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是展现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革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概况如下：

　　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胡健，没有按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的指示引火烧身，而是组织人进行保卫校党委。清华大学除出现声援北大的大字报外，还对清华大学党委提出了尖锐批评。清华大学形成了保卫校党委的多数人围攻造反的少数人占压倒性优势的局面。

　　六月五日，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李黎风(李井泉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一群高干子弟贴出了《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震惊全校。由于大字报署名者的特殊身份，在学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蒋南翔召开全校大会做出检讨。保卫党委的大字报迅速消失，师生员工在发生分化，保卫和造反这两股势力的攻守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化系63级902班学生蒯大富一度还是保卫校党委的，在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下，经过思考也写出了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因此被赶出了校广播台。

　　工作组组长叶林(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副组长周赤萍(时任冶金部副部长)、杨天放(时任林业部部长)率领工作组进校后，接管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在清华大学党委贯彻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上，工作组与清华大学党委产生了严重分歧。这个时候原先保卫校党委的教职员工开始醒悟过来，说他们受骗了，于是纷纷转向造反的行列上来。

　　六月十二日，学生们开始抓出黑帮、保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斗了一些学生、辅导员。工作组成员纷纷出来为他们进行解围，有的说学生不讲政策，有的把戴在头上的高帽子取下来。自控系工作组副组长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

　　当天发生李世权事件，他贴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愤怒的群众要斗李世权，工作组不让，让大家写大字报批判。

　　六月十三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组长叶林报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对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停止蒋南翔同志校长、党委书记等一切职务，进行反省，改组校党委;在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大会代表发言中，有的人喊出“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

　　工作组接管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后，要求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这个时候群众与原校党委的矛盾就被群众与工作组之间的矛盾所代替，而且这个矛盾迅速激化了。

　　大会之后，力904班王铁成就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六月十四日，力05刘泉等同学贴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下午三点，土建系一、二、三年级工作组副组长在大一学生会上说：“牛鬼蛇神出笼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会后有学生问有没有善意批评的可能，他排斥这种可能性。有学生问：“给工作组提意见的有很多是反蒋的左派。”他说：“说不定他是反革命、反党的。”这天也有许多同学到国务院和新市委反映学校情况，国务院和新市委回答：工作组是可以信任的。晚上，在数力系文革成立大会上，副组长杨天放说：我们不仅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而且特别要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来进攻。

　　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和同学孟家驹贴出一篇题为《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据蒯大富后来说，他们是在研究了《人民日报》社论以后，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才贴出这张大字报的。

　　我们注意到，学生将矛头指向工作组，而工作组又准备反击学生。这个时候王光美受刘少奇委派来到清华大学进行调研，并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

　　六月十七日，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来看大字报。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在清华正式亮相。晚饭时，王光美在七饭厅(女生食堂)见到学生，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当清华工作组组员。

　　六月十九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到清华大学来看大字报，与蒯大富发生了初步交锋。薄一波问蒯大富叫什么名子，蒯大富如实回答，但是当蒯大富问到薄一波的名字时，薄一波却拒绝回答。蒯大富认为根据对等原则，应当互相通报姓名，自己回答了对方，对方却拒绝回答自己，觉得自己上了当，自言自语地说那里来了一个胖老头骗了我。后来工作组在批判蒯大富的时候，说他对薄一波不尊重。其实，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蒯大富本来并不认识薄一波，当蒯大富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薄一波以后，再问薄一波名字的时候，薄一波却不说出自己的名字。薄一波理曲在前，才有蒯大富不尊重的话在后。况且蒯大富当时又不认识薄一波，这又怎么是蒯大富的责任呢?后来批判蒯大富的人说蒯大富对薄一波不尊重，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在工化系蹲点，说自己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组员”，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则是配备有两名秘书的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幕后决策者。也就在这一天，刘才堂又贴出《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蒯大富看到这一张大字报以后，在大字报上加写了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刘才堂同志的大字报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好得很!对党有利!为人民帮了忙!”

　　蒯大富在加写的这段话中明确提出了向工作组夺权的问题。蒯大富的言行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这个时候的一个偶然事件迅速将蒯大富等人与工作组的矛盾激化，将蒯大富等人推到了和工作组严重对立的境地。这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本来工作组通知工化系学生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会议讨论，但是王光美却没有来，而是让一个女工作组成员来了。学生们觉得诧异，询问原因时却没有得到工作组明确答复造成的。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工化系召开革命师生大会，讨论工化系工作组组长杨维哲的讲话。负责化9的另一名工作组组员曹欣匆匆跑来，对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他们的讨论。大家立即清扫卫生，迎接王光美的到来。但是却来了一个姓崔的女同志。讨论过程中，有人给这位女同志递条子要求说明身份，却没有得到回答，只说是强斋秘书组的，叫她老崔好了。学生们觉得受了骗，认为这里面有阴谋。于是讨论结束后又到校工作组驻地去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束被告知是工化系办公室接电话的人听错了。学生们不相信这种解释，要追查谣言，直到深夜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临近第二天零时，学生们才愤愤不平地回到宿舍，开始写大字报质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这样做。

　　六月二十三日，蒯大富和同班同学孟家驹等十人，一早就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直接和工作组组长叶林交了火。大字报质疑工作组通知的事把王光美牵进来了，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161]

　　参加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者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给以批驳，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秩序一片混乱。[162]

　　六月二十四日，工作组组织师生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很快，以工化系为主的反蒯运动开始了。工作组把清华园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指向了蒯大富，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反革命”。此时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代总长杨成武之子)对工作组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见，阻止他们说“不要反击同学”，可是叶林不但听不进他的意见，后来还排挤杨东胜，对那些反蒯积极分子委以重任。

　　在工作组支持下，由贺鹏飞、刘涛等人具体组织，与蒯大富等人约定二十四日晚七时在学校中心大礼堂就蒯大富等人六月二十三日贴出的这张大字报进行辩论。当时清华大学二千多人参加了这场辩论会。辩论主要围绕王光美要来工化系却没有来展开，蒯大富等人在辩论中明显占了优势，贺鹏飞等人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成员走上台，想以此来扭转辩论中的不利态势。先是工化系副组长张茜薇(张太雷之女)上台解释，结果没有说服学生下去了。随后工作组副组长杨天放上台了，让大家讨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是什么性质，结果被轰了下去。后来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又上台了，说自己是长征过来的，受党的委托到这里来，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但蒯大富处处和工作组为难，不让我们正常地展开领导，同学们想一想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结果又被同学们赶下台。最后工作组组长叶林出场了。本来叶林不想上台，但是他不上台收不了场，王光美就在后台坐镇指挥的。他念《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工作组是在市委领导下工作的，我们是每一步都听新市委、党中央的，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搞骗局啊。蒯大富的行为已经完全不是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了。

　　蒯大富在辩论中紧紧围绕王光美说要来工化系，但是却最后没有来，其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求说明原因工作组却一直不给答复这样一个主题来展开辩论，而叶林、周赤萍、杨天放、张茜薇则是避开这个问题，岔开话题，要不倚老卖老大讲个人资历，要不大讲组织原则，给蒯大富等人定性。蒯大富则依据事实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他们转移论题，要求他们回答为什么王光美说要来工化系902班听取汇报，后来又没来，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由于已到深夜，双方的辩论仍然在进行，于是贺鹏飞与蒯大富商量，辩论会到此结束，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辩论。

　　当天辩论会上，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周赤萍在会上说：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不许怀疑和反对工作组。工作组的作法不仅没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反对工作组。会后，有不少学生赶往中共中央、国务院、新市委等地汇报情况，认为叶林是定调子压制群众。

　　虽然蒯大富等人在六月二十四日辩论中占了优势，但是北京的局势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发生讲话，要在北京大中学校开展“抓游鱼”、“反干扰”活动，大抓学生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在六月二十四日辩论中的胜利，不过是在李雪峰发表讲话但尚未传达执行的情况下侥幸取得的。李雪峰的讲话一旦传达执行，清华大学工作组就立即采取措施开始了反击蒯大富等人的行动。

　　六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学校广播台就宣布：原定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因故停止。工作组取消六月二十五日辩论会后，从上到下布置师生员工讨论六二四事件。叶林在一次干部会上讲：“24日晚开会，有1000多张条子，有200多张反动条子，80﹪没名字，要把没名字的条子贴在牛皮纸上，放在大礼堂追查名字。”讨论会上工作组成员反复强调说，叶林、周赤萍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叶林传达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把师生员工分类，采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策略，然后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

　　叶林传达的报告作用很大，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点传达，六点见效，十二点压倒优势!”大字报变成几乎都是反击蒯大富，支持工作组的了。出现了许多口号，如：“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晚上，又传来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的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当时周恩来出访，许明的讲话不代表周恩来的态度)[163]

　　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造反者。[164]

　　很多学生在压力下纷纷检查认错，同时，各系开始游行，声讨蒯大富，树立工作组的绝对威信。文工团首先发起游行，在强斋门前喊出“用生命保卫工作组”的口号，工作组接待人员说：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正确观点向全校宣传，鼓励同学们游行示威。

　　无奈之下，蒯大富和同学孟家驹进城告状，中央、人大、国务院、市委接待站的人都这样答复他们，你们说的我们已经记下来了，我们将向有关方面报告。这个时候他们给在校同学写出密信，鼓励他们继续奋斗，不要妥协。为了防止意外，在寄信栏中写上了“上海”字样。

　　六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回校后就被人盯上了。回到班上，有人就向蒯大富宣布，晚上要开辩论会。由于孟家驹、鲍长康都承认错误，被迫屈服了。这次辩论会由蒯大富一人应对，当时还没有人敢站在蒯大富一边支持他。对方还是贺鹏飞等人，事先安排几个群众代表向蒯大富一个接一个提问题质问，进行围攻声讨。这个时候蒯大富仍然是沉着应对，没有屈服。

　　六月二十七日对蒯大富围攻批判之后，工作组在新水300召开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辩论会，提出“反蒋必先反蒯”。发言中定蒯大富为反革命分子，提出三步曲引导：(1)引导学生承认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2)承认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承认自己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和效果是完全统一的。

　　各班、年级、系都开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满天飞，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以后，对这些人实行了隔离、看管、没收日记、审讯、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大富有联系的人都得检查，承认自己是犯了“立场错误”，方能过关。

　　六月二十七日之后，蒯大富原来宿舍的同学调换出去了，新住进去的六个人轮流盯着蒯大富，蒯到那里就跟到那里，还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支持蒯大富了。尽管这样，蒯大富还是每天写大字报张贴迎战，先后贴出了《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致刘才棠、王铁成等同志》、《致叶林同志》、《告全校人员书》、《向党祝贺》、《再致叶林同志》等大字报。

　　七月三日，蒯大富在贴大字报的时候，薄一波又来了。当着蒯大富和同学的面讲了话，引导大家批驳蒯大富的同时，希望大家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在这次辩论中，薄一波对蒯大富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165]薄一波在辩论中为了压倒蒯大富，拿蒯大富的名字说事，如此联系，如此辩驳，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贻笑大方了。

　　七月三日晚上，刘少奇对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七月四日就不让蒯大富出门了，他的行动自由被剥夺了，他贴大字报的权利被剥夺了。每天24个人轮流看着他。蒯大富提出抗议，说要出去告状，向党中央告状，看守他的人说：告什么状，不准出去!你这反革命分子还想告什么状，不准出去!于是蒯大富就开始绝食，同时还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七月五日、六日还给工作组组长叶林写了两封信，表示自己绝食到底的决心，警告他小心别身败名裂自招横祸!

　　蒯大富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后，清华园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大量出现。

　　七月四日，校工作组开会正式提出“反蒋必须反蒯”，要求把其对工作组的意见逐条批驳。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系人物，群众斗群众达到新高潮。

　　七月五日，自控系501教研组青年教师史明远(文革小组成员)被认为反工作组，几次遭突然袭击，打成反革命，对他批判斗争。清晨他在十三陵服敌敌畏自杀。

　　七月六日，各系开始分别成立新临时党总支、分团委。工作组包办代替，亲自担任主要干部，下发批判蒯大富的提纲。

　　七月七日晚上，在中央主楼进行批判蒯大富的预演。李黎风主持，刘涛、贺鹏飞、杨天放参加，王光美亲自督阵。校部陶某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杀，没有淹死。工作组没有向上汇报。

　　七月八日，全校召开揭发批判蒯大富大会，发言经过预演、审查通过。会上叶林最后讲话：蒯大富是念念不忘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野心家，蒯大富等一撮人在清华的出现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是阶级斗争在清华的反映。

　　七月十四日，全校各系大规模批判“蒯派”和各类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后，夺了校党委的权，一下子罢免了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工作组几天之内又将反对工作组的7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在大张旗鼓的批判中，有的人精神崩溃后就自杀了。其中一个朱德义，卧轨自杀失去双脚，造成终身残疾。

　　或许是蒯大富绝食的事被人反映上去了，因而引起了北京市委的重视。七月六日，市委派马力见蒯大富，了解情况。马力告诉蒯大富，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们都转了。这一天，蒯大富写出《向党、向革命师生承认错误》的大字报。尽管这样，反对蒯大富的运动也没有停止。在蒯大富停止绝食以后就进行批斗，全校大会批斗一次，然后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更是每天不断，还有人跑到蒯大富宿舍来进行批判的。不仅对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发言、信件，甚至联系蒯大富的个人历史进行批判，还动员蒯大富的中学同学揭发他，又召开团支部会议，开除了蒯大富的团籍。这个时候蒯大富觉得大势已去，要作劳改的准备了，他给舅舅和姑妈写信，要他们寄点钱来。[166]

　　但是令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形势发生了变化。当然这是后话。

　　从清华大学文化革命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工作组进入清华大学后，清华大学党委就停止了活动，由工作组接管了清华大学的领导权。于是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的领导下进行了。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确实提出了夺工作组权的问题，导致他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直接原因还是由于王光美要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终没有去成，同时工作组又没有给予确切的说法引起的。但是这件事不过是引发蒯大富反对工作组的导火线，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实际上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不过是蒯大富等造反派师生与工作组之间存在矛盾的具体反映而已。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作工作组的顾问，是刘少奇批准的。六月十九日，刘少奇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动态，及时反映学校运动的情况。[167]我们注意到，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又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也在清华大学上学，还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因而清华大学工作组是直通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组的作法就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化革命的具体实践。即使没有王光美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终没有去成这件事，清华大学师生与工作组的矛盾也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还是文化革命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工作组的问题。不论是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还是工作组要开展反蒯运动，表面上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则是究竟依靠广大师生还是工作组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根本问题的反映。

　　从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来看，工作组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支持下，对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得蒯大富一度变成了孤家寡人，还对他进行了软禁，致使他不得不采取绝食以示抗议。这样就不仅使工作组取得了文化革命的主导权，客观上还把蒯大富推到了清华大学学生领袖的地位。

　　3)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文化革命说明了什么?

　　北大和清华两校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当时学校文化革命的典型。两校党委都是由于遭到师生反对在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以后停止活动的。工作组取得了两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两校展开的文化革命是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取代学校党委以后就以党的名义来行使领导权，因而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来进行。师生群众不能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这是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到工作组进行文化革命的逻辑。正是由于这样，当工作组遭到反对以后，才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游鱼”、“反干扰”运动，对反对工作组的师生进行了严厉打击，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样就使怀揣梦想抱着激情踊跃参加文化革命的广大师生不得不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以小心谨慎的态度来进行文化革命，致使文化革命走向了低潮，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这样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师生中间抓右派，形成了进行文革的另一条路线 。

　　④       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与其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关系问题。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执行的文革路线在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那么这与他们具体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什么关系呢?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的文化革命与此前他们领导下的“四清”运动在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后果上，以及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是依靠各级党委来进行的。当学校党委瘫痪的时候就派出工作组，由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来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党委(工作组)就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线常委是通过党委(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的。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群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对遭到群众攻击比较厉害的党委负责人予以处理，却对于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抱着淡然的态度。师生可以反对学校党委，在上级党委派出工作组接管学校以后，却不能反对工作组。否则的话，就会遭到工作组的严厉打击，这样致使不少师生被划为右派，造成了严重后果。

　　从“四清”运动上来看，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运动的性质上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运动的主要矛盾上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叉，否认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在运动中撇开当地干部和群众，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来进行“四清”运动，致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到了严重打击。[168]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在毛泽东确定大政方针以后，由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具体组织执行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严重扩大化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把先前在整风期间抱着善意给党组织提了意见的不少人错划为右派分子。此时形成了这样一个程序，给党组织负责人提意见，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弄得后来人们不敢讲话了，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造成严重破坏。

　　从文化革命与“四清”运动、反右派斗争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在“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上的继续和发展。

　　虽然在文化革命中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不再提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了，但是仍然向学校党委到各个系派出了几百人的工作组，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与他们主持“四清”运动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致的。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将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造反的师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仍然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依靠群众，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已经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作出了界定的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如此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工作组进驻学校后，不顾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仍然实行反对工作组负责人就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严厉打击造反派师生，将他们中的不少人划为右派。这实际上是在文化革命中重犯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领导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表现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和后果上与“四清”运动相似，而且在主要作法上仍然是依靠工作组而不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革命，只在若干作法上与“四清”运动有所不同，与反右派斗争极为相似。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的严重分歧，随着“二十三条”的制定在中央领导层从程序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刘少奇等人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而是不顾形势发生的实际变化，仍然按照他们在“四清”运动时期的作法行事，重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样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就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