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

广东中山县托派的抗日活动

　　中山县是刘家良的家乡，经过他及其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志兼同乡的努力，抗战前已在中山秘密发展了一批成员，成立了地方支部，在几间中学内进行地下活 动。抗战爆发后，他们公开成立了「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中青团），吸收了县内几间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和各乡青年加入。1938年冬，发展为200多人的青年组织，在一些乡村成立中青团支队。

　　中青团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成立克克剧社，到处演出抗战话剧，演唱抗日歌曲，在街头演讲宣传，救护被日机轰炸而受伤的群众（其中一位成员也因而被严 重炸伤）等等。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发展成员，一直遭到当地中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打击、中伤，公开污蔑他们是「托匪汉奸」、「日伪走狗」，并且向石岐市的国民党 县党部告密（说中青团是托派组织，成员是托派份子等），意图借国民党之手镇压中青团。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山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则在中学 和社会上与中青团成员对抗、斗争，「托匪汉奸」的帽子和同类的污蔑性书刊到处散布。1939年8月，中青团拒绝接受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被国民党派出的武装部队包围其驻地，结果被迫宣布解散。

　　托派在中山四区三乡，曾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小队，由参加过1925-27 年土地革命斗争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仲禧所组织和领导，力图以托派立场进行斗争，有成员十多人、一挺牛角机枪，几支长枪和短枪，赢得了当地贫农的拥护。日军占 领中山后，这支农民武装与日军汉奸作战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前不久，陈仲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这支部队也就被打散了。

　　1939 年秋，日军攻打中山四区张家边乡，中青团派出七、八人组成「前线服务队」，到张家边去救护伤兵。后来，日军突然改变进攻方向，从中山二区分六路进攻。「前 线服务队」随军转移到中山二区。翌日，日军攻占中山县城石岐。中青团转移到中山二区沙围地区，计划与撤退到该地区的政府军共同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日军 在占领中山三天后，即退出中山，组织游击队的计划就没有进行。

　　1938年冬，国民党政府收编「大天二」袁带的土匪为军队，成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部设在中山三区小杬镇。袁带为司令，屈仁则为副司令兼政训处主任。「第一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是番（禺）、中（山）、顺（德）一带。

　　中山三、九区在1925-27 年革命时期，是土地革命运动活跃地区，不少农民参加过土地斗争。托派中山支部曾计划在三、九区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在抗战时期进行抗战，革命到来时作为革命 的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斗争。于是派出托派人员高翚、刘秀及一个中青团团员三人打入袁带的「游击纵队」，以到军队宣传抗战为名，挂名为「司令部政训处政训员」 （无薪、无军衔）；计划：第一，把袁带的土匪部队改变为农民武装部队；如果不可能，则第二，通过「第一游击纵队」的关系与三、九区地方的农民接触，组织农 民武装部队。其它许多托派成员和同情者则参加「政治工作队」，成为「政工队员」，从事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刘秀深入到第一游击纵队各个中队的驻地调查，了解到袁带的部队完全是土匪作为，他们收「行水」，强行摊派「捐款」、开赌场、开鸦片烟馆。各地方中队的 「士兵」不见踪影，他们都在赌场、烟馆及关卡（收「行水」），不见一个是真正的农民在部队里，把这样的土匪部队改变为农民武装的部队根本不可能。至于通过 这样的部队去接近地方的农民也不可能。他们过去的土匪行为，今天，还是和昨天一样，百姓对他们并无好感。如果要在中山三、九区组织农民武装，只有另起炉 灶，深入农村，在农村里生活、工作，作长期的活动才有可能。

　　托派支部遂决定，以学校复课为由，回校上课，退出了「第一游击纵队」。

广西省托派的军事活动

　　国民党党员王公度，1926 年为国民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广西充当李宗仁集团的「智囊」。王公度办了一个「干训团」，任用了几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学习的国民党人任教官。这些人都是反斯大林的。他们对学员讲述了有关苏共党内斗争的事情以及托洛茨基的主张，也就无形中散播了托派思想。参加过「干训 团」的人，不少就倾向于托派，所以，在广西，不仅青年学生，而且党、政、军、教育的各级干部，都有不少人倾向于托派。

　　李宗仁集团反蒋失败，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就拿王公度作为牺牲品，以托派汉奸的罪名枪毙了王公度。于是倾向托派思想的人都被认为是王公度的同党而受到迫害。1938 年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污蔑托派是汉奸。在广西的中共地下组织大力进行「反托运动」，把那些与托派有过接触的人士，以「托派汉奸」的罪名枪杀。因此，托派人 员和思想倾向于托派的人——同情者，在国民党和中共两方面打击之下，处境十分艰难。但是，托派人员不顾艰难险阻，仍然展开了抗日活动。

　　广西国民党曾三次组织过学生军，第一次是在1936 年广西与广东联合反蒋时的「两广事变」。第二次是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军队要北调，因而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做宣传工作。 第三次是在武汉沦陷后，广西受到日军的威胁，广西当局又一次组织学生军做抗日宣传工作。这一次比前二次规模大得多，影响也较大。三次学生军都有托派份子和 托派倾向的学生参加。

　　第一次学生军，是以桂林师专学生为主，参加这次学生军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学生。桂林师专有毛鸿鉴、麦俊奇、方正、黄赞明等人。毛鸿鉴在学生军集中在南宁训练时，即与丁肇基去上海参加托派组织。南宁参加学生军的有黎琦清（后改名为黎洁霜，她参加托派后于1942年在重庆被捕，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中美合作所）、魏颖如等女学生。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学生军就解散了。

　　第二次学生军，以桂林师专的学生为主，也有少数中学的学生参加。这次学生军随广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五战区做抗日宣传工作。参加这次学生军而有托派倾向的学生有黄赞明、麦俊奇、方正等。

　　第三次学生军，是在1938 年11月组织的，有三个团。毛鸿鉴参加上海托派组织后回到广西，他发动南宁及各地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学或同情者参加学生军去进行抗日工作，参军的人有毛鸿 鉴、黎燧生、侯芝才、廖淦成、梁荣升、梁庭咏、梁亮、李启成、杨士足、邝安荣、姜鸣渭、韦昆章、江国豪等人。这些人在学生军中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他们编排抗日戏剧参加第三团在马岭的演出活动。

　　正在这时，王明、康生一伙诬蔑陈独秀、托派是汉奸，掀起了「反托」风暴。「反托」风暴吹到学生军。在学生军中，上至团政治部，下至中队的领导、排长、 班长都有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们根据中共中央反托的指示，在学生军中掀起「反托」斗争。他们以扰乱军心为由向广西当局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并要对托派份 子进行打击。于是他们对认为是托派的人进行跟踪、监视，甚至非法拘捕，刑讯逼供。这场「反托」风暴席卷整个学生军团，从而迫走了毛鸿鉴。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逮捕了李启成，及后又逮捕杨士足、江国豪、韦昆章等13人，关押于宾阳县监狱，对他们进行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强迫他们招出指挥者，在施刑后仍然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没有任何罪行，这13位抗日同学平白无辜的被关押了半年之久。

　　在制造「反托」狂潮之下，不要说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倾向的人和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学生军中工作下去了，被迫纷纷退出学生军。就是那些不是随风倒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那一天会遭到打击。

　　1939 年冬，日军进攻广西，南宁沦陷。邕宁县政府迁移于西郊坛洛区付四乡。坛洛区各乡民众先后成立了游击纵队。托派李伊人和那龙乡民建立那龙民众抗日游击队。李 伊人、卢汉宗（托派同情者）担任政治指导员。他们与金陵、东南、下楞的游击队配合，三次进行阻击日军偷渡三江口屏风——宋屋的战斗。

　　1940 年春，与各乡民众抗日游击队组成的同时，组成了「邕宁县战工队」，黄仁鹤为正队长，托派份子方正为副队长。在四个分队中，有两个分队的队长是托派人员梁正 荣、麦俊奇。战工队和各乡游击纵队政工组一起深入敌后宣传，发动群众锄奸，在敌人经过的路段、前线敌后主要路口、村边、墟场等处，用中文或日文书写，或用 刮刀刻画抗日的标语口号，致使敌人胆战心惊，却步不前，龟缩回营或改道他去。

　　1944 年冬，南宁二次沦陷，难民云集南宁西郊襄定、那龙、坛洛、富庶、武康等乡。当时西郊坛洛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治安混乱，土匪抢劫难民，汉奸、坏份子乘机破 坏。托派李伊人和同情者卢汉宗以及爱国人士卢裕绰三人，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难民所拥护。当时先后组织的「民众抗日自卫 队」有三：一、那龙民众抗日自卫队，1944年冬建立，李伊人为队长，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全队有80人，枪枝70支。二、金陵民众抗日自卫 队，1945年春建立，托派宁广居和爱国人士罗日茂发起组织成立的，宁满道为队长，宁广居、宁耀东为政治指导员，有队员40人，枪枝50支。三、南宁沦 陷，坛洛区政府解体，各乡抗日自卫队各自为政。为了团结力量对敌斗争，由托派李伊人、宁广居、同情者卢汉宗和教师卢显龙等十余人联名倡议召开全区各乡人 士、各乡抗日自卫队联合会议，商讨组织「坛洛区民众抗日自卫联队」，得到各方热烈支持，遂于1945年2月成立，推选李伊人、潘馨比、宁满道、梁承礼为联 队正副队长，宁广居、卢汉宗、卢裕卓为政治指导员。抗日自卫联队成立后，立即展开抗日活动，并配合政府军六十四军投入各种战斗，曾经进行过四次抗击日军的 战斗。＜6＞

山东和江苏的军事斗争

　　刘家良在1947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香港党团全体同志大会上报告：

　　「在山东和江苏，我们的同志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四面受敌。一方面受敌伪的围攻，另方面受国民党军队及斯大林党新四军的妒忌。但我们的同志仍在艰苦而坚决的斗争，因而获得了该地农民的热烈拥护。我们的同志被看作英雄。」

　　上述报告是概括性的。对于山东省的托派从事游击战抗日的较具体情况，梁贻的《回顾》曾留下很珍贵的资料（虽然也是简略、不完全的）。以下是《回顾》中的有关叙述：

　　梁贻在参加了1939 年9月的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后，带着会议通过的对抗战的决议案到青岛去，在青岛胶济铁路找到了陶绍武，再到泰安第三中学见了阎子桂，分别给他们一份决议案， 并由后者通传诸城、青州等地支部，7天后在泰安开山东省代表会议。他然后到兖州、东平、赵庄，约齐同志开会。会议终因济南撤守而开不成，但从这一叙述中， 可见山东省多处都有托派份子，而且大概都得到了那份决议案。后来，在梁贻们几个人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托派在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之后，其中一位代表马华决定 回青州打游击，于是带着小王去了。

　　马华后来的情况，梁贻打听不到。《回顾》却报道了另外几个托派份子也分别组织了游击队在战斗：

　　（1）「1937年底韩复榘撤出济南后，国特、中共的游击人员都冒了出来。乔同恩早就有了准备，这时也组织了抗日的队伍。传说他有三支盒子枪，……据说中共的刊物上登载他被捕后，押到泰安，他要求在斗争会上发言，为托派的抗日主张辩护，因而被处决。」

　　（2）「臧叔鹤，赵庄人以圣人怀念他。所以相距虽然六七百里，也打听了他的消息，说他的游击队被消灭后，他本人被活埋了。」

　　（3） 张衍恕在八一三后，自陆军监狱开释，就回了家乡——泗水。「他知道托派的『党章』，并没有向托派组织报到，而是和托派『联合阵线』。他组织游击队，有了一 支步枪，到哪儿都背着它。他到诸城去看过老臧，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市集，因他背着枪，被当地的武装势力逮捕、盘问，最后是要枪毙他，他没法救自己，便安 定地写了遗书给他老婆」。

　　「张衍恕的年龄比我大，他死时大约三十三岁。他常用的名字有「心如」、「子芹」、「子勤」等。北平组织叫他山东张。」

　　（4） 《回顾》较多些叙述的，是由张立民（丙雨）领导的游击队。张立民参加了托派，在抗战前后有一段时期在上海生活，阅读托派的《斗争》和《校内生活》等文件， 与梁贻和当时的领导人陈其昌讨论问题。后来，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立民他们就在京沪在线打起了游击，打得很出色。乌江是他们的根据地」。「汪精卫到南 京成立伪政府后，周佛海便听到张立民的大名，把他捉了去，要他投顺，立民不肯。」后来终于给立民设法逃走了，回到根据地。从此南京城门口悬赏捉拿他。「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联合大扫荡，情势险恶，立民他们向杭州湾撤退，预备了一条木船，由立民夫妇率领妇孺先行。哪知他们一上船，舱里冒出了新四军，不由分 说，用大刀把他们砍了，立民夫妇、娄宣的太太和婴儿都遇难。宝之的太太和儿子尚在等船，没遭难。他和娄宣指挥反扫荡。」

　　「娄宣继承了立民的职位。扫荡过了，他把袭击立民的新四军捉了来，摆在海滩上，问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抗日的弟兄？为什么小孩也要挨刀？被俘的哑口无言。他开动机枪全扫了他们——娄宣亲口对我这样说。宝之看了我听话的神情，解释道：这是游击风……。

　　「抗战一开始，中共就明令不容许托派有生长生存的机会。消灭托派第一，抗日、反国民党是其次。」＜7＞

　　此外，王凡西也曾简略地指出过：「在山东有王长耀等同志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结果被中共军从背后消灭。」

　　赵芳举在《我们在抗日前线——怀念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前线的托派同志》一文中叙述了山东济南托派学生的抗日活动：

　　山东有乡村建设专科学校，学生大都来自山东各地贫苦的农村。学校托派组织的建立，始于1933年崔宝之（崔希贤）来校读书之后。至1937年抗战开始托派正式成员有十余人，再加上倾向于托派的学生，共约十七、八人。

　　1937 年9月底10月初，日军驱兵南下，逼近山东黄河以北。学校托派成员15人在济南布政司街五福楼饭店相聚，商讨如何参加抗日问题，崔宝之说及学校决定迁校鲁 西南的巨野县；也说及济南城内第一师范学校内的华北学生流亡团。继后家住在聊城县的周文茂同志介绍了聊城县县长范筑先的情况，范筑先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过高 级参谋，现为地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思想进步，抗日爱国心强，目前正大力组织抗日力量，凡参加者人手一枪，若要参加，周文茂愿回去聊城找人引荐。大家讨 论决定，王冠平、赵芳举、小王、小杨四人，在校开展工作；徐睿夫、周文茂和家住菏泽的两位同志共四人，一同去聊城范筑先部队参加抗日；房子杰和另两个思想 倾向托派的同学，在济南参加华北学生留亡团。

　　赵芳举、王冠平、小王及小杨、随校往鲁西巨野，由于学校紧急迁走，学校教学设备未能带走，学生课本亦不全，未能正式上课，于是赵芳举等人组织话剧团演出，展开抗日宣传活动，演出《冲锋号响了》，收到良好效果。

　　10 月中旬，赵芳举收到房子杰自济南流亡团来信，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即将在流亡团招收五十名大专学生，补充政工大队。部队现在冀南豫北一带前线。接信后大家 商量决定先由赵芳举一人前往济南参加政工大队，王冠平等三人暂时留校。不久他们也在十月底去了聊城范筑先部队。至此，先后入范筑先部队的托派的人就有七人 了。

　　赵芳举到济南入了政工大队，托派的人就有四人参加了政工大队。下午，「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给政工队队员作了报告。第二天宋哲元和原三十八师师长张自 忠对队员讲了话。第三天，新招的政工大队五十多人到达内黄西南二十五里的东庄，是整编后的三十八师师部所在地，与原招募的150名政工队员合在一起。政治大队长是张克威（陕北派来搞统战工作的），军事大队长是宋某。文学作家陈荒煤和于黑丁也在原招募的政工大队里。

　　二十九军在河北大明、漳河一线给予日军重创取得胜利之后，官兵带着血泪奉命撤退至河南南乐、楚旺和安阳一线，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但官兵仍无法理解。

　　政工大队除一小部分留驻师部外，大部分下了部队，赵芳举等托派四人被分配到一团一营三连，还有一位姓邵的队员，后来也成了托派。

　　政工大队的工作是向士兵讲解抗日保国卫家的道理，讲的抗战形势，教士兵唱抗战歌曲，教士兵识字，学文化。士兵们一谈到打鬼子，就说「有利的时候，中央 不准我们打，不利的时候却拿我们去牺牲」，「我们是小妈生的，不能和中央军相比」，「老百姓说我们不打仗，只会后退，不能保护他们，所以我们部队所到之 处，老百姓早就跑光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军队能打仗吗？」赵芳举回应说：「这些话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向士兵讲述抗日道理时，也强调必须充分发动群 众，把抗日和保障劳动人民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对士兵说：「日本鬼子，我们坚决要打，但那些不让我们打日本鬼子的人，必须把他们赶走。」其实，这早已是士兵 们自己的看法了。

　　「一日凌晨三点，北面防线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我们的第三连是预备连，急速进入防线，我们托派五人扛起两副担架和两箱子弹，紧跟士兵进入掩体。枪声又响了，我军还击。约半小时后就平静下来了。天亮时我们退下来，我军无伤亡。这样的军事行动，已先后发生过多次。

　　「我们在部队住了一个多月，政工大队通知我们，改向农村村镇宣传（抗日），宣传形式有：演讲、唱歌、演话剧及采访等等。

　　「1938 年1月底2月初，由政工大队选送大专学历的一百人去武汉中央军官学校短期训练，将用作二十九军的基层军官。房子杰肺病初愈身体不好，其它托派成员不想去， 大家决定，赵芳举报名参加。赵芳举体检合格，与被选送的一百人去武汉。将近新乡东北一个村庄时，日本飞机向他们低空扫射，飞机投下三枚炸弹，重伤数人。一 个重磅炸弹在赵芳举身边四五咪处爆炸，赵芳举受伤并且脑部受震荡而昏迷过去，被送去军医院。」

　　赵芳举伤愈后几次写信房子杰、毫无回音，一天，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正好遇见政工大队长张克威，他说，你们去武汉不久，大队在转移中被日伪军包围 扫射，牺牲过半，生还者不到三分之一，经过收容，亦只寥寥几人。这样说来，房子杰等四个人是牺牲了。他们是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赵芳举又说：「1959年秋，『肃托专案组』找我问话。问起参加范筑先部队的王冠平时，项目组工作人员对我说，除王冠平一人之外，在范筑先部队的托派份子全部被日军消灭了。

　　「这样，参加到抗日前线抗日斗争的托派人员11人，除了我及王冠平二人之外，其余九人，先后牺牲在抗日前线上。」

　　前面所述被中共因托派身份而加以杀灭的武装抗日战士，是确实的托派份子或同情者；至于尚未证实其是否托派而被中共以「托匪」罪名处决的，就更多了。其中包括：

　　（1）据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档案（特种情报二七○一○四九一号）所载：「托派于一九三九年在苏鲁边境被杀。被杀者为该党青年百余名，近（连？）该党鱼台县县长李贞干及苏、鲁、豫边区动员委员会陈筹等四十余人。」（这项资料是由王凡西的一位台湾朋友从该局档案库中偷抄出来的。）

　　（2）、 苏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中共事后承认处决了三百多人，是「肃托扩大化」，但仍说其中的魏定远等人是真托派。直到198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才 批示：湖西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肃反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见唐宝林着：《中国托派史》277至282页。该书附录还记载了其它5起 《「托派汉奸」假案》）。＜8＞

　　此外，从广西到上海学习的托派青年丁毅，连同他的伴侣邹秀云，在１９４１年至４３年间，参加了国军组织的游击队，在江苏湖州一带活动。秀云算是随军家 属，但也学会了开枪，被誉为「双枪女将」，可她遗憾未曾亲手枪杀过日寇伪军。他们的两个儿子是在游击队里出生的。他们曾有一些惊险的遭遇，比如穿过敌人的 封锁线时，要把小孩子的嘴巴用布封住，绝不能哭出声来，否则敌人会开枪扫射。带着孩子爬山涉水，十分危险。一到安全地区，发现背着的孩子被倒挂着，立即把 封布解开，听到孩子哇的一声，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游击队生活有３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