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9：李光耀的无间道25/12/10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后李光耀时代对李光耀的历史评论必定是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或许，除了正统的学术研究途径之外，也可以从非传统的另类途径，多方面去尝试了解李光耀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过的多元角色。 中国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前者指官修历史是可考证的历史，后者指私人编辑的历史，其中有私下传递的不可或无法考据的历史。 2010年12月6日，我爸是李光耀的李玮玲透露 ‘几年前，中国官员好意要安排李光耀探访李家在广东省大埔的故居，但他为了“避嫌”而婉拒了。…因为当年，新加坡的邻国始终认为新加坡是第二个中国，李光耀担心如果他到故居访问，可能会加深邻国对新加坡的误会。为了新加坡的利益，他拒绝了中国官员的好意。’ 2010年7月28日，司马正史撰写的《谁是李光耀的真正的祖父》却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李光耀是梅县客人，不是大埔县党溪乡客人。按这一说法，李光耀之所以婉言谢绝是因为那里并非他的祖上故居。另外，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家庭”一节中，则绝口不谈他的祖辈。 从此一例子可以知道一件史事，即便是件简单情节，也可以有着至少六种不同的论述;是，不是，不知道，知而不道的隐瞒，不知而道的胡说八道，不可道的无间道。 在佛文化无间道可以简化的理解为一种备受煎熬的意识境界。香港电影文化将这种意境转化为卧底表里不一的尴尬处境：忠是恶，奸是善。在这种非同寻常环境里，事情真相只能意会不能明言，因此，阴谋都是不可道的无间道。 西方的阴谋论是用来试图解读一些虽无法证实，却又似乎确有其事的历史事迹。阴谋论排除偶发因素，相信事故发展过程都是有脚本的谋而后动，为了达到某个政经目的而依序去执行。阴谋论的特色亦是其缺点就是充满了不可道的隐秘色彩。 介于信疑间的阴谋论虽说无法考据，但却可以开辟出一些非常的视野去探索问题，有助对问题作出非传统的判断。宇野正美 (1988) 的《大阴谋-犹太人意图一统国际经济》把日币升值，日美贸易摩擦，西方强化韩国经济奇迹，视为犹太人控制日本发展的手段。据悉，日本大贸易机构的高层都熟悉这本书，也从这种逻辑去解析国际政经动向。另外，宫崎正宏(1989) 《反阴谋》则是驳斥犹太阴谋的论述。 用演绎出来的现象去查核事实，并非本末倒置而是开辟新思维，比如，2010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蒙德就指出，他是先以数理摸式去演绎一些可能出现的现象，然后才依据这个轨迹去探索经济现象的演化。 回顾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历史，李光耀在务实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立场飘浮不定，一些西方学者如Thomas Bellow (1970)称之为无原则思维;政治观点与决策可以左，右，骑墙，比左更左，比右更右，凭利益决定何种是适合时宜的立场。 从阴谋论来说，这种多变化的政治立场，可以看成是李光耀有着不同的政治身份，在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下，作出该角色的理所当然的政治言行。在这一个层面上，李光耀的所作所为都有其一定的政治思维作为指导原则。换言之，在李光耀的无原则政治决策底下有着其一定的逻辑可以推理。 明显的，新加坡没有了国际任务就只不过是个渔村，同样的，李光耀没有了国际任务就不能，也不会成为显著的国际政治风云人物。说白了，李光耀的一些言行不可以单从新加坡立场去判断，而是要从李光耀在国际组织上的身份去解读。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李光耀以87高龄为何在来届大选还要再战江湖，当然，除了长期习惯于总统府的随心所欲生活作息，也是有放不下的隐秘任务承担。这也应该是李光耀为何需要一个堂皇的政治地位，以方便长期不间断的周游世界列国。 李光耀有些什么不可道的身份?二战前后，东南亚的逐鹿群雄中有日本，西方资本世界，马来亚共产党，以及东南亚同盟会，那么，阴谋论者是可以从已知的事情，去探索事情演化过程中不可道的政治安排与幕内交易。 James Minchin (1986) ：‘…吴庆瑞作为新加坡自卫队成员理应被枪毙，…他避开了检证…一位朋友庇护了他，让他在战时的税务局工作，娶了一位本地的日本妇女为妻。…李光耀一家也过的安逸…因为得到一位富裕的港务局承包商关照，他是李光耀母亲多年来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此人的生意在日治时期蓬勃发展…。’ 李光耀在日治时期是一家日本通讯社的翻译，也从黑市物资买卖中敛财致富。李光耀在日治后期被特务跟踪，原本计划到金马仑躲避，但在受到此行不妥的警告后留在新加坡藏匿，直到英军登陆。 战后，李光耀在商业航运恢复之前，搭乘第一只离开的英国军舰前往伦敦;同船的十多名学生都有显赫身世，唯独李光耀是例外。李光耀是凭什么条件和背景登上军舰?T J S George (1974) 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叙述记录了一则传言：日治期间，李光耀也可能是英国情报员。 李光耀学成后回返新加坡之前，一些在伦敦的英国人致函嘱咐在新加坡政治部担当要职的朋友，好好照顾李光耀。李光耀上台后委任的政治部主管就是其中一人。 这些一笔带过或者避而不谈的历史，应该还有相当的探索空间。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庇护这一批将会在战后治理新加坡的吴庆瑞，李光耀，韩瑞生等等的幕后者是谁?显然的，能在战争年代提供庇护者肯定非等闲之辈，那是日本的何方神圣? 阴谋论者还要追究的是，除日本人之外，李光耀和英国人之间又有什么不可道关系?根据文献，李光耀享有比时任首席部长的马绍尔更多的机密情报，那么，在野的李光耀何以会有这些特殊的政治权力?李光耀在以华治华的殖民战略中担当了何种角色?可见，这一场权力争夺中充满了政治无间道。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李光耀何以重用黄望青这位身份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黄望青又名黄耶鲁原是马共要员，日治时期身穿日本军装自由出入令人闻风丧胆的日本宪兵部。战后，黄望青有多重身份：南洋大学理事会成员，新加坡驻日本大使，和新加坡广播局主席等。 李光耀和黄望青的关系最终破裂，黄望青的家庭生意受到调查，儿子黄少朗被控漏报所得税。据悉，案发后，李光耀通过拉惹勒南招见黄望青，但黄望青拒不见面拂袖而去，回返厦门鼓浪屿。 阴谋论者要追究的是，李光耀通过黄望青处理了些什么事情?和马共沟通?清算华社，华商和华文知识分子?代理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昭南岛时代，两人都是日本人的‘翻译员’，他们之间有何相同或者相异的不可道关系? 在新加坡政治斗争历史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情节是，东南亚华商的政经势力，也就是同盟会组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比如，Dennis Bloodworth (1986)与《白衣人》(2009)对新加坡权力斗争的叙述，其焦点是李光耀和左翼华人的政治斗争，而右翼华人似乎是一个缺席的角色。 同盟会组织在新加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从晚晴园与同德书报社等等的历史认识个中情况。早年的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就是由这一个派系建立与推广，所以在华校的学生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样的，在工运中亦有其自身的组织，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就是左右两派华人的政治角力。1960年王永元被李光耀开除党籍后另起炉灶，得到右翼华人政治势力支持。李光耀在和林清祥决裂后的华社支持亦是来自这一股力量。 李光耀重用的华商连瀛洲和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连瀛洲在南洋大学草创时到美国聘请林语堂主持校政，林语堂扬言要把南洋大学打造成一座反共堡垒。和CIA有来往的林语堂退场后，连瀛洲在吴庆瑞的帮助下创办义安学院，在华文教育上分裂华社。这亦是华社与华教两个板块里两股华人的政治角力。 新加坡武装部队是由冒充墨西哥人的以色列人协助建立，海军是由台湾人协助成立，台湾是星光计划下新加坡军队训练野战的场地。李光耀和台湾的政治势力从蒋经国，以至今天的当权与在野势力均有来往。李光耀身为一名‘外人’何以要毛遂自荐介入台海两岸的政治议程?何以‘大佬’般的不时指点台湾江山? 李光耀何以由反共变成亲共?何以在中美，中台关系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立场?先是向中国放话说美国并无围堵中国的意图，却又支持美国留在亚洲以抗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同样的，先是认同台湾力图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却又告诫马英九不可提速改善进程? 李光耀积极参与的这些国际政治是否超越了新加坡话语权?那么，李光耀是站在什么政治台阶说话?对阴谋论者而言，中国崛起对海外原有华商利益集团必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与冲击。或许，这其中涉及一个不可道的政治权力与利益再分配问题。 文章10：李光耀与赵ziyang作者： 乌龙山 来源：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1975年3月，新加坡派遣部长赴中国开交流会。第二年，李光耀首次赴华，会见毛泽东，并参观了几个城市，在西安观赏兵马俑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物，寓意着伟大的未来。”李光耀这一留言当有感触，他知道，英国的考古学家在伦敦舰队街挖出几件骨制品，竟然雀跃万分，面对着眼前气势非凡的兵马俑，他还能说上什么呢! 1980年9月，赵ziyang被选为国务院总理。1981年8月，赵ziyang访问新加坡，李光耀在总统府设宴招待，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李光耀说“尽管我们在社会和政治制度和目标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有着一些共同利益。” 1985年，李光耀访华，赵ziyang设国宴招待。此次访问还参观曲阜，登泰山，然而天不作美，突然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五岳之首的岱宗似乎显灵不表欢迎，只有作罢。 1988年，李光耀再次访华，分别会见赵ziyang、杨尚昆、邓小平。赵ziyang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李光耀，介绍了改革情况。就在此次访问期间，赵ziyang与李光耀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替他庆祝生日，还为他铺了一条通往泰山山腰的道路，李光耀终于登上泰山，还在泰山脚下的泰山宾馆住了一宿。赵ziyang在百忙之中为李光耀作了这几件事，虽说是尽了地主之谊，但是与他节俭的作风背道而驰，李光耀在他眼中，究竟有何价值?很明显的，这几件事应该是李光耀还没到来之前就几经做好了准备，赵ziyang与李光耀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也就在这一次访问，赵ziyang送给李光耀《河殇》录像带。然而李光耀来华之前，早已做了准备，当赵ziyang问起《河殇》内容(也许是李光耀自说已经看过)，李光耀说“太悲观了。”以李光耀的华文水平，难以看懂华文影片，更以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近乎无知的认识，《河殇》这样深奥内容，他只能看得满头雾水。因此，所谓“太悲观了。”肯定是身边幕客所言，聪明的李光耀，却用一句话解决了主人送礼的盛情，并表示自己关心时局动向。 李光耀和赵ziyang的关系有多深?可以从赵ziyang引述李光耀的谈话看出来，现将这两段话引述如下： “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新加坡在1994年2月26日与中国签订了管理苏州工业园协议书之后，才有所谓的经济合作。在此之前，不过是传统的中国副食品单方面的进口，日常的咸菜、皮蛋等等，真的是依赖中国。 赵ziyang在此引述的李光耀谈话，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光耀话中针对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当自己想要与对方进行经济合作，骨子里却视之为仇敌，李光耀专注的不是互惠互利，经济为先，而是耿耿于怀别人的政治制度，其诚意已经大打折扣了。 而赵ziyang在引述了李光耀这两段谈话后，发表了自己的评价： “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 赵ziyang这段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光耀说的是政治制度，是敌视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过分依赖”，不外是把别人看成没有信用的对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苏州工业园会出现问题，因为本身早有“过分依赖”的防范，而且一直以为对方存心使自己吃亏。当发现工业园附近有两个本地工业园时，那种“过分依赖”苏州中新工业园的失望心理，几乎快要爆炸。赵ziyang说“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表面上看来是提醒自己人注意对方有所准备，但就李光耀滔滔不绝的针对政治制度而言，是否也在暗示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妨碍经济发展的框框? 李光耀和赵ziyang见了几次面，关系突飞猛进，赵ziyang急切的改革心愿，已被李光耀洞然于心。这位东南亚的反华反共急先锋，竟然可以与赵ziyang搞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赵ziyang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浑浑然不知路应该怎么走，李光耀的到来，似乎让他开了窍，此时不论鸡毛也好，稻草也好，只要是外来的意见，外来的和尚念的经，听起来是那么新鲜，那么诱人，于是再也管不了什么反华反共，先将之视为上宾而后已，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打球、庆生、铺路之举动。赵ziyang浑然不知李光耀心中想些什么，因为他太不了解此人的内心世界，不了解此人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思想，在反腐的示威浪潮中，他六神无主，麻痹大意，没有发觉与李光耀接近，是一种冒险行为。然而李光耀在新加坡的一人专制统治，也使他无法了解中国的集体集中制，他错误地以为赵ziyang可以像自己管理新加坡一样，一声号令，官员百姓莫不唯唯诺诺，匍匐而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猜测，李光耀与赵ziyang交往之际，赵ziyang对他的“知遇”，使他忘乎所以，幻觉中自以为是特洛伊木马，是屠龙的大卫，赵ziyang这块肥肉，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将要制造惊天动地的历史。在本国内，他消灭了左派势力，眼前是要摧毁一个超级的左派势力，资本主义世界，将要看到第二个苏联的灭亡。 1989年6月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新加坡的电视与广播，不断报道跟踪，似乎中国当天晚上就要变天。第二天，报纸大事报道，图文并茂，真实与伪假新闻充斥版面，谣言满天飞。在此之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位记者黄丽萍，原本前往北京采访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突而转变专门采访学生示威，特写不断飞来，甚至预言中共政权将会倒台。李光耀在天安门事件隔天出来指责中国政府以不对等的武力对付学生，成为亚细安(东盟)唯一指责中国政府的国家领导人。6月5日晚间，李光耀的总理公署发表文告，其要点如下： “总理与内阁原本料想中国政府动用军队平息内乱时，会运用最少武力的原则。” “相反的，军队使用的武器与暴力造成许多人命伤亡，这与手无寸铁的平民所作的反抗完全是不相称的。” “一个大部分人民，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民与政府不和的中国，动乱将发生，人民愤懑，改革将停顿，经济将停滞。由于中国地广人众，这样的中国可能为自己以及亚洲邻国制造麻烦。” 在动乱中，赵ziyang确实是下了台，不过强人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仍然牢牢掌握政权，天没有变，李光耀感觉自己操之过急，言之过早，环顾亚细安各国，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开口说话，自己已经言由口出，马前泼水，难以收回了。事态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李光耀有所警觉，不久，他找来国会议员白振华。这位典型的跑腿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进中国，负有特殊使命，他为了私利，在福建安溪廉价收购果林，建筑房屋，在新加坡招徕购买，大赚特赚一把。李光耀命他炮制了《李光耀眼中的六四》一书，其原因就是此人出出进进中国，李光耀以为他对六四事件会有所了解，对中共有所了解，能够为自己缓颊，制造下台阶，而且此人极端反共，每当返回新加坡，逢人就说共产党快要完蛋了，是一个适合的人选。然而此书内容竟然与之前李光耀的谈话大相径庭，他指责学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说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容忍的行为。不幸的是，那位落力报道的记者黄丽萍，也因而遭了殃。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中国建交，李光耀在建交后立刻赶到中国去，行程中向赵ziyang的亲属打听赵ziyang的近况。往事如烟，神州依旧，此时的李光耀，心中五味杂陈，不知有何感想? 李光耀会讨好别人，例如天安门事件，他认为邓小平经历过革命、动乱，所以义无反顾下令平息动乱，并以此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对此，借抑低戈尔巴乔夫来抬高邓小平。又如他知道习近平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于是在2007年说他插队6年，经过磨练，吃过苦头，是曼德拉式的人物。我们不禁要问，李光耀称赞习近平为曼德拉式人物时，他可有想过被监禁时间超过曼德拉的谢太宝? 2005年赵ziyang逝世，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是李光耀心中的遗憾。可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今天的新加坡已经“过分依赖”中国，李光耀向来心目中崇拜的的英、美、日三国，都已经走向下坡路，而中国崛起，广开投资天地，让新加坡政府以及非政府的投资如其所愿，大展拳脚，对其停滞不前的经济，尤其是建筑业的帮助甚大。新加坡的大量中国移民，满足了新加坡的人口平衡担忧，尤其是选票的担忧。而中国源源而来的黑钱，更是求之不得的非生产性盈利。没有赵ziyang的中国，本来就是可以“过分依赖”的。李光耀年事已高，在世已无多日，但可惜他完全不懂中华文学，如此可爱又可依赖的中国，真是应了苏轼的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文章11：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再次发表声明驳斥内政部的诬蔑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对所有前政治拘留者的指控记者：张泰永(2011-9-29)
据马来西亚媒介9月28日报道，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著名马来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赛扎哈利等16名前新加坡政治拘留者今天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新加坡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便审查对他们以及所有在内安法下被拘留的人士所作出的指控，是否有正当理由。他们也批评，新加坡内政部不但未回应他们提出的废除内安法的要求，反而继续对他们以及前政治拘留者贴上冷战时代惯用的所谓“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和“马克思主义阴谋”的标签。 他们在声明中指出，新近有许多历史学家和前政治拘留者出版的书刊、回忆录和举办的座谈会所揭露的许多事实，跟当年有关事件的官方论述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要求(新加坡)政府拿出道义和政治勇气，为国家利益着想，设立上述调查委员会。” 声明接着表示，新加坡内政部于2011年9月23日发表的文告，充满了过去冷战时代所惯用的诸如“共产党统一战线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密谋”的语调。 “其意图显然是用来证明他们在内安法之下进行的专制任意的逮捕行动是合法的，并企图在人民心中注入恐惧和害怕情绪。” 早前，这16名前政治拘留者曾发表联合声明，欢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宣布将废除《内安法令》和《紧急法令》，并呼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向纳吉看齐，废除新加坡的内安法令。 驳斥内政部的诬蔑之词 16名前政治拘留者今天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新加坡内政部的文告对他们提出的最关切问题，即不经审讯和无限期扣留的课题，完全避而不谈。 声明驳斥内政部的诬蔑时指出：“我们16人之中，没有人曾被告上法庭依法审讯。我们被关押和监禁的依据，仅仅是凭内部安全局官员的单方面报告，或者是政扣者受到拷打盘问、冷房虐待、剥夺睡眠等各种折磨以及无限期扣留的恐吓而被逼作出的供词。” 联合声明接着指出，《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新加坡是该宣言签字国之一，理应遵守《世界人权宣言》这项规定。 联合声明重申，内安法是一部残酷的法令，它让执政党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肆意逮捕任何一个它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士。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内安法对新加坡的冲击，造成瘫痪性和恶毒的后果。 今天联名声明的16名前政治拘留者是：林福寿医生、傅树楷医生、赛扎哈利(见图)、 李思东、卢妙萍、莊明湖、陈辛、卓清枝、许庚猷、钟金全、張素兰、叶汉源、陈智成、刘月玲、黄淑仪和陈凤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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