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七章）

（五）阿列克·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阿列克·诺夫的批判

       照阿列克·诺夫的意见，即使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是在一切历史时代中都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是要为他们的私人利益而不是为社会利益而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争辩说，（苏联式计划）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在于劳动者、管理者和中央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认同一个共同利益，那么一切就都会变得很好。......但是，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包含着几重错误......这些人没有认识到，没有市场的计划模式必然是集中式的（一个纯粹地方的机关怎么能决定社会的需要并很好地满足它呢？），而中央计划经济的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恰恰是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巴兰指出：“除非我们认识到，要对相互联系的生产活动进行调节，调节的系统在客观上只能是等级制的，否则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切讨论都不过是煽动人心罢了。”可惜，巴兰没有由此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最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以为，世界上可以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个部门之间，部门与中央之间，更不必说个人之间，将不会因为资源分配而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一基本上是乌托邦的部分，是建立在，只能建立在一种极大丰裕的基础上。任何唯物主义者都得承认，（关于资源分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当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在相互排斥的各种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Nove,1980)

       首先，的确，经济计划，并且事实上任何公共事务的管理，“必然是集中式的”。并且，就这些事务是“公共的”来说，也就是说，就它们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和地方的界限来说，可以说它们“客观上只能是等级制的”。但是，这些怎么会与“异化”，与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系在一起呢？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些人来管理它的公共事务。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社会会分裂为阶级。要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成为统治阶级，这些人就不仅必须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而且还必须独占公共事务的管理。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系统地利用他们的权位为他们的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服务。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知道的，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因而绝大多数人还不能够参与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还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情况（一小部分人独占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合理地利用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可以消灭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

      其次，诺夫说：“中央计划经济的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恰恰是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社会是怎样管理这些活动的。在阶级社会里，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之外，所以，必须要组织一个庞大的和复杂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需要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之外。正相反，社会主义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正是要建立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庞大的和复杂的官僚机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才能管理“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由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来进行的。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具体说明了“自由人联合体”是怎样工作的：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组织形式......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e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Marx,1978b,632)

       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就可以通过在各级“生产者的自治机关”之间合理地分工来有效地管理所谓“庞大的和复杂的活动”。通过这种分工，每一级“生产者的自治机关”都只须负责“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因而便于群众或下级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对它们进行监督和控制，因而所谓“造成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诺夫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普通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和控制社会的公共事务，人们还是不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因为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除非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当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在相互排斥的各种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这样一种“极大丰裕”被诺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一基本上是乌托邦的部分”。没有比这更加庸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这个基础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来准备的）。只有有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一般的劳动时间，从而使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有可能自由地发展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潜能，有可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但是，这与什么“当机会成本的概念......不再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或者诺夫所说的那种“极大丰裕”毫无关系。抽象地说，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已经被一个人所消费的东西就不再能被另一个人消费。但是，首先，说人们的个人利益总是相互冲突的，不等于说人们就没有共同利益，并且这些共同利益当然也是人们的个人利益。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的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件事本身为什么会妨碍人们去追求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呢？其次，在任何东西能被消费以前，这些东西必须先被生产出来。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东西的生产都或多或少有赖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因而只有在生产者彼此之间积极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情况下，现代生产的潜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的个人利益不是只有在他们相互合作为社会利益而生产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而相互倾轧、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吗？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作为理性的存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了社会利益而劳动，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们的个人利益呢？

〔1〕罗梅尔认为，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资本主义经济慢，而技术进步问题或创新问题是独立于信息问题（罗梅尔称之为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创新问题不过是信息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罢了。如果中央计划当局知道所有的有关信息，它当然可以命令生产单位用正确的投入、在正确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所需要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创新包含着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需要更多的灵活性，中央计划当局要收集有关创新活动的信息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有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创新问题可以说是信息问题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Roemer,1994,44)

〔2〕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减少由于私人生产者缺乏协调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私人资本主义公司把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中，比如市场营销、广告、与市场调查和推销有关的研究开发活动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恐怕是重要性不亚于公开的经济危机的一种经济不合理性。据赛克和图纳克估计，美国非生产性工人占全部工人的比重，从1948年的43％增加到了1987年的64％。说明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Shaikh and Tonak, 1994,110)

〔3〕迈斯纳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干部：“在理想情况下，干部应当是毫不利己的，是用革命的价值观武装起来的，愿意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而献身的......他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同时还善于独立思考和富于首创精神；他遵守党组织的纪律，同时还密切地联系群众......共产党的革命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确实有很多党的干部或多或少符合毛泽东主义的这种革命干部的标准。”(Meisner,1986,129)

〔4〕有必要指出，前苏联和其它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和开发能力用于与帝国主义大国的军备竞赛，这使他们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的绝对经济规模要比帝国主义大国小得多。他们还受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限制，因而不能够象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后来者”的便利。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因素，那么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本来是可以快得多的。

〔5〕道森和福斯特估计，1988年“经济剩余”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浪费“吸收”掉的，比如市场营销、广告、金融活动、军火生产等。此外，很大一部分被浪费掉的社会劳动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剩余”，而是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比如，华丽的包装，频繁的更换产品形式，人为地造成产品过时等。(Dawson and Foster,1992)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浪费是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经常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革命社会主义力量夺取政权以后，只要立即着手消除资本主义对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大幅度地缩短一般劳动时间准备好条件。

〔6〕拉坦西认为，只要有“稀缺性”存在，要普遍减少劳动时间就是不可能的，而要消灭“稀缺性”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所以，虽然有些稀缺性被消除了，别的稀缺性又不断产生了......除非一切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都停止，很难看出怎么样能消灭稀缺性本身。考虑到世界自然资源的潜在危机，这种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Rattansi,1982,185)拉坦西忘掉了一件事，“新的需要”不仅包括对物质产品的需要，也包括对人自身的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以想象，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一部分转化为人民物质消费的改善，一部分转化为人们的自由时间的增长（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那么人们的自由时间就可以不断增加。事实上，假设相反的情形，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要求把全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转化为物质消费的改善，倒是极不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