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悬殊的制度根源

　　二、贫富差距的解法：资产透明化+资本税+遗产税

　　许多人都在谈论贫富差距的解决办法，但富人们仍然逍遥至今。从美国的情况看，实践上的困难在于两方面：

　　第一，办法太多、思想太杂，民众不知道该支持谁，舆论力量都分散了。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里要收拾富人，富人立刻就逃去别处逍遥了。

　　所以，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瞄准富人的弱点)打组合拳(堵住富人的退路)。下面是本文主张的三大政策方向。

　　1.富人的弱点：资产透明化

　　资产透明化有两层目的。第一层，是打击不可告人的、非法的财富。第二层，是让“隐形富豪”暴露出来，便于征收资本税。资产透明是富人最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如果不去打，富人就永远逍遥自在。

　　各国政府正在尝试的资产透明化措施

　　(1) 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相比，数字货币较难隐藏，容易追踪资金流向。

　　(2) 金融账户透明化：例如“共同申报标准(CRS)”，目标是弄清楚全球各地银行账户里的钱，究竟属于谁、什么时候存入的。

　　(3) 企业信息透明化：例如我国的“金税四期”、穿透式监管，国际上的“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等措施，目标是弄清楚企业究竟被谁拥有、做着什么生意。

　　资产透明化遭遇的阻力（严重性从高到低）

　　(1) 短期利益：部分国家和地区看重短期利益，宁可包庇富人隐藏财富。富人及其“盟友们”为了既得利益，希望世界上存在一些“不透明”的角落。所以他们积极地四处奔走，企图妨碍和拖延“透明化”——为此不惜阻碍社会进步。

　　(2) 技术限制：当今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胜从前，但精确统计资产信息仍需克服一些困难，例如纸质资料向电子资料的过渡、各国信息系统的相互兼容，种种改变还需要投入人才、时间和金钱。

　　(3) 隐私观念：富人常利用民众对隐私的重视，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引导舆论反对透明化(富人尤其希望反对财富信息的公开)。在许多时候，富人的这套策略是得逞的。

　　2.税收公平的核心：全球统一资本税

　　前文讲过，富人在财富竞争中占了许多便宜，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资本税率远低于劳动所得税率。这是现实中富人税负低、穷人税负高的直接原因。各国政府在征收资本税上有心无力，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让“资本全球流动”变得极为便利。任何政府只要敢“得罪”资本，就会立刻受到资本冷遇、投资减少;即使进行金融管制，也很难阻止资本外逃。

　　全球统一资本税的政策趋势

　　怎样堵住富人的退路呢?一部分经济学家倡议制订“全球统一资本税”，即各国政府携手合作，不再争相讨好资本，而是大家一同提高资本税率。这样一来，富人的财富就“无路可逃”了。在实践中，考虑到各国发展程度不均衡，为了保护落后地区的投资吸引力，短期内不宜要求各国税率完全相等。但是，统一制订一个最低税率标准(例如资本利得税率在任何地方不得低于25%)，显然是有实践意义的。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已经准备提高企业税，并呼吁全球各国一同制订“全球最低企业税”(即企业所得税率必须高于某个值)，就是为了打击跨国企业猖獗的“海外避税”。这是拜登政府计划的第一步，即对大企业加税;下一步，就是对富人加税。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加深国际合作，“全球统一资本税”是有望实现的。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税收公平”的最好保证。

　　全球统一资本税遭遇的阻力（严重性从高到低）

　　(1) 学术观点的误区。受20世纪后半叶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影响，各国民众从小接受了“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教育。所以，对于加征资本税，许多人抱着抵制和忧虑的态度。事实上，基于历史数据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近些年的论战中占了上风。他们发现，资本税率在不同时期的高低变化(由于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税率时升时降)，对经济增长率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项学术发现，纠正了学术界过去的错误认识，其实也符合人们的直觉——如果劳动所得税没有降低“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凭什么说资本利得税会降低“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呢？但是，旧观念的转变，需要一段时期的努力宣传。

　　(2) 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国家间的竞争心态(有时甚至是互不信任)显然不利于国际合作的顺利开展。另外，在众多民主国家，对资本加税要先通过(常常比较缓慢的)民主决策程序。为了加快这个进程，必须努力转变各国人民的思想，让公众普遍认识到制度改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理性看待国家间的税制合作——要警惕某些国家的“狡猾”，但不能一味地排斥合作。

　　(3) 群众团结的不易。加征资本税，显然会受到富人们最激烈的抵制。前面已经提到，全球民众的团结一致，是打击富人的必要条件，而聪明的富人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破坏人民内部的合作，富人会充分动用手中掌控的经济、学术、媒体资源。富人常见的做法有：煽动不同群体间的对抗(例如国家争端、性别对立、种族仇恨);诱骗公众放弃实际行动(例如谎称贫富分化不是问题、或者虽然是问题但不存在解决方案);收买一部分人成为利益同盟(例如向企业高管、投资专家支付高额薪酬，在学术、媒体、政治界扶持代言人)。识破这些诡计是不容易的，各国人民群众还需团结努力、共同提高防范意识。

　　全球统一资本税的局限性

　　请注意：“全球统一资本税”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它只是确保“税收公平”，让富人少占一点便宜而已;也就是说，贫富差距仍然会持续地放大。所以，我们绝不能止步于“税收公平”。必须追求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

　　3. 坚决制止“巨富”和“食利者”：遗产税

　　遗产税既符合道德，又促进社会效率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进步的，因为只有当私有财产权利得到保障，人才能安心劳动，才能有动力去奋斗和创造。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有局限的，例如，财富榜上动辄几百亿、几千亿元的家族财富，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吗？

　　前文已经讲过，财富的积累方式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庞大财富的积累，几乎完全依赖于资本收入，也就是资本的自动增殖。事实上，许多富豪家族的族人已经停止了劳动，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庞大财富的继续膨胀。

　　所以，让我们停止对富人的崇拜吧。资本之所以能够自动增殖，是因为各行业专家（包括企业家和投资专家）的聪明才智，是因为广大劳动者的勤奋工作，而不是因为富人“持有”资本。专家和劳动者们的贡献无法得到公正的报答，反而是什么都没做的富人大量占有了劳动成果，这岂不是损害了社会效率和社会道德吗?因此，超过一定限度的私人财富，不应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应该被坚决地纠正。

　　遗产税的历史实践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之前(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欧美都曾征收过遗产税。对于巨富，最高税率有时甚至高达80%。在那时，财富能够藏身的地方比较有限(共产主义国家显然对私人巨额财产更加不友好)，所以富人在一定程度上乖乖缴纳了遗产税。历史收入数据表明，对富人严格执行遗产税、资本税的那段时期，是欧美国家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前文已经逐一解释)，各国政府或主动、或被迫地放弃了遗产税。后来即使偶尔征收，最痛苦的也是中产阶级;而富人总能通过赠予、转移、政策豁免等种种漏洞，象征性地交一点税，就能轻松过关。这个迟迟没有被堵上的制度漏洞，迅速造就了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一大批“基业长青”的家族。

　　遗产税的政策建议

　　现在，人们应该重新认识到遗产税的关键作用，并且坚决地向富人，尤其是巨富，征收遗产税。

　　谁是富人?这里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估算。以中国为例，2020年发改委估测全国总资产约1300万亿元，其中国有资产约500万亿元。那么，800万亿元的私有资产，平均到13亿人，就是人均60万元财产。假设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于欧洲、小于美国(经济学家从实际数据中得到了这个结论)，那么财产排名前1%的人，人均财产大约是全国平均值的30倍，即人均1800万元。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稍许明白，自己在整个社会的贫富排名中处在哪个位置。

　　遗产税，显然应该首先针对最富有的人群。在政策设计上，考虑到统计和执行的成本，可以优先对最富有的千分之一(130万人)或万分之一(13万人)进行征收。不妨给这些富豪的财产设置一个上限（例如全国人均财产的100倍，即人均6000万元），超出上限的部分，全部按遗产税收归国有。

　　实话说，人均6000万元财产，即使按照较低的4%年度回报率，每人每年也能获得240万元资本收入。这对巨富的后代们而言，已经是非常优待了，足以报答巨富曾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足以激励其他人勤奋劳动了。

　　这样的遗产税规定，能带来许多长远的好处：

　　(1) 维护社会道德。由于富人的财富无法突破全国人均财产的一定倍数，贫富差距就不会无止境地扩大下去。同时，拥有有限财富的富人，较难像现在的美国巨富那样，以极少数人就能对整个国家施加巨大的、不良的影响。

　　(2) 保障社会稳定。富人不再是穷人遥不可及的存在;同时，社会劳动的成果也能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这样，穷人不会被逼上暴力反抗的道路，社会就能长治久安。

　　(3) 提高社会效率。富人(及其子孙后代)的财产不能超过上限，所以只能获得有限的资本收入。这就迫使他们参加劳动创造，避免不劳而获。从而，整个社会的劳动创造积极性都将提高。

　　为了成功实施遗产税，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就像前面介绍的“全球统一资本税”一样，开征遗产税同样需要“堵住富人的退路”。所以，必须促进国际合作——资产透明化，并且各国一致征收遗产税。

　　当然，来自巨富们(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挠是可以预料的。但他们终究是极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运转，不该再围绕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了。我们要充分地警惕，社会万万不能变成像今天的美国那样，99%穷人几乎被1%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实在是太过可悲了。

　　4. 税收的用途

　　前面讲的都是关于税收如何公正地“取之于民”。如果这一系列国际合作和制度变革能够顺利实施(这意味着民众信任政府、且政府没有辜负民众的信任)，各国政府都将从富人手里取回大量财政收入。政府的腰包会变得更加充实。这就到了税收“用之于民”的时候了。

　　哪些是最紧迫的用途?本文的观点：

　　(1) 减免对劳动收入的征税。一方面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是降低各个收入阶梯上的税率。劳动收入的税率至少应该低于资本收入的税率——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更应该鼓励劳动和创造，而不是鼓励单纯地持有资本、等待资本增殖。

　　(2) 针对最贫困人群的扶助。类似于我国当前的扶贫工作。有了更多的财政投入，覆盖面和效果都会更好。

　　(3) 投资于人民群众最急缺的公共服务。在现阶段，人民需求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矛盾，仍显著地集中在教育、医疗方面。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实际情况(例如当人们满足于教育和医疗条件了，可能就会更加渴求环保和艺术)，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最终提供者，总是应当将税收用于最急缺的地方。

　　民众信任政府、政府也不辜负民众，这样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政治制度之上。而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高效地运行，又依赖于民众政治经济意识的提高。这是全球民众需要团结努力的方向。

　　5. 其他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措施

　　上文总结的三大措施：资产透明化、资本税、遗产税，是我认为最简单易懂、最彻底、技术上可实现，且很有希望在全球一同达成的解决之道。

　　近年来在学界、舆论圈，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政策建议。有些政策观点，必须承认它们有一些作用，但作用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常见的两类缺憾：

　　(1) 给富人留下了明显的漏洞。例如：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但又不限制富人的资产转移、消费转移。这种漏洞的结果就是，富人花式避税，中产和穷人乖乖缴税，反而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

　　(2) 对富人的打击力度太小。例如：要求企业在制订员工薪酬时，实行公开透明，或接受政府和员工代表的监督。这种政策的好处是，既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的占比;又可以监督企业高管薪酬，避免企业高管与股东肆无忌惮的合谋。但缺点也很明显：收入的“初次分配”到底怎样算公正?股东、高管、员工各有各的正当理由。最终结果多半是股东和高管做出少量让步，而员工也只能见好就收。这样，对富人的打击力度太小了，根本无力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当然，许多办法虽然有一些局限性，但仍然体现了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渴望，仍然促进了公众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各种办法究竟孰优孰劣?真理越辩越明。最怕的就是公众放弃思考、放弃行动、放弃进步。

　　三、“不行动”的后果

　　前面已经讲过，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动荡和大规模的战争。生长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常常会误以为动乱离自己很遥远。而当动乱真的来临，多数人又只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运气不好;或者把罪责都推给某些“战犯”，仿佛只要没有“战犯”就永远不会有动乱了。

　　我们学习历史，正是要重视社会经济规律，避免重蹈覆辙。过去的人类史，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脱离“治乱交替”的周期循环。生于20-21世纪的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悲剧性的循环吗?请看看下面的三组对比：

　　阶段一（古代）：封建王朝早期，上一场战乱导致大量土地荒废、人口凋零，百废待兴，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的恢复和田地的重新开垦。

　　阶段一（现代）：20世纪，大量资产在世界大战中被毁，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战后重建、技术革新，落后地区则依靠全球化而加速追赶发达国家。

　　阶段二（古代）：经过数代人，人口和农田规模都趋于稳定，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至接近0，所以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导致社会劳动成果大量归于富人(古代资本的主要形式是农田，而农田为地主所有)。于是资本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阶段二（现代）：经过数代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都在弱化，全球GDP增速放缓;资本显著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阶段三（古代）：越来越多的贵族可以不再工作，贵族的财力可以豢养大量仆从，甚至招兵买马;而社会底层看不到出头的希望。终于有一天爆发了农民起义，或者贵族集团之间的征伐，把人口和财富大量毁灭，整个社会从头再来。

　　阶段三（现代）：越来越多的富人可以不再工作，巨富的财力足以干预国家政治;越来越多平民的职业目标是为富人服务，例如家庭教师、家政服务、家族财富管理;而社会底层看不到出头的希望。(想想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食利者”与“劳动者”矛盾日益尖锐的同时，许多富人似乎低估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和危险性——非但不努力缓和真正的矛盾，反而肆无忌惮地剥削穷人财富，挑拨国家间、群体间的矛盾。

　　1. 低估了底层穷人的负面情绪。有些人认为，现在底层的人毕竟饿不死了，应该不会冒着危险来反抗吧?

　　事实上：请看看那些放弃了结婚、生育的年轻人。他们出于经济原因，连家庭幸福都可以抛弃(这显然是反人性的)，少数人甚至猝死、自残、自暴自弃。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你还认为他们会永远沉默下去吗?

　　2. 低估了现有制度的不道德程度。有些人认为，富人赚钱，就算不那么公平，但毕竟没有违法，所以不担心受到惩罚或报复。

　　事实上：人民群众自己心中有一杆秤，评价每件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所以古往今来总是存在“法外私刑”。现在社会上的仇富情绪还不太高涨，是因为一些知名的富豪出身于“企业家”或“投资专家”。身份的重合，让人们误以为富人致富是因为敢创业、有见识。但有朝一日，人们终将醒悟富人不劳而获的本质。到那时，人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克制吗?

　　3. 低估了人类（包括富人自己）的毁灭冲动。有些人认为，哪怕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现在毕竟有核武“相互毁灭”的威胁，世界大战应该打不起来吧?

　　事实上：请看看世界大战的历史吧。当重机枪在“一战”以创纪录的效率屠杀了几十万人，许多人都被吓坏了，觉得这样的恐怖足以震慑人类的争斗欲，觉得不会再出现下一场世界大战了。事实上呢?死伤上亿的“二战”，发生在仅仅20年后。再想想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在激烈的冲突中，毁灭难道不是一触即发吗?

　　结语

　　进行制度改良，固然有着艰难险阻;但“不行动”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现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已经显露出它严重的缺陷。早一天行动，或许就能拯救一批穷人的生活和希望。

　　人类社会“治乱交替”的悲剧循环，如果能在21世纪得到终结，让人类迎来真正的社会进步——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也将是我们所有子孙后代的幸运。

　　写作本文的唯一目标，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人关注贫富差距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