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个人消费非常庞大，约占GDP的三分之二， 但它在各个时段变化不大，与之相比投资则变化很大（图三和表二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政府支出（地方、州和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贡献垫底。然而，这个“底”从大衰退以来占GDP的比例却还降低了，因为紧缩削减被用得越来越多，限制了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增长。（需要注意，包括失业补偿在内的转移支付，是不含在图三所示的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里面的，因为他们只是从私营部门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不属于政府自身支出。但是，这种转移的存在有助于支撑消费，从而对经济低迷时期的总体有效需求有所帮助。）
虽然个人消费和政府支出非常重要，但私人投资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变化最大，是影响其未来增长前景的最关键因素。在经济衰退期间私人投资的下降也就拉低了GDP的增长。反之，在经济复苏期间急速增长的个人投资刺激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急剧增长。
剩余吸收和资本投资 企业投资或曰资本积累虽然几起几落，总的说来也还是放缓了，普遍低迷许多年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中的闲置产能。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时期，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保持在85%左右。但在80年代下降至约80%，而在90年代只是略微上升到大约81%。在过去的十年里（至2013年）跌至平均75%。产能大量闲置的企业与通常不会对新产能进行大的投资。32 因此，美国企业在国内外坐拥万亿美元（海外美国跨国公司估计持有2万亿美元，因为税收的关系这些钱不会流回国内）。美国公司手里的这堆现金或相应额度的资产从1995年到2010年每年积累10%，产生了近5万亿美元的储备，大约相当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332013年第四季度，各公司的税后利润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11.1%，大约是90年代平均占比的两倍，这已经使得《华尔街日报》出来表态，高利润率伴随低投资是经济的一个大问题。34 有一点可以说明剩余吸收、特别是涉及到投资机会的剩余吸收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有多严重，即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私营企业经济的营业净盈余（扣除了大部分成本和折旧）平均占GDP的24%，在2012年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35 当企业真正来用这笔钱而不是简单地积累现金，它通常会去向股东分红，会去收购其他公司，要不然就怀着抬高股价的目的来购买公司股票：这纯粹是投机。2013年各企业动用了7550亿美元来回购股票。36 巨大的经济剩余未能被吸收而被用来做投机，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会比其可能的增长率来得低。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如果企业仍继续投资的话，是会使劳动力闲置、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企业所拥有的总剩余增加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资本形成，是无法使经济摆脱整体低迷的。 资本的过度积累使得资本本身成为阻碍自己发展的屏障，但过度积累是一个总体趋势，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经济增长已经放缓，因此很自然可以得出说，作为经济引擎的投资，它在此期间增长趋势会大幅减缓。实际非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从60、70年代到现在都在下落，特别是在建筑和设备上的投资（见表三）。
应该强调的是，上表所指的是非地产投资总值，其中的资本支出包括折旧基金和新增净投资。同时，投资总值总的来说已经停滞，非地产固定投资净值的占比下降，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平均要占总值的将近40%，在过去（有案可查的）十年（2003 -2012）下降到了不足16%——这个现象被称为“净投资萎缩”。37投资总值越来越多地是被用于折旧基金，仅仅是为了替换消耗的旧厂房和设备，用于新增净投资的是越来越少了。由于替换性投资所带来的新厂房和设备肯定比旧的更有效率，其结果是在新增净投资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情况下，生产能力就扩大了，大大限制了新增净资本形成的渠道。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过度积累的总问题在恶化。38
有出路吗？ 现在还根本无从知晓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会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来突破停滞-金融化陷阱，可能根本就突破不了。萨默斯在2014年1月的《华盛顿邮报》上说，“以长期经济停滞为特点的经济，可能本身就是倾向于出现泡沫。”39这意味着如果缺乏其他外部推动力量，经济的趋势就是会在完全停滞和金融繁荣之间来回摇摆，金融繁荣伴随着猖獗的投机，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温和增长，直到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而这时原先被一定程度上搁置的停滞就会再次登场。 新增的资本形成是经济中最能动的部分，是能对未来增长发挥最大影响力的部分，但它萎靡不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企业把大部分开支用于折旧基金，而不太愿意新增产能。尽管一种或一组新技术可能会导致停滞的突破，但这样的新技术必须得是足够重大，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必须足够广，这样才能造成大幅度的经济内驱式增长，大幅度地创造就业。 电脑和数字时代的其他创新无疑改变了我们交流、工作和购物的方式。然而当着新型企业在此类技术基础上逐步形成，这些企业却并不会雇佣大量的员工，这和以前的变革性技术（例如如汽车）形成了对照。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写到： “大多数网络活动不会创造像以前的技术突破所创造出的那样多的就业岗位和收益。当福特和通用汽车在20世纪早期逐步壮大时，它们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并把底特律建设成了美国一流城市。今天Facebook创造了许多窥探的快感，但该公司没有雇佣很多人，也并没有为Palo Alto【编者注：Facebook总部所在的小城】作多大贡献，大量‘工作’或多或少都是由软件和服务器自动运作的。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工作是由用户来做的，他们在空闲的时间以休闲的方式做了这些工作。”40 2013年苹果在全球已雇佣了约80000名员工，谷歌（其主体企业，不含摩托罗拉和其他子公司）雇佣了约40000名员工，Facebook雇佣了约4600名员工。41 2014年初，Facebook花了190亿美元买下WhatsApp公司，后者是一个拥有五十五名员工的移动信息公司。事实上，电脑、智能手机和先进的机器人消灭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要么直接取代人，要么是通过业务外包来取代人），而为了生产这些东西所直接创造出的就业岗位，多数都是位于其他国家的。大型电子零售商也会造成就业岗位的大量净流失。“地方自力更生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对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华盛顿，实体零售商要获得一千万美元的收入需要雇佣47人，亚马逊则只需雇佣14人。”42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移动机器人的发展，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就业岗位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受到威胁。43无论这些技术创新对就业的净效应如何——现在看来是负效应，而且是变得越来越负——它们都无法使得经济增长再次走上快速轨道，力度广度不够，作用形态也不对路。 德国经济相对比较强劲，部分原因是德国成功实现了净出口。但是不可能所有国家都成为净出口国，这在逻辑上和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美国自80年代初以来，除了90年代早期一个很小的时段（那时正好赶上经济衰退），一直都是商品和服务的净进口国。 前文已经说过，停滞的某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是金融体系的再次扩张，但是危机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金融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一段时间的“紧缩”是必要的，有了紧缩，“实体经济”中的现金流就会重新系统性地流回金融部门，增加金融部门的流动性，同时金融会在一段时间内缓慢地去杠杆化，资产负债比会增加。这样一个总体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减少政府债务，从而加强国家的能力，发挥金融精英眼中国家的主要作用：作为企业的最终贷款人，并被认为“规模够大不会倒闭”。假设总的资产负债比发生的这种变化最终能够给经济带来又一段时间的金融性扩张，但是，这样的金融重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会以多种方式造成消极影响，加剧体系中的过度积累趋势——同时未来的泡沫可能会比以前更大、更危险。 改革派则倾向于认为，金融改革是对这些问题的直接解决办法，改革包括对金融体系进一步监管——这种观点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最近的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投机行为，而不是在于资本积累过程本身的弱点。这种观点未能认清金融化浪潮在80年代到2007年间对提升经济所起的作用。在这个时期，放松金融监管并非如某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单纯的贪婪和腐败的产物，同样，放松金融监管也不是简单地基于错误的经济原理，毋宁说，放松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把现有的金融泡沫进一步扩大。没有哪个金融监管者希望有大的金融泡沫在他们的监管之下破裂——因此当金融机构要求放松监管以便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允许他们向新的、以前受限制的市场发展时，它们得到了所有想要的，而且常常比它们所要的还多得多。 托马斯·帕雷在《从金融危机到停滞》中把这种情况叫作“金融改革悖论”，因为这种改革实际上“过度地依赖于停滞的趋势……通过限制[金融]繁荣……来来稳定[金融]体系……”克鲁格曼直言不讳地说，“即使改进后的金融监管也不必然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可能会在增加支出无论如何都对经济有好处的情况下，抑制不负责任的借贷”。这些都造成了对放松金融监管的制度性偏好，抵制了有效的改革。44 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什么都做不了吗？远非如此。我们的观点是说，在总体的结构性危机恶化、减弱了纯粹改良性的解决办法的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存在能对体系适用的简单选项。尽管一些人倡导凯恩斯主义的增长路径，政府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引导促进就业——如今最受欢迎的版本是政府支出于环保岗位和替代能源技术上——但这种路径从今天高度金融化的资产阶级和世界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再是一个可接受的政策了。45 今天的财阀体系就是食利者获胜（毋宁用凯恩斯的话说，是被安乐死）的体系，这个体系统治着国家和经济。46正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跨国公司所实施的全球劳动力套利（global labor arbitrage）成了全世界的生产规则——这种套利是说，把工厂搬迁到世界上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区，而这就使得帝国主义租金【编者注：imperial rent，指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垄断地位，从资本主义外围（落后国家）攫取的超额利润】被少数巨头公司所占有。47在这种条件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就业增加导致总需求和总利润的增长，总需求和总利润的增长导致充分就业的经济——很少有用武之地。 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被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威胁，因为这增强了工人的力量。48这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是一个不祥之兆，凯恩斯的年轻同事、剑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有能力和意愿改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缺陷[例如持续失业]的政府，就一定会有意愿和能力去完全废除这个体系。” 49 国家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则构成了另一个改革策略，人们通常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从促进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来论证这个策略，但这个策略也是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的困扰。低收入家庭所要花费的收入比例通常要比非常富有的家庭高，因此如果通过税收和社会工程或通过增加工资（这将减少流向富人的利润份额，但如果经济扩张则不会减少总利润)，让钱从富人手中转移到低收入工人手中，经济从理论上说就能够受到刺激。尽管增加最低工资在政治上似乎是可行的，并且这会帮助约1600万工人，但这种增加就算实施了，和经济总量比起来也规模太小，无法对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更不用说刺激总需求了。试图经由现有秩序来实施改良，例如增加高收入群体税收并把这些资金用于社会，就只能对体系作温和改革，完全避开核心问题即具有阶级性根源的资本积累。因此，即使采用了这些改良，最终也无法成功——除非去关注过剩吸收的问题。不用说，试图达到收入平等的任何举措，都是和工资-利润体系不相容的。 资本主义的矛盾则是这个体系可以接受的，或者说矛盾是符合体系的逻辑的。但现在矛盾无法摆脱，并不是说由下层反抗所造成真正彻底的变革就无法实质性地提供一个更好选项。事实上，正如伊斯塔法·梅萨罗斯在《超越资本》所评论的，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所需要的“建立社会控制新制度的那条路”，“必须经过从资本力量中获得彻底的政治解放’”。50 这意味着与体系不一致的其他政治-经济逻辑也要被纳入考察范围。那么，这种彻底的措施，它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非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会是什么样子的呢？51 托马斯·皮克提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论》中，把他所认为的当今经济的关键矛盾，（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称为“无限积累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推动了资本主义当中无尽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导致了今天“高度集中的财富”和因此而产生的所有不合理现象。皮克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就是设计一个“全球资本税”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个人财富的年度累进税”。52米哈尔·卡莱斯基在1937年首次全面论证了用财富税来对抗垄断积累。53今天皮克提认为，要代替反资本主义的实际革命，资本税的策略是唯一可能。他主张这样一种全球资本征税——或者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类似的税收——不仅将抑制在经济金字塔顶端聚集越来越大的财富，抑制这种不良趋势，而且会创造一个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状态”。54 要达成这样的结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径直关注原初的社会目标，即把人和环境的最基本需要置于利益之上。而上述“替代停滞的方案”，即是指“为失业的人们提供工作，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收入保障和良好环境”。要实现这部分人、那部分人以及全民的目标，是其他的一些利益只能是处于从属地位。55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其后期出现过这样的要求，罗斯福新政当中比较激进的部分即“经济权利法案”，就是这沿着这种思路提出来的，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中，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也导致了1965年通过“自由预算”（Freedom Budget）。最近保罗·勒布朗和迈克尔·耶茨在《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的自由预算》一书中，试图在当初那个预算的基础上复活这种思路。他们提出了十二个基本目标，这些目标必须得要求一个我们时代的“新自由预算”：“（1）充分就业；（2）所有雇员具有充足的收入；（3）那些不能或不应该工作的人具有稳定的适量的最低收入；（4）充足和安全的住房；（5）所有人获得卫生保健；（6）所有人获得教育机会；（7）安全和广泛的交通基础设施；（8）安全和广泛的社会治安；（9）所有人获得食品安全；（10）可持续发展的环境；（11）所有人具有自由而不断丰富的文化（艺术、公园、体育、娱乐）；（12）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以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56很明显，这就要求需要社会非军事化，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制度。 勒布朗和耶茨认为，在美国的环境下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单纯从财政上说完全可以。他们援引经济学家琳达·比尔默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估算说，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上花费了3万亿美元；而他们指出，为了应对大衰退所作的财政刺激，联邦政府的支出是数千亿美元；他们还指出，美联储因为金融大危机，通过高效率地印钱，向金融部门的口袋里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此外，还可以改变几十年来对削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做法。57 然而，今天的力量对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偏向资产阶级，这就保证了不会发生自上而下推进上述目标的举动。沿着那些目标方向上的彻底变革，必将主要源自底层，并且必须要有斗争，要有具备了革命性思想的斗争。 全人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再现为一种世界历史力量的，所以实际上从资本主义本身所提供的更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也是可预见的，这种变革来自于由普遍必然性所驱使的群众性行动。这种针对体系的激进反抗可能最初源于南方世界（汤因比所谓的“外部无产阶级”)。但中心的广泛高潮（“内部无产阶级”）也是必要的。如果通过这些斗争使游戏规则得以改变，或者游戏本身被取代，那么，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将会出现，这个世界中的社会具有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需要补充说，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大的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将不得不受到限制，变革必须受制于地球环境所决定的增长极限。在资本主义“要么增长要么灭亡”的体系当中，积累必须快速扩张，以便对劳动力保持充分需求，从而实现近乎充分就业的经济。然而，经济增长给地球造成了额外的压力，并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永远增长是不可能的。一个增长率对“健康”的经济来说太低，同时对维持和地球的可持续关系来说又太高，这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但这并不是的我们的分析有矛盾，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向我们强调了一个事实，唯一摆脱世界当前困境的出路，是彻底的体系变革。59 因此，我们的时代危机有两个来源，我们把这两个来源放在一起来考察，世界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必需的了，这个变革不仅解决经济停滞对工人的影响，也解决对所有生物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人类和无数其他物种居住的地球正在快速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为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无限积累原则，就要让位于为所有生物服务的充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nough）——这一原则将会贯穿“人类世世代代”。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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