大传[四]》第十卷第562页）点名七个人的，《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我的书放得比较乱，一下找不出来此书，这是根据过去的摘抄。）《毛泽东传》在叙述毛泽东在对华国锋等谈话，是“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那以前一次是何时、何地、对何人讲的？也许个人孤陋寡闻，没有听到过官方的传达，也没有听说别的书刊提及这两件大事。只看到这本《毛泽东传》的第1645页，毛泽东身边两个工作人员的回忆。“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原注：访问吴旭君谈话纪录，2002年1月18日。）“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原注：访问张玉凤谈话纪录，2001年12月12日）这里先提出一个问题，张玉凤说：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毛泽东传》的领导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线索，当时顺藤摸瓜，派人去查看一下档案，找出1973年政治局会议纪录的毛泽东的讲话，不是比张玉凤的回忆更加准确和可靠吗？据李海文这个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后来说，1979年因有人建议将这段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见《红色参考》2013年11期第30页）既然中央的档案中都没有查到这段话，因此这段话的真实性就很成问题了。其次，从传记的行文结构来看，两个工作人员的访问谈话纪录，似乎是应传记作者的要求，通过派人访问而“回忆”起来的。这两位工作人员对毛主席这样重要讲话，为什么以前没有纪录并予存档？现在进行“回忆”，是事隔三十年左右之后，应要求而想起来的。因此，对这种作法而得出的结论，不是值得打个问号吗？
三、毛主席讲“两件大事”的时间和内容为什么不完全一样？
关于时间，有几个说法：有说“这一年”的；有说1976年6月13日的；有说6月15日的；有说6月25日的。显然，毛主席不可能在这么密集的时间里反复多次对人讲。但到底是一天是准确的时间，就不得而知了。关于内容，说法也不完全一样，下面这一句基本相同。“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认为，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说是出自毛主席之口，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如果说在文革初期，在中央的领导班子里，可以说是这种情况。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怎么还会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呢？而且，这也与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毛远新整理毛泽东批准的）中，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一致。在那里，“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怎么三个多月后，又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呢？这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吗？在内容上还有，《毛泽东大传》与《毛泽东传》基本上相同，但在末尾“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之后，还多一句：“无非还是我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紧接这后面，《毛泽东大传》有：“毛泽东还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一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第562页）这些话很重要，是不是在讲“两件大事”时一起讲的，值得搞清楚。胡绳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所作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比《毛泽东传》简略些，讲得不那么确定，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他作为毛著编委办副主任，当然知道档案中查不到这段话），李海文认为，这“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但作为旁观者，则对胡绳可能是另外一种看法。如果明知档案中无这段话，却还要著文宣传所谓的“两件大事”，这是为什么？
四、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胡乔木很关注这个谈话，他要胡绳在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引用上，以“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胡绳在1993年《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以上两人的话均参见《红色参考》2013年第11期第30、31页）个人认为，胡乔木和胡绳两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他们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起草者和拥护者，他们是标准的邓派。民主革命时，他们是同路人，所以他们对《两件大事》的前一件事是赞美有嘉；而对后一件事，即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第一次伟大实践），是反对的。“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因此，要这些文革的反对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以正面的启示，怎么可能呢？他们说“历史的定评是：…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很显然，这是邓小平的观点，是什么历史的定评？邓小平曾经承认犯过走资派的错误，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永不翻案。”现在你们把他翻案的话当作“历史的定评”，这不是把邓小平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这个反面的启示，不是使人也大开眼界吗？总之，如上所述，所谓的毛主席的“两件大事”的谈话，“查无实据，来历不明“。因此，这是不是这个最早提出者叶剑英的一个“创造”和“发明？一个子虚乌有的谈话，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一个不小的波澜，他们捏造出“毛泽东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以达到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从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他们起草了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许多人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又出此下策，捏造毛泽东讲过“两件大事”的谈话？但正如谚语说的，谎言可以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骗人于一世。我从这个谈话得出这样的启示，对不对，谨就教于同志们。（于2014年元旦节前后）
-------------------------------附： 关于毛主席“两件大事”的谈话来历考证
2013-11-4 14:16| 发布者: 05txlr| 查看: 544| 评论: 7|原作者: sglljw 来源：红色中国网
《党史博览》2013年03期发表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海文的文章《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透露了流传很广的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血雨腥风”的一段谈话，实际上查无实据、来历不明，至今“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
同时，李海文还透露，这段话最早出自叶剑英的讲话，但叶一直没说明毛主席是对哪些人讲的；后来“在传播过程中，这段话不断地被加长”，胡乔木、胡绳等人还企图以此“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等等。
关于毛主席讲“这段话”的时间，有说是1976年6月13日，有说是6月15日，有说是6月25日，莫衷一是。但是，就在这些日子的三个多月前，即3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了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其中同样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论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大家可以将毛主席的这些话，同流传甚广的那段出自叶剑英之口转述的关于“两件大事”、“血雨腥风”的话细细对比一下，看看能不能够从中悟出些什么来！
下面就是李海文的全文： 叶剑英的讲话转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 胡绳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所作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作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指台湾）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胡绳的话没有讲得那么确定，表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原文如此），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传1949—1976》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过程及结束。
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和共鸣。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那时思想活跃，作风民主，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
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
胡绳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并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这段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重要史料，被广为引用。在传播过程中，这段话不断地被加长。所以，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的内容超过胡绳所引用的内容。
“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含义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这段话的重视。在众多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常常引用这段话。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引用上。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
胡绳回忆：“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对毛泽东这段话的考证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 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该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在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说法不同。我们期待记录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生平的最新年谱的出版。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由叶剑英讲出来的，他不止一次讲过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泽东对叶剑英讲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等讲的。陈晋在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责编：路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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