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②       工作组领导下的文革概览。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主持下，由中共北京市委、中央部委和团中央派出的。其他地方的工作组则是由当地省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派出后，北大发生了关门事件，工作组代替了清华大学党委，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撤销了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的职务，西安交大则发生了六六事件。而后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则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个时候师生中间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学校党委逐渐形成了两派：支持学校党委的师生，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对学校党委的师生，被称为造反派。后来为了团结、争取群众，不再用这种个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语言来称呼两派群众，而是把保守派称为多数派，造反派称为少数派。在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以后，原先支持或反对学校党委的两派群众，迅速转化为支持或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两派群众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为什么在支持还是反对学校党委或工作组的问题上，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保守派还一度势力比较强大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群众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对党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习惯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在观念中具有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的意识。当时的文化革命是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主张在党委或工作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革命，这对文化革命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抱着善意给党组织负责人提意见的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人们仍然心有余悸，因而对反对党组织负责人抱着保守的态度。还有从个人利益出发，处于个人得失的因素来支持党委或工作组的。因而当时许多人成为保守派，拥护党委或工作组。造反派则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的鼓舞下，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文化革命上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当中也混入了一些从个人利益出发参加的造反者，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则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是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政权的变质而积极参加造反的。这个时候的党委或工作组在具体工作中又存在着不少问题。因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造反，甚至在遭受压制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当时保守派在学校党委或工作组的支持下，一度势力强大，还占据优势地位。后来随着中央文化革命指导方针的变化，撤销工作组，他们之间的实力对比才发生了巨大变化，保守派实力消弱，造反派势力壮大。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再来看工作组到学校后文化革命的发展状况。

　　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工作组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了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教授、专家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遭到歧视。[143]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代替校党委主持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由于工作组要求在他们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革命，同时在处理原校党委的问题上又与造反派师生存在着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纷纷要求驱赶工作组。

　　六月八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北京第一起赶工作组的事件。造反者因工作组保护院党委而赶走了进院才四天的工作组。新的工作组进院，不到四天，又要被赶。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十三日赶到北京邮电学院讲话，说明工作组是革命的，造反者给陶鲁笳贴出一批大字报。

　　六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力学系学生王铁成贴出题为《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刘泉等贴出题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此外还有一些向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但同时也有不少人起来为工作组进行辩护。

　　六月十七日，师大女附中高三(4)班李黎黎等十三名同学贴出一张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向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说工作组不深入，不发动群众，质问工作组：“你们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辩论”，工作组组织对这些学生进行了批判和斗争。[144]

　　这个时候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个事件是群众自发发起的，随后在工作组领导下迅速得到了平息。刘少奇马上作出批示，将这个事件作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标志性事件转发全党。以后我们还要专门分析这个事件，此不赘述。

　　由于工作组是按照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开展文化革命的，在取代学校党委以后，对造反派师生采取了限制的政策，因而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最终形成了一股驱赶工作组的潮流。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北京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个反工作组的浪潮。几天之内，有三十九所高校的部分学生轰赶工作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医学院的工作组都是两次被赶，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组更是三次被赶。

　　六月二十日，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召开的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到会，宣布撤销受到该院一些学生强烈反对的原工作组组长张万合的职务，改派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邓东哲任工作组组长。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常委李贵和一些干部、教员，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评该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反工作组的学生举行了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不以为然，陶鲁笳、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六月二十一日，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质学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是革命的。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学生也进行了示威游行。

　　六月二十日晨六时，北京师范大学高树奎、谭厚兰等十七人贴出题为《孙有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组长孙有余。还有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孙有余作广播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对他的质问，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也就是反对党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有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晚上，北京新市委武振声、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学生，作了三点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六月二十三日，谭厚兰贴出《必须重新评价高树奎同志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

　　北师大工作组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简报上指出：“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谭厚兰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受到批评，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争。七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到北师大调查六二○等事件。调查期间孙有余与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产生分歧，康生批评孙有余“是在为彭真辩护”，并于七月十三日把孙有余叫到钓鱼台进一步了解情况。

　　孙有余是从工交口调出，经文教口调到北师大，即使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势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孙有余回北师大向全校师生员工检查，遭到了他的拒绝。七月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孙有余的工作组组长职务。七月二十一日，北师大签名要求留下孙有余的师生达三千多人。

　　六月二十日，北京师大一附中学生陈永康、何方方等贴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刘少奇指示工作组开始反击。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组织全校师生对陈永康、何方方等进行批判，于六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三十日，召开了三次斗争会。全校受到批判和打击的达一百多人。有人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上还出现了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团中央负责人还根据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写成《北京师大一附中反击假左派经验总结》，登在《中学文化革命通信》上，并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进行了介绍。

　　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由于以后我们还要详细介绍这个问题，此不赘述。[145]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要求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文化革命，获得了保守派师生的支持，遭到了造反派师生的反对，于是在学校中出现了普遍驱赶工作组的现象。

　　六月二十日前后，由于学校之间相互影响，北京市各学校的反工作组情绪走向高涨。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146]对北京出现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感到事态严重，认为运动出现了逆流。[147]他们认为，“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从北京开始，逐渐波及到全国的“反干扰运动”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了。[148]

　　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149]有的还给戴上了“反党干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中学教师则按“四清”办法，集中交代问题，使中学教师感到压抑。[150]

　　从六月下旬开始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逐渐进入高潮。在“反干扰”时期成立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拥护工作组的。工作组在执行新市委关于“反干扰”的指示时，对形势看得相当严重，将反工作组的人当作阶级敌人看待，并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将当时的形势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相联系，并采取了一些与反右派相类似的措施。北京各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师生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蒯大富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北京林学院开除了两名“右派学生”的中共党籍，取消了两名中共预备党员的预备党员资格。北京市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十三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革大学组根据二十四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队统计，在二十四校教职工和学生总数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9﹪);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

　　工作组对原各高等院校的党委和领导干部的情况一般都估计得比较严重，二十四所院校的党委九成以上都被定为三、四类，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六成以上被定为三、四类干部。[151]

　　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武汉大学一学生批判一领导为《湖北通讯》写的一个按语，被大会批判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被说成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152]

　　工作组派出后，没有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指向反对工作组或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这样就转移了斗争方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事后有一个回忆，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引述如下：

　　王力说：“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 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153]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派出的工作组并没有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共产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主要看个人表现。以出身来定性，认为出身好就一定好，出身差就一定坏，显然是错误的。陈毅汇报的外事口的几个牛鬼蛇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当时群众开始反对工作组了，陈毅却极力维护工作组，还要求群众以领导的看法为准。这是站在工作组立场上来压制群众了。工作组转移斗争方向，没有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指向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形成了工作组进行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鲜明特点。

　　我们看到，当北京院校造反派师生反对工作组并进一步大规模驱赶工作组的时候，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工作组开始了“抓游鱼”、“反干扰运动”，组织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作了比较严重的估计，将大批造反派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这样工作组在代替了学校党委以后，以保守派师生为社会基础，以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为工具，将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下去。任何违背这一方针的行动都要遭受工作组的严重打击。这表明文化革命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来进行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工作组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估计的比较严重，但这种严重的估计只是成为工作组取代学校党委和学校领导干部的依据，而不是由此发动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在进行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审查、甄别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这样尽管对学校党委和领导干部估计的比较严重，还是采取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的方式来解决业已存在的严重问题的。

　　工作组取代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对于学校党委存在的问题能否予以彻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能否允许群众予以监督和批评，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已经存在的造反和保守两派群众，使他们在消除隔阂以后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就成为工作组能否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站稳脚跟的关键。工作组之所以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反对乃至于驱赶，就是因为对以上几个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的。

　　总之，在学校文化革命兴起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来开展文化革命。工作组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反对乃至于驱赶，于是又在一线中央常委领导下开展了“抓游鱼”、“反干扰运动”，将矛头指向造反派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出身的人，于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刚刚呈现燎原之势的文革星火有被扑灭的危险。

　　③       展现中央一线常委文革路线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不仅是北京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因而中央一线常委在北大和清华开展的文革成为展现他们文革路线的标志性事件。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在北大和清华开展的文化革命。

　　1)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是展现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个事件的概况如下：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五月十五日全校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这场运动。九时左右，在校园内又突然爆发了揪斗干部和教师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期间还发生了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

　　工作组领导小组闻讯，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揪斗事件。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这起揪乱事件。

　　经查明，在这场揪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人打过3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

　　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张承先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要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

　　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八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他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察看处分。

　　除以上这四个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人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调干生杨××，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今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当很多同学劝他“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时，他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习气。[154]

　　这就是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这起未经工作组批准就进行的揪斗事件，虽然在北大工作组的迅速制止下平息了，但是北大工作组却对这个事件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召开大会要求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引以为戒，严防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经过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把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在十八日晚十时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作广播讲话，向广大群众说明了这次揪斗事件的真相。指出：

　　这次乱揪乱斗与以往的乱揪乱斗性质不同，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十五日动员大会，在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说明在乱揪乱斗中已经被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给文化大革命抹了黑。他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的三条教训：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党的政策办事;其二是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这场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组是支持同学们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组搞秘密串联活动是错误的。张承先最后要求同学们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展开大讨论，来一次大检查，提高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乱揪乱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经过这次动员之后，有人再想煽动揪斗确实比较困难了。当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稳步深入发展阶段。[155]

　　在这次动员大会上张承先报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纠察队，五个校门的门岗森严，外单位不许进校。学生外出，必须事先向工作组请假，回来要汇报。出校门时要察看证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组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实际意味着互相监视;有的工作组还让纠察队暗中监视学生宿舍，以防学生由窗口跳出。[156]

　　我们看到，北大工作组在组长张承先的领导下，以六一八事件为契机，采取行政手段迅速加强了对北大文化革命的控制，使北大文化革命转入工作组管控的轨道。其实，北大工作组不仅在北大内部抓住六一八事件召开大会，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检查反省，还迅速将这个事件写成文字材料予以上报。当天下午，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给中共北京市委。市委立即将它转报刘少奇等政治局一线常委。二十日，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肯定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作法。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157]

　　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作出批语，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作法，要求各地要效法北大工作组的办法来处理本学校的类似事件，还将这个简报转发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才能进行，任何离开工作组去开展文化革命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这个简报确定了工作组在文化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出后，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正式报告，即《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负责起草。这个报告对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这个报告写成后，张德华送给张承先和曹轶欧审阅。张承先以工作紧张为由，委托曹轶欧审阅。曹轶欧表示没有不同意见，只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作了个别改动后就发出了。

　　在这个报告中，把北大六一八事件称作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这样就给六一八事件定了性。张承先说这个报告作出这样的定性是受到了陈伯达的影响。陈伯达认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康生当时与陈伯达在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有着同样的观点。[158]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在六一八事件上的观点，是张承先事后的回忆。当时他们对六一八事件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考证。即便张承先说的是真实情况，从陈伯达、康生当时对文化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上来进行分析，当时他们也仅仅是认识问题，况且当时在六一八事件过程中确实也有人乘机进行浑水摸鱼，搞乱批斗，而陈伯达、康生当时是支持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对于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却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六一八事件后，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确实被压下去了，工作组掌握了北大文化革命的主导权。但是，这个事件后来也遭到了师生的质疑和反对，致使北京市委对这件事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七月十二日下午，北大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七月十五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来北京大学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进行辩论的情况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的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点半，工作组长张承先突然接到北京市市长吴德的电话，传达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18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副组长武振声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价思想上想不通，张承先当时思想也不通。当日，张承先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张承先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对张承先作了解释，要求他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

　　当时，张承先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对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检查了认识问题。他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现在就整训，用三天的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工作的缺点错误。

　　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继陈必陶五人大字报后，出现了不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但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批评工作组是为帮助工作组。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来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决定根据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活。

　　七月十九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承先获悉后，当夜立即召开工作组领导小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后认为，对这个新情况必须迅速向北京市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和聂元梓一块在第一张大字报上署名的杨克明也反对聂元梓的作法，表示要向上级领导反映聂元梓以前的情况。七月二十日晨，张承先和杨克明一起到市委向李雪峰反映聂元梓的问题。张承先先进去汇报，李雪峰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当谈到杨克明在外边等着向他汇报聂元梓的情况时，李雪峰说：“不听了，你们赶快回去。”于是他们随即赶回学校贯彻李雪峰的指示。[159]

　　北京市委态度的转变是突然的，一度让张承先等北大工作组成员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我们注意到，七月十五日吴德在听取北大工作组汇报的时候，就已经对六一八事件表示不同意见了。七月十七日李雪峰又明确指出了六一八事件的定性是错误的。七月二十日李雪峰不仅没有支持北大工作组与聂元梓的斗争，反而要求北大工作组多做自我批评，还拒绝听取杨克明反映聂元梓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有力的文献资料来说明北京市委领导人在六一八事件上态度转变的原因。但是六一八事件后，北大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严厉限制下确实出现了低潮，六一八事件的参与者到底是群众还是反革命分子占主体，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北大工作组的直接领导北京市委，就不能不对北大工作组领导的文化革命提出质疑了。

　　从中我们看到，六一八事件过程中搞起了变相武斗，还有人乘机耍流氓。这不仅背离了文化革命的主旨，又违犯了社会公德，是应该加以批评和纠正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工作组出面予以制止当然是必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北大工作组制止六一八事件和随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向全党转发的批示，反映出来的实质问题则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来进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北大工作组的作法清楚无误地表明文化大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才能进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后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焦点。这构成六一八事件的主导方面。

　　这样我们看到，六一八事件既存在着参与者搞的变相武斗和个别人的流氓行为，也存在着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组来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这个事件存在着变相武斗和个别人的流氓行为就否定这个事件在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导方面;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这个事件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导方面，就否认事件存在的变相武斗和耍流氓行为。而要对这个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既要正视这个事件存在变相武斗和耍流氓行为，认识到这是这个事件的支流，应该予以纠正和处理，又要指出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革命是这个事件的主流，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这样既不能因为支流而否定主流，也不能因为主流而无视支流，而要从对主流和支流的全面深入分析中来认识这个事件。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报告”和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作出的批示，就是以支流代替了主流，以六一八事件存在的变相武斗和流氓行为否定了依靠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正当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由于立场上的不同造成的。后来毛泽东决定撤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60]决不是感情用事，只不过是从事件本身的主流性质出发作出的决定，以此回归事件的本来面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