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六章）

第六章 中国革命的前途

       从1989年革命的失败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

第一，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中国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第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经济制度，是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因而就其本性而言，就民主意味着人民大众的权力而言，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在1989年革命时，即当向资本主义过渡遭到了工人阶级的顽强抵抗时是这样；而今天，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而只有靠一个极端压迫性的政治制度才能维持一支廉价、驯服的劳动力队伍时，也是这样。因此，争取中国民主的斗争，如果按照其自身逻辑所要求的发展下去，就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第三，劳动人民，由于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难以超越他们个人生活经验的狭隘视野，达到对于社会的科学的和整体的认识，因而仅仅凭他们自己，也就不能够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一支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能够和劳动人民一起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就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条件。

       1989年革命的失败从政治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统治阶级渡过了风雨飘摇的阶段，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重新得到了国际资本的支持，并恢复了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阶段。

       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蹶不振。他们在国外的流亡政党濒于瓦解，在国内也不再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在没有任何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要不是凭着在中美两国统治阶级的外交斗争中充当一枚筹码，他们在政治上还能否存在下去恐怕都成问题。

     但是，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不仅存在着，而且还在不断发展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至少是默许，才可能存在下去。但是，在依附性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凭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这就必然招致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抗。要维持资本积累，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基础；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就不能不破坏资本积累的条件。要维持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而要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它就不能不破坏自己的经济合理性。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够同时维持自己的社会合法性和经济合理性，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的确，从表面上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现在好象是很有力量、很有前途。资本主义积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劲，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并且看起来再持续一个十年也没有什么问题。这在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陷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重重而难于自拔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统治阶级在面向未来时充满着自信，百年以来的富强之梦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它的一切内在矛盾，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了。正相反，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是术语的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经济从根本上是不合理的和充满矛盾的。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高涨中就准备了它日后崩溃的条件。这里，我们不能够详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理论，只须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积累包含着下面的矛盾：

       首先，在激烈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不得不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以资本（机器设备）代替劳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或者生产资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上升。这样，如果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对劳动力价值之比）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就会导致利润率（剩余价值对全部资本－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之比）下降。〔1〕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一定点以下：

生产的炽烈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陷入到睡眠状态中。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只有那种在生产上有利润可得并且实际会提供利润的东西方才会被生产出来。......使李嘉图不安的事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推动力，将会由生产自身的发展受到危险。(Marx,1967,259)

       要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家阶级就必须努力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加强了。由于资本主义积累在快速扩张过程中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就逐渐缩小了由失业人口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的缩小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减轻了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压力。这就改变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本家阶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资本日趋集中，因而也就便利了工人的集中和组织，促进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有效地防止了剩余价值率的上升。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决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矛盾，任何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扩张或迟或早要被长期衰退所代替。在历史上，每隔几十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要陷入一次长期衰退。在长期衰退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从而为重大社会变革提供了可能性。根据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的观点，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调节，资本主义经济是无法走出长期衰退的。因为要摆脱长期衰退，就要大幅度地提高利润率，而这又要求大幅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但是，资本家阶级想要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必须与工人阶级进行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事先保证资本家阶级能够赢得斗争的胜利。(Mandel,1995)〔2〕

       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增长只有用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来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高利润率，一方面来自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进口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积累，按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或迟或早，利润率会下降到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正常进行的地步。

       除了一切资本主义经济所共有的一般矛盾以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首先，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依附性发展，是建立在进口外国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的。中国能够进口这些技术、设备，是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能够凭着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历史趋势是以资本代替劳动，也就是趋于不断削弱乃至完全消除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因而从长期来说，将从根本上动摇依附性发展的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积累要进行下去，就不仅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必须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但是，资本主义依附性发展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民购买力的增长因而赶不上生产的增长。当然，只要中国还能够在世界市场上迅速扩大出口，一个相对狭窄的国内市场就不会对资本主义积累构成严重障碍。但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迟早要不能持续下去，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要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实现”问题（一个日益相对萎缩的国内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积累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所有这些矛盾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够精确地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陷入重大的危机，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从资本主义积累开始进入扩张阶段到长期衰退阶段开始，一般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大约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阶段。到时候，所有现存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都会严重激化。中国资本主义能不能从长期衰退中走出来，将取决于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在这方面，下列因素将对斗争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公开独裁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合法性方面远远不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因而在遇到重大政治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在政治上就处于极端脆弱的地位。

       其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没有通过阶级妥协，比如，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只有完全地、彻底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必须完全地、彻底地予以解决。改良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三，与大多数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劳动人民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曾经打倒过压迫者、掌握过自己命运的，是在此以后又受到过多次革命洗礼的。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精神状态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场革命的国家的劳动人民所无法比拟的。对中国劳动人民来说，剥削、压迫、统治再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他们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统治阶级不经过殊死的斗争是决不能夺去的；他们既然经历过革命，就决不害怕再以新的革命夺回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权利、扩大和发展自己的权利。

       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悲观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绝大多数人民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不合理和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为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曾经以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中国劳动人民，也决不会长期忍受现在的压迫秩序而无所作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次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发生在遥远不可及的未来，进行这场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的责任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里，不妨借用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评论当时法国的革命形势时所做的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Marx,1977,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