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六章）

附：自由派知识分子论市场经济、民主和革命

       谁有资格提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方案呢？第一个看起来有资格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是正式的反对派、唯一的反对派、民主的象征、王位觊觎者。所以，它不仅承认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矛盾，而且认为那是在现存社会范围内不可解决的矛盾，并因而提出了它的社会改造方案。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对私产与经济自由的剥夺则封闭了市场，保护了特权，偏袒了懒惰，禁锢了创造力，从而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而出路只有一条：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边缘》，5）

       人民为什么贫困？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不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是革命的结果，是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才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便是“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问题不在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本身，而在于没有“民主政治”。只要有了“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即使不能迎刃而解，也决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政治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呢？如果民主政治能够成为被压迫人民手中的武器，用以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那么就可以成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手段。这显然并非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意。

       “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加上“民主政治”呢？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稳固的。......财产权和自由市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保障，否则就会被统治者的滥权所践踏。（《边缘》，4－5）

所以，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民主政治”就是保障“财产权和自由市场”。但是，统治阶级的“财产权”难道不正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吗？所以，保障“财产权”不就是对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吗？

       自由派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意识到了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必然意味着侵犯财产。所以，他们才担心“民主政治会释放暴民心理，蜕变成无政府状态，最终又以专制告终。所以，民主政治在战胜个人专制后又面临着一种新的专制的威胁，即多数的专制，特别是道德多数的专制。”（《边缘》，6）什么是“多数专制”？抽象地谈论“多数专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多数”是什么，“少数”是什么，“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是怎样的，才可能理解“多数专制”本身的性质。当“少数”压迫着“多数”，因而实行着“少数专制”的时候，“多数专制”无非是指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压迫者的统治。说它是“专制”，就是说它违背一切压迫者的意愿；说它是“多数专制”，就是说它符合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意愿。

       所以，说民主政治面临着多数专制的威胁，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民主政治的威胁。民主，就它的本性而言，就它把权力交给绝大多数人民因而也是被压迫的人民而言，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只有在这点上，自由派知识分子才有了一点老实和科学的态度。

       “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在实践上这就是向人民许诺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确有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被新兴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剥削、劳动者的悲惨状况所震惊。抱着良好的愿望，他们希望这不是出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他们希望“使竞争人道化”，他们要为劳动争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尽可能好的交易条件。但是，这些“好心人”没有看到，劳动和资本的交易条件已经越来越不取决于一国无产阶级和资本的力量对比，而越来越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的力量对比。一方面，世界资本已经联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仍然是各自为战，因而各个击破。现在，欧洲的工人已经发现，要保证他们的“福利国家”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最近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的人权之争尤其能说明问题：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凭着它在人权上的“成本优势”，竟能部分地抵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优势，而使后者的人权成为问题。当然，我们应当争取、必须争取颁布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使竞争人道化”，而在于它有助于揭露以下事实：第一，如果这些法律没有得到贯彻，这些法律就是一堆废纸；第二，如果这些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就难以立足，资本就要外逃，资本积累的源泉就要枯竭，资本主义就要出问题。

       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寻找。那种凭空杜撰出来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来说，要保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赢得的权利，难道不是只有不满足于这些权利本身，只有不再依靠统治阶级恩赐这些权利吗？那么，如果不把国有制－即统治阶级所有制变为工人阶级所有制，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新无产阶级来说，哪怕是要实现八小时工作日，要实现节假日休息的权利，要避免以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来谋取利润，不也要把资本吓跑吗？那么，哪怕是为了实现这些起码的资产阶级权利，不触犯资本主义所有权又怎么可能呢？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他们的收入要有任何根本的改善，都会对资本积累构成威胁，那么，如果不把积累的权力从资本那里转到劳动人民那里，改善农民状况又怎么可能呢？对于最贫困阶层来说，不剥夺100万个百万富翁，又怎么能解决一亿赤贫的问题呢？所以，被压迫人民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革命。

       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剥夺了“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忘记了，在革命前绝大多数人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产与经济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带来了普遍的贫困和落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忘记了，如果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落后”就根本不会发生革命。自由派知识分子说，革命“禁锢了创造力”，“使富国发穷，穷国更穷”。事实如何呢？

       世界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研究经济增长的专家麦迪逊在他的最近一部著作中，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了全世界199个国家从1820年到1992年一百七十二年间的主要经济指标。这本著作里所提供的有关国际经济发展比较的数据，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完备、最可靠的。尽管在麦迪逊的这本著作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被大大调低了，现有数据仍然表明前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种种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弊病，确实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表6.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0-1989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8   174   208   227

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00   127   172   222   240

南欧和拉丁美洲       100   128   178   235   233

苏联和东欧           100   141   198   238   256

中国*               100   143   178   238    /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按1980年价格计算的.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

       表6.1说明，无论是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所有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苏联、中国、和东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就是拿苏联和东欧与南欧和拉丁美洲相比，这两组国家在战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当的，也是苏联和东欧的增长速度比较高。

       在压迫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处于被压迫的状态，被剥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享受自己的创造成果的权利，这是社会的创造力被禁锢、被扼杀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永远无法理解的。革命，即使不能完成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全部事业，但是，它使“扶犁黑手翻持笏”，它使“大地象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它使绝大多数人民有了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消除在压迫社会中弥漫于人民群众当中的那种麻木不仁、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它的生命力、它的创造力当然远远胜过那些没有经过革命洗礼的社会，胜过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

       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指出的：

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是人们向来不理解的。......有充分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实行的（财富）再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再分配使在贫困煎熬下的亿万人民有了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在旧社会中，他们想改善生活的愿望，想在社会产品中多得一点的愿望，一向被压制。再分配使贫苦人民精神振奋、干劲冲天，这是生产和基本消费增长的重要源泉。(Makhijani,1992,64)

所以，单单革命本身，就可以成为最伟大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的基础上，还是为广大劳动群众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发展。正如阿赞·玛吉贾尼所说，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比如考察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食品供应、饮用水供应等指标，那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主义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见表6.2）

表6.2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75年)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 平均      东欧   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岁)       70        55     60        70     65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     25       130    100        30     60

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取量  3100      2100   2400      3200   2200

饮用水人口覆盖率(%)    90        50     65      80-90   不详

*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Makhijani,1992,75.

     的确，革命向人民许诺解放，结果却是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革命就是骗局，是一场恶梦，是用千百万人的性命和信仰去换取少数人的功名利禄的肮脏游戏。所以，被压迫人民之所以被压迫，就是因为他们反抗压迫，这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逻辑，这就是被压迫人民应该安于被压迫命运的理由。在我们看来，革命被革命自身所玷污，这一事实不过证明，革命决不应满足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它必须超越自身，必须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否则就不能保住它已有的成就。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所指出的：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们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Meisner,1986,440)

被压迫人民决没有理由为曾经进行革命而后悔，更没有理由害怕革命。

       的确，被压迫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起来反抗，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压迫者打败，这就是以往一切时代的历史。这个历史现象被有些人拿来做为压迫永恒、压迫天然合理的证据。这些人忘记了，历史上一切实际的斗争，其胜负都不是在书房里论证出来的，而是由实际斗争本身来决定的。压迫社会的矛盾在于，它永远不能避免产生自己的对立面，永远不能避免绝大多数人反抗自己，永远要使自己成为问题，因而也就永远证明不了自己的永恒性、天然合理性。

〔1〕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建立在资本有机构成在长期趋于上升的假设的基础上的，或者在资产阶级统计中，则表现为资本－产出率，即固定资本（机器设备、厂房等）对于产出的比率在长期趋于上升。根据麦迪逊的最新研究，资本－产出率上升确实是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趋势。就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的非住房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英国从1820年的0.68上升到1913年的0.84，又上升到1992年的1.82；美国从1820年的0.95上升到1913年的3.30，到1973年下降到2.12，此后又开始趋于上升，到1992年为2.43；日本从1890年的0.71上升到1950年的1.77，又上升到1992年的3.02。法国、德国、荷兰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据，但是这些国家在战后都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产出率上升的趋势。(Maddison,1995,36)所以，资本－产出率上升确实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一个长期趋势。问题是，怎样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一趋势呢？从技术上说，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共同构成生产过程的要素。因此，技术进步既可以是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也可以是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通常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而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通常则要求以比较复杂的机器设备代替比较简单的机器设备，因而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问题是，哪一种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主要趋势呢？很显然，由于技术进步，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不是价格）必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如果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技术进步的速度一样，那么单位消费品的价值将与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按同一速度下降。另一方面，一单位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一单位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价值之和。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而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历史的、道德的”内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在量上和质上也不断发展壮大，因而与资本家阶级斗争的力量不断增强，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维持一单位劳动力所需要的消费品趋于不断增加。这样，单位劳动力的价值相对于单位生产资料的价值必然趋于不断增加。因此，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在全部生产要素价值中，生产资料所占比例越小，活劳动所占比例越大，资本家的实际生产成本增加得就越快，对资本家就越不利。反之反是。这就要求资本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尽可能地以（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死劳动来代替活劳动，以减少活劳动在全部生产要素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显然比以节约生产资料为目的的技术进步更符合资本家的这一要求。因此，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主流必然是以节约活劳动为目的的技术进步，进而决定了资本－产出率上升是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一个内在趋势。

〔2〕根据曼德尔的意见，1873－1893年的大萧条是由于1893年以后利润率显著上升才得以结束的，而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征服在这次利润率上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非洲、中东、东亚和中国被纳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或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出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大大下降，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利润率得以显著回升。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则是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并最终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在东欧一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由于在战后利润率大幅度上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曼德尔认为，这次利润率上升，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和冷战体制统治下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在西欧和日本，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300％，在美国，剩余价值率也有比较显著的增加。(Mandel,1995,17-18)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进入了长期衰退。这次长期衰退已经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美国的非农产业私人部门每周平均工资从1969年的300美元下降到了1990年的264.22美元（1982年美元）。(Monthly Review,December 1994,5)西欧劳动人民则面临着持久的大规模失业。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八十年代下降了20－60％。(Mandel,199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