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

　　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是坚信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党派。中国托派自20年代末形成以来，由于她一直处于备受压迫的地下状态，她的政见和活动情况鲜为人知。一般人几乎只从中共的攻击中，误以为托派在国际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苏联的卖国贼，中国托派在抗战期间是日本侦探、匪徒汉奸，抗战后是反革命份子。这些污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谎言说上了千百遍就变成真实！」

　　不过，历史始终是会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在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被迫宣布要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的一些学术界、史学家便突破一向的禁区，着文发表，为陈独秀不是汉奸、托派没有接受日本每月300元津贴而辩诬。

　　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一则新闻：苏联平反30年代四大错案——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这则新闻的副标题就明白显示出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一起得到平反。

　　199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70周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删去了第一版有关托派的诬蔑性注释，改写的第二版的新注释，正如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注释2一样地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 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这是用「有中共特色」的认错方式推倒了流行50多年对托派的诬陷之词（但「反革命」的 帽子仍没有同时摘下）。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改变，不少评论对托派的不正确传统观念和习惯了的偏见，仍不能一下子完全抛弃掉。举例来说，唐宝林在他所著《中国托派史》一书中，便流露出这种情况。该书的自序写于1992年9月（在《毛选》第二版面世一年之后），曾说明该书初稿完成后已经过4次修改补充，但结果仍不能从根本上清除掉中共过去污蔑托派为汉奸的遗毒，依然在基本上重弹中共的旧调。例如，该书写道：

　　「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破坏抗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该书第224页）

　　「所以，他们依然把主要攻击矛头对准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客观上还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第249页）

　　「彭述之的所谓『保卫主义』、『支持抗战』只是说说而已」。（第253页）

　　「由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有利于日本侵华，所以他们的组织在更加残暴的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反倒没有再受到过去那样大的打击。」（第255页）

　　像上引那样的叙述、论断，在该书中还有很多。尽管此书作者有机会从中共收藏的数据文件中博览托派文件，并选择性地加以引用，使读者从中得知中国托派的许多情况；但由于观点角度的不同，不少地方（有如上引4 段文字所说的）便会误导了读者，致使真相仍未能大白。此书的一些论调，同上引《毛选》第二版该注更正后的基调虽有些接近，但该新注只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 抗日……」（是否含有「行动上没有抗日」之意则没有说），且没有唐书那样屡用类似于「汉奸」的字眼（虽然唐书有加上「客观上」、「实际上」的形容词）。

　　直到70年代中，向青在比较自由的香港，虽有机会看到许多有关资料，却仍然撰文指责中国托派组织「没有参加抗日战争」；对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同工人、兵 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的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 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引自 向青写的《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一文）

　　为了提供当时的实际参加者或耳闻目击者所叙述的数据，以及现时能找到的有关文字记载，给有兴趣的人士加以比较、研究，增加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同时澄清某些误解或曲解，还历史以原来面目，我们特辑写出以下这篇实录。

　　1937年以前，中国托派的力量非常弱小，最重要的原因是：

　　一、她坚持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作将来领导革命的准备，因而一直在大城市中工作；但在1927年革命悲惨地失败后，工人阶级运动陷于低潮，尤其遇上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使得城市工人运动在其后一段期间内不能复兴，这个重要客观因素加剧了托派工作的困难，制约了托派力量的发展；

　　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不但使中共在1933 年初为止的白区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党大会上的报告）；而且也使托派遭到一连串摧毁性的打击。据王凡西列举出，从1931年4月到 1936年冬的5年半期间，托派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和重要干部，连续遭到了5次的破坏和逮捕。具体的就是：「1931年5月，只距中国托派四组织统一后 不到一个月，全体中央常委会（除陈独秀外）及另外一些重要干部同遭逮捕；数月后，即在1931年秋，上海区委员会全体同志被补；次年10月，以陈独秀为首 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又全体被捕；1935年初，第二次临时中委会（除陈其昌外）全体被捕；1936年冬，第三次临时中央委员会组成后工作了仅仅五个月，又 遇到了严重破坏，工作完全陷于停顿。」从这样频密的破坏中，可见国民党镇压的厉害，和对托派打击的严重。这些打击连带使她的各地方组织得不到正常的领导， 使原已不多的成员大都消极，祇有少数坚强不屈的份子在继续最艰难的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占领了华北后，再向各地推进，轰炸南京等地，国民党政府准备从南京撤退，提前释放囚在南京监狱中的全部托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刘家良等人。彭述之等人于8月末返回上海，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他们当时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布尔什维克派」对于日帝的不断侵略中国，一直采取坚决反对而主张积极抗战的态度。她在日军进攻上海时（１９３７年9月15日）发出传单，题为《武装保卫上 海，发动全面抗战》，号召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境。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全国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动员武装起来，和前线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 争；必须立刻组织各种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到前方参战，等等。

开展抗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障碍

　　这段时期对托派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来自中共，后者污蔑前者是「托匪汉奸」、日帝走狗。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说：「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1＞

　　同年12 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 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又说，「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2＞

　　1938年1月，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连续发表文章重复王明的诬蔑，称陈独秀等在1931年「9．18」后，即成为每月领取300元津贴的日本侦探。

　　同年3 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份子作斗争的决定》，指令中共在内的各国支部展开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 走狗——托洛茨基主义」，「须使党的组织清洗出……托洛茨基份子」，这个斗争「并不是一时的政治运动，而是党的每个组织、每个共产党员的日常的经常的任 务」。（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中共一些领导人便喊出「铲除」和「彻底肃清」托派的号召。）

　　嗣后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论持久战》一文的注所加的罪名更多：「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上引的讲话、决定、文章等从上到下地传播到全中国各地、中共各个组织、党员、同情者、外围团体……都信以为真，雷厉风行地执行对托派份子的斗争、打击，视之为头号敌人，要加以消灭，当然更拒绝与之作任何的合作和联合对抗日伪了。「汉奸」的称号，在抗战时期的一般民众眼中是最可憎、可怕的。这便给予托派份子从事抗战工作和活动以极严重的打击、阻碍。

　　1939 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时委员会于同月13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决议，重申该组织对 抗日战争的保卫主义立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号召中国民众对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应该采取独立的态度，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首先给予直接压迫的帝国主 义以打击，进而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

　　该决议列出其抗战政纲，包括：（一）必须立即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归贫农及抗日兵士；（二）改善农民生活，全体农民武装起来；（三）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四）改善兵士待遇，组织兵士委员会，以全民武装逐渐代替雇佣兵制。

　　同一决议定出该同盟的迫切工作，概括地说有：主要工作是反对日帝及其工具——汉奸汪派；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尽量参加游击队及军队，以勇敢的抗日行动博取群众的信仰；等等。

　　上述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立场和主张，与托洛茨基及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主张是一致的。

　　抗战和二战的相继爆发，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势必在各个政治组织内产生巨大的反应和思想冲击，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每个政治组织也必须确定她的政 治立场、战略路线以至具体政策，才能立足现实，统一成员的行动。政治立场和路线，是政党的生命线。而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但必须经过内部民主的 讨论、争辩之后，作出多数甚至一致的决定，然后能对外一致行动，展开宣传、鼓动，扩散政治影响。

　　当时，在原来的托派领导人之间，对抗战的有关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歧见和争论。在1937年11月代表大会通过 的《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遭到从南京径赴武汉居住的陈独秀所反对。陈独秀主张「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代替托派的抗战政纲，倡言「我 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他以此与上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应战」和反动政策相对立。（此外，在二战发生后，陈独秀又认 为，这只是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因而完全站在英法美帝国主义方面；同时，把斯大林独裁统治的苏联与德意日帝国主义并列在同一平面上，把前 者的官僚独裁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起来，宣称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必然产物，把前者与法西斯专政纳归同一范畴。这些意见完全背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见 解和主张。托派的多数派反对陈独秀的上述右倾意见，坚持了列宁、托洛茨基对反帝战争和对苏联的见解、立场。）

　　对于抗战的性质和基本立场，郑超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即没有进步性，因而主张应该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一样，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在日美战 争行将爆发时，托派中形成了少数派，认为日美战争如果发生，中国抗战便变了质，属于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而失去其进步性。这与彭述之所代表的多数派和第四 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决议的立场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1941年7月13日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排 拒了少数派提出的上述意见，而通过了彭述之所起草的政治决议，坚守了原有的支持抗战的立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少数派要求容许他们公开出版对外发言的机关 报《国际主义者》，但被拒绝，托派组织于是宣告分裂。这是从内部发生的对托派运动的重大打击。在这几年间，为了内部这些争论，又耗去领导人和干部很大的精 力和时间。不过，能够明确了对抗战的保卫主义立场，维护了列宁、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殖民地反帝战争的态度，和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传统看法及主张， 也是付出代价后的一种补益；而她所出版的4卷《保卫马克思主义》讨论文集及文件，对成员的教育和政治思想的提高，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上海的托派活动

　　在一批领导人从国民党监狱获释返回上海后，上海继续成为托派中央领导机关的中心，她在抗战爆发后几年间的重要工作，除了继续出版地下机关报《斗争》和 理论机关报《火花》之外，就是公开出版宣传刊物和书籍。当时所出版的刊物初名为《动向》，但因登记成问题，改用小册子形式，取名《西流》、《破晓》；书籍 则有托洛茨基着的《被背叛的革命》（当时改名为《苏联的现状与前途》）、《俄国革命史》（三大卷）、伊罗生着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以及十几本有关抗战、 战争和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能够做到，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公开发行全国各地，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思想影响 颇大。

　　另方面，通过她的各种文件和地下出版物，把托派的立场、主张、决定、意见等传达到各地方支部去，除了经由邮递寄至华南及中西部等地外，其中一位中央扩大会议参加者梁贻在他用波臣笔名在1982年写成的《回顾》中，曾叙述他当时把那份决议带到山东各地去的艰险情形（例如遭遇日伪军警的几次检查而侥幸过关）。各地方组织和成员便根据中央这些决定而进行工作。

　　托派份子当时在上海工作遇到的困难，从以下的实际事例中可以看到：

　　梁贻在他的《回顾》（第36页）中记述：

　　「这时我的组织生活是和寒君、华镇彬一个支部，有时蒋震东也来参加……我所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 和陶（行知）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都是中共（人员），初时叫我参加宣传小组，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深入一点的谈话，他们就探出立场的差别，……一有 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个难民收容所，陶派介绍我去当工作员，可以吃一顿午饭，收容所的主持人只问我两句话，就说我到晚了，位置已给了别人。我和寒君 研究过那两句话，他也慨叹中共的人们敏感过人。」中共人员对如此普通的团体也严加控制，排拒稍有可疑的异议者，对其他如中共的抗日军队等，当然更加严格审 查、监视参加者；托派份子要想加入去活动，就更加困难得很了。

　　中共份子除了在群众中对托派份子进行污蔑之外，甚至对他们的工作权利也要加以破坏：一位织绸厂女托派份子到一间厂去工作后，中共份子便向该厂厂方说她是「托匪汉奸」、破坏者，致使她多次遭到解雇，要连续地找工作。

　　对于参加抗战的行动，托派的人员曾试图找寻可能的机会去进行。例如：

　　一、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曾记述他在1937 年从上海到武汉会晤陈独秀，经过陈独秀与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谈判，决定了派他和濮德志等人参加他的队伍，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的政纲，参加抗战的 军事工作。后来，因何基沣突然被免除师长职而不能实现。据他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何氏和陈独秀的来往给国民党特务侦知而遭撤职。虽然未底于成，但王凡西认 为，此事可以表明：一、陈独秀不仅在言论上支持抗战，他还在实际上进行过如何参加抗战的行动；二、中国托派确确实实曾企图以独立的政治主张去参加抗战。

　　二、陈独秀在武汉又曾试图派出托派人员与各「民主党派」商谈合作，共同行动，进行抗日，但在中共的「托匪」污蔑而向「民主党派」领导人大施压力之下， 上述试图结果也失败了（详情见《双山回忆录》）。这显示托派开展社会活动所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批评托派自建围墙、自我孤立的说法是「想当然」的。

　　三、王凡西在一封信中写道：抗战爆发当年，「陈其昌老是说着一句话：『我们有目标，却没有道路。』1938年 秋天，陈其昌为了『寻找真正参加抗战的路』，离沪赴港，与陈仲禧住在一起，企图凭陈仲禧的经验和关系，搞点独立的军事斗争，他们的合作未曾继续下去，只因 当时托洛茨基来了信，需要其昌把信送到江津去，以此中断了他和仲禧的合作。不然的话，我相信陈其昌不会丧生于上海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而多半会与陈仲禧死在 中山的战斗中的。」

　　四、上海一间大百货公司一位姓曹的男青年托派成员，经过组织讨论决定后曾到崇明岛附近去，试图参加当地的中共游击队；数月后返回说，因被监视很严，很难活动，被迫要离开。

　　五、赵芳举在他的《永恒的怀念》中提到：1937年从南京监狱释放而「依旧回到上海托派组织」的扈文章，后来「去东北参加了抗日队伍，一直没有他的消息。」（该文第5页）

　　此外，王凡西曾举出在中共游击队中工作而「先后被发现为托派同遭斯大林派杀害」的两个例子：「一、卢育才同志（一个原属西北军的二级军官，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接受托洛茨基意见的）于1929 年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赴江西「红军」中工作，转战升任第四师师长，于1930年6月奉彭德怀之命率师攻打长沙＜3＞；二、原在香港做工的李肃同志，于 1928年接受托派意见后，回原籍东江，参加当地的农民武装队，在农民中获得相当高的声望。」他俩当时都没有同托派组织有连系，却仍然被发现而遭杀害，可 见中共特务侦查能力的高强，几乎每个加入的异己者的「底细」都会被查得一清二楚，难以立足和成功地活动。

　　日美战争爆发的立即结果，是日军占领上海的英法租界。在这时以前集中在租界活动的抗日组织和人士，便处于日军和汪伪的直接统治下，遭到后者的搜捕等威胁；托派在上海的活动也备受影响，要转入最艰难的地下工作。

　　1943年初夏，国际主义派（前少数派）常委之一的陈其昌被日军逮捕，遇难了。

　　同年夏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两位女工成员（魏秋和罗子玲）因领导沪西一间织绸厂的经济性罢工，被巡捕房（即警局）拘留。另一女同志去探望她们，也随即被捕；由于她年轻无经验，在殴打、恐吓和哄骗之下，抵受不住而供出了另一些同志的住址，导致3 位男同志（黎平、刘康和高擎宇）被捕，其中两人虽然受日本宪兵指挥密探施用残酷的严刑逼供，仍坚拒透露其它同志（如目标人物彭述之、刘家良）的资料，使事 情没有再恶化、不再牵连更多人。在监禁3个多月之后，终因查不到证据和罪名而获释。这6人的被拘禁，给该组织带来又一个打击。由于有些地址已被供出，刘家 良和彭述之虽然非常侥幸地逃过了搜捕，却不得不迁居（前者要带病到浙东暂避），这个事故使工作大受影响。彭述之后来担任大学教授，在思想上影响了一批青 年，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托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