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起变化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东莞台资裕元鞋厂的大罢工引起了中国所有进步政治派别的热烈关注。东莞裕元工厂的罢工不是孤立的。据“非新闻”统计,今年4月份,全国爆发千人以上大规模群众性斗争148起,日均约5起。五一以来,至5月6日止,全国已爆发大规模群众性斗争25起,平均每天约4起。这些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正在掀起一个工人斗争以及其它各种群众性斗争的高潮,标志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在经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私有化以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取得了暂时的优势,在血汗工厂制度下积累起来的超额利润为中国的资本积累机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统治的基础,首先是资产阶级占有着社会上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者的饭碗。资本家根据他们谋取利润的需要,可以决定给多少劳动者“饭碗”,给哪些“劳动者”饭碗。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也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他们一切政治与社会权力的源泉。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又进一步控制着国家机器,并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劳动者的反抗。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确保了在一般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然而,在此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的国民收入分配还是要通过经常的、反复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
为了在日常的、反复的阶级斗争中占得上风,资本家的魔法库中有三件法器。第一件法器叫做“产业后备军”,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失业和半失业的劳动者队伍,给在岗的劳动者造成很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在岗的劳动者接受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劳动时间、较高的劳动强度以及较为恶劣的劳动条件。
第二件法器叫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通俗地说,就是用机器替代劳动,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单位经济产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人为制造失业,从而达到增加产业后备军的效果。
第三件法器,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军队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在中国就叫做“维稳”。这是资产阶级在通过正常的“市场规律”无法有效遏制工人阶级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用的最后一招。
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正在一步步地削弱着资产阶级上述三件法器的“法力”。
在当代中国,产业后备军赖以存在的主要形式就是生活在农村的数量庞大的所谓“剩余劳动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产业后备军已经开始枯竭。据官方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即来自农村的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由1990年的约1亿增加到2013年的2.7亿,其中对于城市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外出农民工”总数由1990年的2200万增加到2013年的1.7亿。
就增长速度来说,全国农民工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平均增长5.9%;2001-2008年下降到了2.5%。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全国农民工总数增长了1.9%。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的年增长率回升到5.4%;2011年,下降到了4.4%;2012年,下降到了3.9%;2013年,下降到了2.4%。
外出农民工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2%。外出农民工数量的极大增长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主要阶级基础。2001-2008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平均增长3.6%。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3.5%。2010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了5.5%;2011年,下降到了3.4%;2012年,下降到了3.0%;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了只有1.7%。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的逐渐萎缩,中国新工人的斗争意识与斗争力量逐步提高,迫使资本家做出越来越大的让步。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3%。在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5%。2000-2008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6%,大大低于同期工商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但是,从2009年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7.6%;当年平均物价水平下降,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18.3%。2010年,外出农民工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分别为19.3%和16.0%;2011年,分别为21.2%和15.8%;2012年,分别为11.8%和9.2%;2013年,分别为 13.9%和11.3%。
在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资本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得不接受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局面。当然,这种局面,是在中国资本家长期地、残酷地、超乎常规地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长在客观上的反映。
从国家统计局今年一季度的统计公报来看,目前这种形势还在持续发展中。今年一季度,外出农民工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增长了10.1%,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实际增长了7.7%,农民工工资总额增长了11.8%,扣除物价上涨以后实际增长了9.4%,超过了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7.4%)。
中国资本家赖以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件法器也已经越来越不灵了。用机器替代劳动的方法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并产生大量环境污染。随着国际市场石油和其它资源产品价格的高涨,随着国内各劳动阶级反污染、保环境斗争的增长,资本家想要像过去那样随便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应地,资本家使用机器替代劳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
资本家通过勾结各级政府,可以动用警察乃至军队镇压一些地方、一些工厂的工人斗争。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工人斗争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武力镇压的方法,资本家至多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整个阶级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对工人阶级越来越有利的变化,这个大趋势,资本家是改变不了的。一旦工人斗争普遍化、大量化,数量有限的资产阶级军警将陷入疲于奔命、无可奈何的窘境;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则可以星火燎原、遍地开花。资产阶级军警的镇压,更可以教育广大的劳动群众以及先进知识分子,引导人民群众将一般的经济斗争逐步发展为更高水平的政治斗争。
按照现有的趋势,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将继续发展。在斗争中,工人还可以取得新的胜利,迫使资本家做出更多、更大的让步。那么,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满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日常经济斗争,中国工人就可以一步步过上好日子,甚至有朝一日当上“体面的”“城里人”、进入所谓“中产”的行列呢?
这样一种幻想,恰恰是中国工人阶级从现在起就必须警惕并打破的。只要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赚取利润。只有在能够赚取利润的前提下,资本家才会投资办厂,才会雇佣工人,给工人“饭碗”。在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时期,在资本家长时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因而资本家的利润已经很高的时候,面对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资本家可能会暂时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一旦当工人的斗争从根本上开始威胁到资本家利润的时候,资本家就会露出其狰狞的本来面目,比保护他们自己的老命还要更加疯狂地保护他们的利润。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欧洲的工人、北美的工人、日本的工人、南朝鲜的工人、我国台湾省的工人、东欧的工人、拉丁美洲的工人以及南非的工人、埃及的工人在这方面都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从工人运动的长远前途来说,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点来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门就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并为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市场供应廉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制造业。一旦中国工人的斗争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品不再“廉价”,那就是威胁到了大大小小资本家以及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威胁,资本家就会将工厂转移到世界上其它更加廉价的地区,会将资本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投机性的领域(以减少制造业局部的生产过剩),会雇佣警察乃至黑社会来镇压工人运动,会逮捕工人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乃至人为制造经济危机,通过提高失业率的办法来打垮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面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反革命伎俩,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呢?一种办法,走落后的外国工人阶级的老路,在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改良主义斗争以后,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扑,缴枪投降,放弃斗争,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他们想怎样“改革”就怎样“改革”,他们想怎样“紧缩”就怎样“紧缩”,忘掉“加薪”、忘掉“社保”、忘掉“八小时工作制”,甘心情愿做“人下人”。这样一种办法,难道属于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吗?
还有一种办法,向历史学习,向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光荣先辈学习,不怕鬼、不信邪,让思想冲破牢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挑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再由一般的政治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当然,要进行这样伟大的斗争,仅仅靠新工人自己的斗争是不行的,依靠受帝国主义影响的右派小资产阶级“劳工团体”的“指导”就更加没有前途。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发展和胜利的首要条件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老工人”与正在成长壮大的“新工人”的团结。在此基础上,中国工人阶级还承担着领导和团结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要有了这样的、广泛的劳动群众的团结,再加上正确的政治方向,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就必然无往而不胜!
(责任编辑、撰稿人:远航一号) |
子_云: 1、通过阶级分析,找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是99%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者,因此意识到要团结其它各阶层人民,打破目前的“社会殖民地”秩序,这是辨证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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