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原来，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来，他又要求将此文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知音惟恐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再说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他于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据薄一波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1月17日下午，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散会后，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们。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再说这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列;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8日凌晨1点多，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非常紧张。他心想，难道是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电灯却突然灭了。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也在此时冲进毛泽东的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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