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可以推迟，革命不可以出卖——再谈毛主席一生中的“两件大事” ... ... ... ... . ...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

                                                                          项观奇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发表后，引起许多同志重视，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进一步落实。我遵照同志们的意见去做了，有所收获，作为上文的补注，我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一个是我获得这个传抄稿的时间。我个人回忆是在主席在世时的批邓那段时间。这个回忆，得到了和我一同阅读过、讨论过这个谈话的宋书星同志（原省革委委员、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的证实。我在2014年1月31日春节这天，给宋书星同志打电话拜年，同时核对此事。宋书星肯定了是和我一起讨论过这个谈话。我请他写一下，他立即写电子邮件给我。如下：

观奇：

      大约在1976年7月份，是看到油印材料还是听你口述，记不清了，但时间地点还记得。地点：在新校学生宿舍6号楼324我的宿舍里，孙良臣也在。时间：在 “4.5事件”之后——8月中旬之前。……

       除了公开发表的，那是最重要的小道消息！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当时普遍认为是主席临终安排后事！对于造反派命运，没有再比它更重要的事了！记忆极其深刻。

                                                        宋书星  2014。1。31

        宋书星同志提供的回忆是有价值的。主要就是核对了时间。

        同一天，我在和书星通电话后，接着就此事，电话询问原省革委常委刘长茂同志。他说，肯定是在主席在世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消息。这又是一个旁证。

        书星所记“高祖将崩，吕后问政”一段，当时可能就是和“两件事”的传抄稿在一起的。记得在此事之前，就曾传说过，主席对许世友说过“周勃重厚少文”，让许世友认真读书，等等。于光远回忆，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传抄稿不只一页，我想，可能是因为包括了《高祖本纪》的下面这段话。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这段话在当时是传抄得很广的，老同志们可能都会记得。

        为了落实此事，我在给老师金冲及同志拜年时，又一次询问了此事，并立即做了记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76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2。3   13时37分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份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是这个说法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是相信有这个谈话的。

        第一、这符合主席的思想。主席对文革意义的认识，对文革理论的探讨，恐怕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主席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间，倾心于文革实践、文革理论，倾心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把文化大革命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相提并论，可见，毛主席是深知此事的历史意义的。所谓“两件事”，实际就是两大历史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用通俗的说法概括了科学的命题。我们今天要捍卫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这是毛主席所作的两个历史大题目，是毛主席的两大伟大实践，并因而产生了毛主席的两个伟大贡献，并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有没有主席这个谈话，其实并不能动摇这个实质。但是，想抹煞主席这个谈话的人，却正是想抹煞主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第二个贡献。

        第二、毛主席早就有意想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写本自传。文革初给江青的信，就包涵对自己的总结，对吴旭君、张玉凤更明确说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其实自我总结的想法由来已久，1961年就曾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打算写自传的想法。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 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7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我们见到的这个谈话，完全合乎毛主席要总结自己一生的想法，而且谈话风格、气魄，完全是毛泽东式的。

        第三、现在看来，这个谈话是在主席还在世的情况下传出的。叶剑英能在8月15日传给熊向晖，能够77年在中央正式会议上引用这段谈话，以叶剑英的“诸葛一生唯谨慎”，是不会随意轻信小道消息的，应该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主席的话，在当时，被称为是“最高指示”，是很权威，甚至是很神圣的，文革中没有听说谁胆敢伪造“最高指示”。像叶剑英这样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更不会办这样的蠢事。那段时间，没有发生把这个谈话作为政治谣言来追查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谈话是伪造的，不足为据。当时，当事人都还活着，没有人出来辟谣。所以，伪造的可能性很少。   

        三十多年来，编选毛主席著作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落实这件事，往轻里说，是工作失职，至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里暂不去说。我希望现在抓紧找吴旭君、张玉凤、王海蓉等同志落实。

        第四、毛主席是在不同场合分别对着吴旭君、张玉凤这两位同志说明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可见这是主席的一个成熟的想法。1976年的谈话，不过是这个想法的最后的表达而已。吴、张二位同志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她们不会造谣，也没必要造这样的谣，更况她们当时还不理解“主席怎么就仅仅办了这两件事”？所以，即便最终仍不能落实76年的谈话，有这两位同志留下的书面证言，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个思想，依然可以定论。

        由此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毛主席对吴旭君和张玉凤关于两件事的谈话，别人是不知道的，如果造假，怎么能这样巧，怎么能这样符合主席还没有公布的思想，而且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想法、说法。除非是一个类似吴、张身份，能够接触到主席内心世界，又深得主席思想的人。而且，这个人感到有作假的必要。这是很难成立的。

        恐怕事情是相反的。谈话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一位有心人立即记下了全文（我说“至少”是因为我所保留的版本和叶帅的版本不一样，不能排除来自两个人。比较而言，我的版本更好些），在没有正式传达任务的情况下，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把这个谈话传了出来。谁知道这是不是违背主席的意思呢？就像《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写的，贴出的。但是，流传出来是8月25日，副标题多了一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一字不错。此消息从北京连夜传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因此发生了“8。25事件”，有的战斗队干脆名字都带上了“8。25”。至于谁传出来的，至今也不知道。但是，大字报是准确的。

        第五、华国锋晚年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是要叫李海文替他出来说这个话。可是，有没有这个谈话，是件大事，华国锋最应该懂得。当年不是因为据说“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窜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就是“篡党夺权”吗？弄得全国人民怎么也搞不懂这两句话的差别竟是这样严重。现在，叶剑英胆敢编出了这么一个遗嘱式的谈话，岂不是更严重的滔天大罪？为什么不对叶剑英采取措施？至少应该站出来证明没有这个谈话吧。那时，华国锋的权力正在颠峰之上，表这个态，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就是到了下台之后，真要没有这个谈话，为什么不写信给中央，给毛著编辑委员会，订正事实？最后也只是郑重其事地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另有目的吧？华国锋最后借张根生之口，大谈自己抓捕“四人帮”和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功劳，以图混个青史留名，抹去叛徒的臭名，作最后一次投机。以这种心理，要否定毛主席“血雨腥风”的预见，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血雨腥风”这个历史结论，足以令叛徒们精神崩溃。所以，他们要否定这个结论，但是，这只能反证：是有毛主席这个谈话。

        综合以上所论，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倾向是有这个谈话的，至于思想，更可以断言是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担心和预见已经被事实验证，无须再多加议论。但是，这个谈话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自己对自己所作的唯一的结论，是一个经过反复思考过的结论。毛泽东评论毛泽东，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想而知。

        毛主席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第二件大事来对待，这就告诉我们，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的意见，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诠释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那你就必须基本肯定文革，必须基本肯定文革理论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必须接受这份遗产。这是毛主席本人的主观愿望，也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块试金石。毛主席早有被否定的精神准备，而且，深知就在这第二件事上，所以才有对江青的那个话，“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但是，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个谈话，这样高度评价文革在他一生中的意义，就是坚持原则。

        这是这个谈话的纲，这个谈话的灵魂，说遗嘱，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切拥护毛主席的后人，要保卫毛主席，要保卫毛泽东主义，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要抓住这第二件事，就是要保卫这第二个贡献。这是毛主席的本意所在，也是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所在。离开这一点，一切动听的颂扬毛主席的空话，都是欺骗人民的。      

        毛主席的谈话，也讲了斗争策略。毛主席预见到了形势的严峻。一是说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二是说“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历史证明这个预见是冷静的、准确的。但是，要注意，尽管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危险结局，他本人还是坚持文革是他一生中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他要以肯定的态度把这分遗产交给下一代。在毛主席的眼里，可以接受失败，不能接受投降。革命可以推迟，革命不能出卖。宁可血雨腥风，绝不向修正主义屈服。

        当然，毛主席说了，“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三十多年的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担忧。

        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2014。2。7     于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