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③      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在跋涉中前进。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工作组由叶林担任组长，王光美担任顾问，可以直通刘少奇。当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夺权以后，在全校开展了反蒯斗争。蹊跷的是，七月十八日后反蒯斗争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七月十八日上午，在清华全校团员大会上叶林突然宣布反蒯急刹车，转入打黑帮。有的系布置赶快写批判黑帮的大字报，师生们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七月二十日，北大学生给清华送来一张《要运动》的大字报，质问清华园内为什么冷冷清清，指责清华工作组封校门，不准学生串联。刚一贴出，就有不少学生围攻说：“北大的蒯大富跳出来了。”王光美看大字报的时候对同学们说：“反蒯有成绩，北大的大字报一来就顶回去了。”

　　七月二十日，蒯大富所在班团支部书记通知他说：蒯大富，你可以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

　　七月二十日晚上，清华开批判黑帮大会。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视察，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受中央文革的委托，看望蒯大富，听取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意见。蒯大富将工作组进校以后的情况作了汇报。

　　风头的变化还是从高干子弟中最先表现出来的。这个时候无线电系王小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之女)、雷蓉(外贸部党组书记、第一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雷任民之女)贴出了《工作组的方向是正确的吗?》的大字报。

　　这是清华校园内文化革命的一个新的动向。当时有许多人围攻她们的大字报，说“雷大富王大富你们想干什么?”、“反工作组分子又跳出来了!”。这个时候全校又就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工作组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雷蓉、王小平又贴出《给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五个问题：(1)包办代替不是群众运动;(2)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发动群众;(3)害怕群众，怕出乱子，给群众泼冷水;(4)“6·24”后把矛头指向群众是错误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积极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她们在大字报中列出了工作组存在的具体问题。

　　雷、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揭开了工作组的盖子。有人说是革命大字报，也有人说她们是雷大富、王大富。围绕工作组进行的辩论迅速激化，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大大增多了。

　　下午开系文革主任会，王光美说：“是黑帮跑不了，不是黑帮也贴不上。”并说：“引火烧身也没什么了不起。”

　　上午，临时校系联合会联席主持与雷蓉、王小平的辩论会，会前并未通知她们，大会主席李黎风撒谎说已打电话通知他们。王任重、关锋等到会讲话。

　　叶林在讲话时说：到底谁是谁非要靠大家独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随风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陈、江等讲话是代表党中央精神、毛泽东思想的。

　　叶林最后在做检查说：雷蓉、王小平大字报的“精神”是革命的。工作组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

　　当时人们注意到，王任重在叶林讲话时离开会场，叶林面部无表情，也没回头看一看，更没欢送。[247]这说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抵触情绪的。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女儿王小平带头贴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叶林对此是不满意的。

　　前文我们说过，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是直通刘少奇的。清华大学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反蒯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否要开展反蒯斗争，关键是对蒯大富性质的认定上。在这方面刘少奇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七月二十七日是，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当康生说“蒯大富是革命的”时，刘少奇坚持说：“不是。”并认为，“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为了支持康生对蒯大富的评价，陈伯达当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248]

　　刘少奇对蒯大富和工作组方面的不同认识还可以从他女儿刘涛的检查上反映出来。

　　根据刘涛《我的初步检查——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冈山报编辑部专刊》)：

　　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249]

　　从这里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于反蒯斗争和工作组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也感到反对工作组的一方势力正在壮大，工作组正在成为斗争的对象，自己也在由优势向劣势转化。

　　蒯大富后来在谈到当时自己在清华的遭遇时说：“工作组在清华打了七百多个反革命，他们说我有黑心，一定要把黑心挖出来。他们把1957年反右的结果说给同学们听，来吓唬同学们，同学们怕像1957年的右派一样被送到边疆去，就屈服了，都来揭发我，但我没有投降。……但对个人前途我也绝望了。我已经给我的舅舅要钱准备劳改，想不到1967年7月18号，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就自由了。”[250]

　　蒯大富当时是由于提出向工作组夺权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我们知道，文革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存在走资派，都是要被打倒的。从逻辑上来说，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组夺权是符合文革主旨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蒯大富反对工作组实际上不仅是反对派出工作组的作法，还包涵着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革命的意思。从这方面来说，蒯大富的作法也是与文革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的。蒯大富和清华工作组的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条文革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刘少奇和清华工作组开展反蒯斗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蒯大富的深层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根据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深入到校园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增强对校园文化革命的真情实感。他们排除工作组的干扰，主张撤销工作组，支持师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革命，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指导着校园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组进入北大，将北大作为指导学校文化革命的重点，由点及面，以此来推动学校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在校园文革变化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工作组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停止了反蒯斗争，向着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轨道前进。

　　(4)撤销工作组。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党内高层围绕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提出撤销工作组以后，又与周恩来、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局书记和北京市委负责人进行了系列谈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是否撤销工作组还是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最终做出决定。

　　①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陶铸传达了毛泽东前两天谈话的内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251]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锋”、“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252]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253]

　　我们看到，在是否撤销工作组的问题上，是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做出决定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要在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打通思想，消除分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围内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因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层面上来进行解决。这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组织程序上都是正当的。

　　从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尚未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进行全面的披露。不过，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既然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此外还应有中央文革小组、各中央局书记、北京市委负责人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中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邓小平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尚未发现毛泽东参加会议的记载。我们注意到，不仅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讳莫如深，而且会议讨论撤销工作组时的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没有公布。但是会议结果是明确的，就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表明在中央政治局内已经完成了撤销工作组的组织程序。

　　②      党内下发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就开始着手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七月二十七日，邓小平起草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254]这个决定在中央通过以后，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了这个《决定》，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师生的高度革命热情和自觉性，更有利地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大专学校派工作组的办法，经检验证明已经不适应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各大专学校应当迅速在统一的大会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个决定。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由本校各单位提名，成立临时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等工作。

　　宣布上述决定后，上级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应在该校集中学习，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因为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时，可以随时回校。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255]

　　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此前发表的系列讲话起草的。文件讲明了撤销工作组的原因，撤销工作组后由群众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来领导文化革命，工作组要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等内容。这个文件不仅适用于大专学校，还适用于中等学校，要求迅速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传达。

　　③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万人大会撤销工作组。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为了尽快落实这个决定，使全市上下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在撤销工作组以后，由师生自己成立群众组织，自主进行文化革命，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相关部门及北京市委负责人出席了大会。由于参加会议的有一万人，所以又称万人大会。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256]他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派出后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因而群众起来罢了一些人的官，现在要撤销工作组。他说：“新市委曾经请求中央有关单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些省市支援我们，对各学校派出了工作组。经验证明，派工作组的办法是不适合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大多数工作组同志由于仓促派出，市委自己对于领导文化大革命无经验，我们又没有向他们交待清楚，他们也不会搞文化大革命，因而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有少数人犯了严重的错误，群众起来罢了他们的官。例如北大工作组的张承先，师大工作组的孙友余，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新调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也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作检查。”[257]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方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没有经验，也没有在一些方面给工作组具体的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但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不够，加上工作组的同志没有搞这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验，大多数同志没有学会运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来负担。工作组的一切好同志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得到教益，这对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群众路线，学会民主集中制，极有益处。[258]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又是比较仓促的。进行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没有经验可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进一步从上级帮助不够、工作组没有经验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分析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原因。还强调多数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上级来承担一些责任。只要工作组的同志能够改进工作方法，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会很有益处的。

　　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共北京市委，而是明确指出中央要为此承担责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该予以肯定。他对工作组所犯错误进行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只是侧重于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去找原因，而没有从立场上进行剖析。因为只有从立场上来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论是工作组、北京市委还是中央一线常委显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在邓小平讲话后，周恩来讲话说：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然后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中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还谈了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问题。[259]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文化革命在前一段出现曲折，主要是由于领导对形势的估计和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派出了工作组造成的。从工作组来说，绝大多数同志是主观上想把工作搞好，但是由于方法陈旧，才又犯了错误。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指示，为学校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从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在讲到出现曲折原因的时候，讲到了领导层在形势估计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这反映出周恩来的认识还是有深度的。

　　我们再来看刘少奇的发言。刘少奇说：“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260]

　　从中可以看到，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现在撤销工作组，是因为派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还说明工作组并不都是差的。

　　这就引发我们的深思，既然派出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五月三十日刘少奇起草后，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署名的致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只写了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达《人民日报》社，而没有将他们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写入其中呢?刘少奇六月三日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八项要求”，随后向北京大中学校大规模派出工作组的时候，却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呢?这可是关系到文革发展方式和方向的大事啊!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在毛泽东表达了对派出工作组的不同意见以后，刘少奇、邓小平漠然置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按照既定的方法进行文化革命呢?为什么刘少奇在没有报经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将他对北大文化革命九号简报的批示下发全党呢?这样做又把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严格说来，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当时只有三位常委参加了会议，四位常委没有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常委不足半数，从组织程序上能说是中央批准的吗?(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常委画圈的文献，他们如果画圈后除外。)因而这个时候以中央批准派出工作组来说明派出工作组的正当性，显然是很牵强的。

　　至于刘少奇用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要撤销工作组，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了。毛泽东早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听不进去呢?其实，撤销工作组，并不仅仅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组进校后，没有站在革命师生的立场上，依靠革命师生进行文化革命，反而不问青红皂白武断地将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扭转校园文化革命的方向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他认识不清的话，就是避重就轻混淆视听了。

　　至于刘少奇对于工作组的整体评价，一般说来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刘少奇讲出这样的话，如果联系以前他与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一贯态度来分析，就不能不说这是在变相地对撤销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了。

　　刘少奇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用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261]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他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就颇为令人费解。毛泽东六六年三、四、六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系列讲话、“五一六通知”以及周恩来向他汇报的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都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及方式问题，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在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作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竟然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还当着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及一万余名革命师生的面公开地讲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他讲出这样的话，从形式上来说是在革命师生面前表示出谦逊态度，要向革命师生学习，实质上则是反映出刘少奇对撤销工作组以及由师生进行文化革命的抵触态度。试想，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刘少奇就派出了工作组，即使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了不同意见后，刘少奇也没有改弦更张，此后又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否撤销工作组进行了多次争论，最后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才不得不撤销了工作组。

　　这就说明刘少奇不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想通过派出工作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将学校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当他的观点被否定，工作组被撤销以后，刘少奇才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他对撤销工作组表示不满，对依靠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态度消极的表现。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论是说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还是说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对于工作组作出的适度肯定，乃至于又谈到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把这些问题与此前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的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不能不说刘少奇说出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这表明刘少奇不仅对于撤销工作组仍然持反对态度，还对撤销工作组后依靠群众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这次会议讲话中明显地流露了出来，以后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还会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导致了他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改变。[26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李雪峰宣读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讲话后，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三位中央一线常委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讲话是围绕撤销工作组，革命师生成立群众组织，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展开的。他们在讲话中谈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为北京市委和工作组分担了责任。但是刘少奇的讲话又让人分明感受到，他对于撤销工作组和由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态度。

　　大会刚开始，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后台走来走去，认真谛听着前台的讲话。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突然走上主席台。出席会议的革命师生一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欢呼四起，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毛泽东没有讲话，向大家挥手致意，在舞台上环绕一周后，就回去了。[263]

　　这次大会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李雪峰的讲话录音在全国各大城市播放，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