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中央政治局常委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斗争的两个回合。毛泽东回京后，双方围绕工作组问题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工作组被撤销，构成了他们之间斗争的第三个回合。这个回合斗争的具体状况如何呢?

　　①      毛泽东回京后调研工作组问题。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期间是通过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材料来了解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及其在京人员不断将文化革命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177]毛泽东发表讲话、谈话以及作出批示指导着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批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由于身在外地只是了解文化革命的概况，对于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立即表态，而是先看大学的文化革命简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等一线常委汇报，在熟悉情况以后，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判断。

　　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组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校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报;同时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又听取了刘少奇的汇报，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17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回京后，并没有立即对工作组问题发表意见。而是首先调阅了北大、清华等四所大学的文化革命简报，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代表中央一线常委的工作汇报。在了解了具体情况以后才在文化革命问题上作出表态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慎重的。

　　②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针锋相对。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回京后是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然后再听取刘少奇汇报的。这种安排并不是偶然的。据李雪峰回忆说，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先去汇报。少奇听到后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179]

　　这里不仅使人发出疑问，毛泽东为什么先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然后再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刘少奇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呢?

　　这还要从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说起。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则是背离了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在撤销还是坚持工作组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现在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梳理如下。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碰头会上，作出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和张承先率领工作组到北京大学的决定。周恩来当场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决定，获得了他的同意。[180]但是在第二天刘少奇起草的书面报告中只是提到了向《人民日报》派出工作组，没有提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问题。[181]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六月三日审阅新华社电讯稿时，看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文字材料的。处于维护中央一线常委威信的考虑，当时毛泽东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82]

　　六月三日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向学校布置的“八项要求”，还决定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从六月五日起，加快了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步伐。各地也纷纷效法派出了工作组。[183]这是关系到文化革命发展方向和前途的大事，是应该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和汇报的。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在“八项要求”下发和派出大批工作组的问题上，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并没有将这个问题向毛泽东报告过。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出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不一定派工作组，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要大家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依靠他们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184]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将自己在文化革命上的观点和盘托出，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这里有一个疑问，既然毛泽东表示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但是他又为什么不对派出工作组的方式当场予以否定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毛泽东尊重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组织原则。当时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决定的，从组织原则出发，当时毛泽东不便于否定中央一线常委作出的这个决定，因而只是提出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供他们参考。这与他在《二月提纲》上的态度是一样的。彭真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尽管不赞同《二月提纲》，却因为是中央一线常委通过的而没有当场提出反对意见。[185]二是工作组派出以后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文化革命，毛泽东虽然对此提出了疑问，从慎重考虑出发，还是觉得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观察以后再做结论。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主张。这也如同在《二月提纲》下发后，如果彭真不是压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就不致于立即被撤销一样。

　　尽管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进行文化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却没有对此表明态度，只是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回京，只是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86]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在随后进行的文化革命中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随后领导的文化革命，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这表现在他们即没有采取措施限制工作组的派出，也没有对已经派出的工作组在职能、权限上作出界定，还是要依靠工作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北大发生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对此作出批示并迅速转发全党。这个批示不仅与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背道而驰，也是违背组织程序的。这是因为刘少奇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作出的批示，就是要在工作组领导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将这个批示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实际上就是要求全党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文化革命。这就不仅使人发出疑问，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就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和工作组问题讲的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为什么刘少奇还要违背毛泽东业已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呢?为什么刘少奇不将北大《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这样一个影响文化革命全局的批语报送毛泽东批准呢?这是发人深思的。

　　刘少奇做出的这个批示不仅背离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这个关系文化革命发展全局的批示也是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下发全党的。这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北大爆发六一八事件和刘少奇作出批示的时候，毛泽东虽然是在韶山滴水洞，但是通讯联络和文件传递的渠道是畅通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对周世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滴水洞是有电话的哩![187]后来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88]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在北大《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所作批示的不满，也反映出当时刘少奇批示的九号简报在下发全党前没有向毛泽东报告过。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调研以后，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才针锋相对地表现出来。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根据毛泽东意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上，仍然和邓小平一起反对陈伯达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189]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针锋相对地表现了出来。毛泽东批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了工作组。未经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就下发了“八条要求”，迅速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六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并对派出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的重视，而是仍然按照以往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北大六一八事件及刘少奇为此作出的批示，直接关系到文革的走向，却在未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下发全党执行。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仍然和陈伯达争论是否撤销工作组的时候，才下决心撤销工作组的。

　　③      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激烈争论。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会上，围绕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当时在争论中占优势地位。

　　1)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

　　我们先来看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召开的。

　　我们先看《刘少奇传》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七月十九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提出工作组问题，说：“工作组不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会上多数人仍表示现在不能撤出工作组。邓小平提出：“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190]

　　从中看到，会议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的争论中，陈伯达主张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反对撤销工作组的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这可以从《邓小平年谱》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邓小平年谱》记载：

　　七月十九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刘少奇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时，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190]

　　那么，在工作组问题上参加争论的双方的具体状况如何呢?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时，得到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等的支持，但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人的意见。[191]

　　我们注意到，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这在他的年谱中也有隐隐约约的记述：

　　七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周恩来参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192]

　　由于文革结束后对撤销工作组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而《周恩来年谱》的编者在记述周恩来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时，采取了隐讳的方式。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周恩来对撤销工作组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年谱》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

　　七月十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3]

　　《毛泽东年谱》不仅记载了七月十九日会议上陈伯达和刘少奇、邓小平双方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的争论，还说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反对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获得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处于优势地位。会议对这个问题争论激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请示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

　　毛泽东明确表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刘少奇八月一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得到了印证。刘少奇说：“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19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提议下，七月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后，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撤销工作组，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等少数人支持撤销工作组。由于会议发生严重分歧，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明确表示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

　　2)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在工作组问题上又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对高等院校的运动作了指示：(一)斗争方向问题，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如何斗争的问题，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三)组织队伍，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

　　关于工作组问题，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三种情况都存在。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另外，建议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195]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高等院校运动所作出的指示，不少还是必要的，有利于规范运动的发展，也提到了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当权派都要进行批斗，而是要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容易导致斗争的扩大化。同时，联系下文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讲话来分析，此时他这样做不能不让人产生为工作组转移斗争矛头的疑问。

　　从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既然他认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那么就不应该撤销多数工作组，更不应该驱赶这些工作组。刘少奇虽然对工作组说了“有的不应该赶”这样委婉的话，但是结合刘少奇对“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这一判断来进行分析，实际上就显示出刘少奇在驱赶或撤销工作组上的反对态度。

　　至于刘少奇建议北京市把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都成立起来，北京市也可开代表大会，中学可以开师生代表大会，原则上并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回避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建立这些群众组织，还是由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来建立群众组织。在工作组代替学校党委领导文化革命的情况下，刘少奇要求建立这些群众组织，难道不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谋划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刘少奇认为文化革命应该在工作组的领导下造成的。

　　由此看来，刘少奇仍然坚持以工作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反对撤销或驱赶工作组，要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

　　这次会议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状况如何呢?我们首先看《邓小平年谱》的记载：

　　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和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在会上对工作组问题发生争论时，邓小平和刘少奇仍坚持“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意见。[196]

　　既然多数工作组是好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撤销了。这个对工作组性质的判断，实际上是为反对撤销工作组这一观点服务的。关于会议的争论，有资料显示：

　　会上对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争论。陈伯达再次提出取消工作组，结果还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邓小平在会上说：“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代表军队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明确反对撤工作组。[197]

　　关于这次会议的激烈争论，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雪峰后来有一个回忆，生动地描述了双方争论的情况。我们引述如下：

　　李雪峰说：“7月18日下午(李雪峰回忆时间有误，应为七月二十二日。——引者注)，我参加了怀仁堂的会议。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总理等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少奇、小平要我们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情况，我汇报总的情况，并在他们汇报时插话。陶鲁笳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陶鲁笳是大学委员会主任，大学委员会还是总理批准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鲁笳的意见。陈毅在会上发表意见较多。支持我们看法的是多数，后来人家说，‘你们都讲话了’。谢富治没吭声。总理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动。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

　　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因此刘少奇了解的情况较多。他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确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他的福建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他讲的大意是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打了，把责任放到刘、邓的身上。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好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和邓小平干起来，这真是冤家对头。”[198]

　　关于这次会议在工作组问题上激烈的争论状况，后来江青在谈到这次会议时曾说：“二十二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199]

　　从中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围绕工作组问题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不论是李雪峰还是江青的回忆都再现了当时双方进行的激烈斗争。刘少奇与康生、邓小平与陈伯达之间的斗争在会议上以面对面的形势展现出来。从会议斗争的态势看，这次会议将汇报时间更多地给予了薄一波、陶鲁笳、胡克实等人，陈伯达、康生的发言权受到了严格限制，难以进行平等的发言。邓小平竟然拍案而起，对与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责问。当时陈伯达、康生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并没有退缩和屈服，而是仍然进行斗争。不过，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用“多数工作组是好的”来表达他们反对撤销工作组意见的。这大概是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的缘故。

　　从七月十九日和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来看，双方在是否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会议争论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反对撤销工作组的人处于优势地位，而陈伯达、康生等主张撤销工作组的少数人处于劣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是在七月十九日会后表示要撤销工作组的。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在中央常委内部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才有了七月二十二日在这个问题上更为激烈的争论。我们注意到，七月十九日会议上周恩来就站在了主张撤销工作组的一边。这对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