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纺管局一个局长的故事领导选拔机制为什么也重要？这就要从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被畸化说起了。我无意中偶然开始接触到企业领导选拔机制问题，是在1967年春文革初所谓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当时，揪斗领导干部成风。我厂一些造反派也凑热闹，去本厂上级单位市纺管局揪来局长，主要罪名好像是说他“忘本”。我好奇地也跑去看了一下这位局长长得怎么样。因为，在此之前曾听人说，共产党选拔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听话，这个容易理解，当时“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当然是首要条件；其二，颜值至少要过得去，最好是一表人才。我见面后，认为局长符合以貌取人第二条标准，长得魁梧高大，很像是电影中正面主角形象。后来，有一二十人聚在一起议论，我也在场。其中有知情者介绍，这位局长原是与我厂紧邻的一家大纺织厂的工人，特长是会打篮球，50年代初期，曾是我市纺织系统一支名叫“经纬”篮球队的队长。因此有人调侃，他的发迹是不是同《水浒》中的奸臣高俅类似？我发现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位局长不感冒，个别人甚至恶狠狠地表示，这次把他揪来批斗，终于替老子出了一口恶气！这就奇怪了，本厂绝大多数人同局长素不相识，大马路上相遇，并不知道对面走来的是本系统工业局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何对这位局长普遍反感？原来事出有因。他曾多次“严重”地损害过咱们的利益，说来话长。 这位普通工人出身的局长，可以想象得到，即使出于对党的报恩心理，他也欲在任上干出成绩，况且他没有革命资历，无老本可吃。遗憾的是，他可能求功心切，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烧得全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万人怨声载道。这三把火，今天包括年已古稀的人都会认为微不足道，因为每个工人不过每月少收入几元钱，在当时，这点钱在每个人心中的份量却很沉重。 1、新局长的第一把火 1956年，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准备内迁武汉，成立公私合营（实为国营）武汉天一印染厂。上海几百名职工连同家属一并迁来，首先要建宿舍安置他们。市领导指示纺管局，从纺织系统上交利润中拿出钱来建房。这本是毫无悬念之事，局长却另有打算。他听说上海天一厂工会有一笔40万元公积金，用来发放该厂职工福利，便“大公无私”地要用来在武汉建造宿舍。共产党共工人群众的产，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历史学家们全都认为，当年给中国造成巨大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风”，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农村刮起来的。错了！早在此前两年，武汉就有人牛刀小试，始作俑者，即本市这位纺管局局长也。 这40万元巨款，当年可买苏联产二又三分之二架战斗机。上文已述，1951年上海厂工人搞成功双头丝光机，因此利税倍增。按照当时主席的“劳资两利”原则，新增利润“二马分肥”，工人分得部分几年下来积累而成。此款后来全被转化为厂属公房。 1958年“大跃进”，开始势头还算正常，这得益于主席倡导的“公私兼顾”原则。怎样“跃进”？就是加班加点，提高产量。以本厂为例，增产的效益可观，所以加班频繁。国家和企业得大头，工人们按原规定，也能拿到双薪，可谓两全其美。不料纺管局一份公告贴在厂通告栏上，公文开头说了一大堆政治大道理，其实人们关心的只有一句话：“自即日起，加班双薪改为单薪”。可是过了一个月，连单薪也没有了，工人们以为财务科忘了记账，便跑去问。对方回答，纺管局电话通知，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号召人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局领导闻风而动，要求各厂工人照办。后以一碗清汤面取单薪而代之。表面上看，此事发生后风平浪静，但从此次布率直线上升。后虽恢复了加班费，但恢复的是单薪而非双薪。 2、新局长的第二把火 第一把火可谓烧砸了，应该吸取教训吧？偏不，变本加厉又烧起第二把火。在加班费双薪改单薪的基础上，又做起了减法。日薪单价原是以月工资25.6天计算，纺管局又下通知，以后改为30.5天了。后一种算法，每个加班单日比之前又要少几角钱。以三级工为例，之前加一天班可拿约3元5角，后来只有1元4角了。人们对加班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前，不少人还很高兴，以后就普遍发牢骚了。据我所知，在武汉市，此算法改革唯有纺管局各厂，可见这位局长的领导水平非常低下。——原因是什么呢？估计是这位局长从利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走了利润挂帅的道路。但次布率上升，利润能上升吗？即使一时上升，能维持多久呢？ 我是1956年进厂工作的。当年，中央劳动部颁布了一份文件，要改革工资考核方法了。就是革除之前平均主义旧规，改为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新法。一时间，因此而掀起了空前的青年工人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其集中表现就是科技书籍俏销。例如，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撰的《机械工人制图》是当年最热门的书，一版再版，都是自费购买。 这个文件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原来，当年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工人升级依据工龄年限逐级递增，以后改为各行各业列出各个级别“应知应会”具体的技术标准，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不再受工龄限制。比如，同样工龄的青工，大多数人是二级工，你却考上了三级，意味着什么？当然，每月能多拿几块钱是一方面，但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主要的。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表明你的技术能力超群，让人高看一眼，入团入党可能优先，更是找女朋友对方很看重的一个优越条件。总之，好处很多，值得人们为之拚搏。 我也是悬梁刺股，苦学技术。一年期满，经培训厂技术员综合业务理论，实际操作和劳动态度口试与笔试，获得高分，评为三级工。另一个师兄弟因为贪玩，是个舞迷，名落孙山，评为一级工。回厂路上，我是春风得意，他则垂头丧气。谁知后来，厂领导说，考评不算数，仍依照旧规，都是二级工。我当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则春风得意，“蓬查查、蓬查查”舞跳得更起劲了。原来是，评级新法遇到了麻烦。因为制定各工种技术标准就很繁琐，懒政者伤透脑筋。更严重的是，容易引起争论，致使群体闹事。我厂就有10多人因不满评级结果而去市纺管局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就在局办公桌上睡了一夜，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当时，右派正在“鸣放”，部分青年工人闹事，雪上加霜。因此，官僚们紧急停止实行按照技术高低拉开收入差距的考级新法，恢复简单易行的平均主义一刀切旧规，并以“为革命学习技术”的政治说教，取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 3、新局长的第三把火 第三把火烧得更糟糕，多年以后，还有人耿耿于怀，痛恨这位局长当年别出心裁设计的工资改革使自己蒙受了经济损失。 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最严重的一年，计划外物质，特别是食物，市上贵得惊人，一天工资只能买到几斤萝卜。这位局长的脑袋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在那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绝招，要求我厂上海“高薪”职工大幅度减薪。这可把上海职工惊出一身冷汗。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完全按照这位顶头上司的意见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并在不断完善中的主要生产大车间的满负荷工作法就会瓦解。也就是说，以后不再能向国家贡献巨额利税了。厂长慌忙表示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但局长坚持己见。后来两人折衷妥协，几百名上海工人不减，逃过一劫，只减40多名党员干部，一般是减半。总工程师最惨，原薪560元，减为198，几乎少了三分之二。不过，他却因祸得福。原来，他是个一百多公斤的大胖子，正为瘦身发愁呢，这下好了，不用医治，几个月下来，就减几十斤，缓解了肥胖病困扰。 局长这么干的理由是缩小职工之间的待遇差距，减少矛盾。但他不做加法，而热衷于减法。例如，挪用天一厂工会公积金建了十几栋三层楼房，解决了上海迁汉职工的住房问题。但是更多新进厂的武汉职工无房可住，厂领导便向他提出，希望动用市里原计划的建房拨款再建一批楼房。申请多年，一直拒绝。后来问题闹大了，这位局长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压缩上海职工住房空间，让给部分武汉职工。但是杯水车薪。最后勉强同意建了若干套简陋的平房，敷衍了事。据我所知，当时本市其它工业局所属各厂职工宿舍，绝大多数建的是楼房，每家厨厕独用。唯独纺管局普遍是平房，“方便”不论大小，都得跑去户外公厕。而这位普通工人出身，谈不上革命资历的局长，则是一步登天，住的别墅洋房。原房主有多种说法，有说是外国洋人的，国民党大官僚的，大资本家的，总之，是旧社会汉口最有钱的人才住得上的豪宅。 1963年全国调整工资。当时，职工普遍增加一级工资。如同久旱逢雨，人们无不重视。不料这位局长可能为了防止行业效益下滑，无法增高效益，只有节约开支了。为此，他又想出了一个歪招，将八级工资制改为十五线工资制。两“线”相当于一级。纺织系统各工厂工人，规定少数先进分子可加两线，即一级，一般多数人加一线，即半级。增加工资对工人群众来说，本是一件大喜事，岂知闹得沸反盈天，生产秩序一度大受负面影响。那位痛骂局长者，就是当年只加了一线即半级的受害者之一。 1964年，武汉市“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我厂被选作率先试点单位。局长要在阶级斗争前线抢占头功。可能同当时全国所有“四清”单位不同，别的单位都是先调查，后确定打击对象；本厂则反着来。至于被打击对象有没有罪行，不予考虑，没有也有。更奇特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里，揪出了两个现任的，而不是隐藏的“封建把头”，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我所在的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局长当官之前的那家大纺织厂在解放初期，有一个作恶多端，欺压工人的工头遭到枪决。局长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工头都该镇压。印染厂工头现在却成了企业党员干部，岂有此理？便要拿来开刀。 不料，驻厂“四清”工作组遇到了一个尴尬现象，批斗会上，积极发言的都是武汉工人控诉陈主任搞“管卡压”，而无上海工人揭露陈工头的罪行。工作组头头便找组长谈话，要求这个知情者上台发言批斗，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如若不愿，就退党吧。这位生产组长是我厂唯一的上海地下党员。老组长惊恐之下，便去纺管局找他的老上级、时任局党委书记求教。原来，这位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曾作为公方代表担任上海厂支部书记，后随厂内迁武汉，不久又升任局党委书记。1957年上海厂工人“反内迁”风波平息后，“封建把头”陈沛霖又立新功，入党介绍人便是这位老书记。老书记当然激烈反对局长，奈何局长有一帮子地头蛇同伙，而且市里还有后台，斗不过他，保留意见而气得半死。 老书记没有明确教老组长如何应对这场运动，而是说，我们以前在上海搞地下斗争，敌情简单，现在变复杂了。好在毛主席教导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如果你明知不对，损害党的根本利益，但因屈从于反毛泽东思想的淫威，却还要说违心话，干违心事，那就是共产党叛徒！老组长听从此言，心里有数了，便无所顾忌。他重拾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的本事，暗地里向上海工人传达老书记的观点。最难能可贵的是被打成“封建把头”的陈沛霖的态度了。我原漂炼车间那位组长告诉我，“四清”后他们“泰兴帮”的人想不通，也为工头或主任抱不平，酝酿消极怠工。老陈闻讯，竭力劝止。说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要相信党。老陈80年代后才获得平反。 这种思想境界高尚，工作能力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遭遇厄运，令人痛惜。但他在包括我在内的群众心目中，始终是正面形象。而那个局长则相反，虽然官运亨通，因与我厂有那么多的“缘分”，此人的负面新闻在我厂相当热门。 文革开始，局长最先积极行动。他前来我厂亲自现场督阵指挥，主持制定了一个整人标准。挑选本厂医务室一位医生，“漏网右派”，树为“斗争典型”，另找二名工人，分别当作“批判典型”和“教育典型”标靶。计划准备要求全厂职工对照这三个“典型”，人人过关，经受这场革命运动的考验。后因形势骤变，未及和未敢实行。他在搞试点。如果这一整人计划成功实现了，显而易见，他还要在本市纺织系统各工厂数以万计职工中推而广之。 你知道当年反右是怎样扩大化了的吗？是因采纳了某位官僚的整人标准。各级领导部门及其负责人，乃是共产党的单个具体代表，对之不满批评，甚至只是表现不敬，本来并不一定就不正常。但按照这个标准，就是反党，就要扣上右派帽子，实行专政。不幸中之大幸，这种专政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全国总计数十万。与这位官僚相比，这位局长的整人计划则扩至广大劳动者，若也被采纳，全国挨整的人至少要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了。想来都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本厂部分工人后来在得知局长曾制定这一整人计划后，群情激愤，把他从其豪宅揪来厂里批斗，要他认罪的缘由。 1969年的一个夏夜，离我厂数百米远的一家造纸厂失火。我当时正值夜班，只见火光冲天，想必损失惨重。有人怀疑人为纵火，后来未知如何。我有一个亲戚是该厂干部，曾谈及这家厂的厂长同工人关系敌对，势同水火。原来，该厂许多工人以前是集体合作社的手工艺者，50年代调进造纸厂。进厂之前，他们还很高兴，成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劳动者，身份似乎提高了一个档次。在合作社，按劳计酬，每月收入约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在当时，养一家四五人没有问题，可能还有节余。谁知进厂后，厂长宣布，本厂只需要二级工，月薪35.8元。这一下子引起进厂工人的恐慌，全都要求回原单位。可是那个缺德的厂长却去手工艺社警告，不能接纳工人们回社，否则就是挖国企墙脚，要犯大错误。这种情况下，那一大批劳动者被迫改行留了下来，从此生活陷于困境。他们创作了一首打油诗：“三十五块八，要养婆娘伢，上餐吃白菜，晚饭啃豆芽。”因为入不敷出，许多家庭不和，甚至妻离子散。 也是1963年，国家调整工资，普加一级。这个厂长同那个局长一样，也玩起了新花样。工人们长期消极怠工，使他伤透脑筋。便趁这次加级机会，惩一儆百，对几个工人只加半级。有人跑去质问：“我为什么只加半级？” “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厂长慢条斯理回答：“加一级不够格，半级还勉强呢。” 工人们也在等待机会报复。文革爆发，机会来了。企业领导者都受到了冲击，这位厂长也不例外。“老子加一级够不够格？”在一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会上，那个工人一拳打去，接着，离题万里，控诉起“三十五块八”给他造成的伤害，引起共鸣。许多人愤怒地冲上台去把被批斗对象厂长打得半死。始自于反右扩大化后遗症效应与影响，如此之类虐待劳动群众的行为和现象，当时屡见不鲜，甚至越演越烈。若是任其发展下去，民众不满情绪必然累积，难免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今天，许多人反对文革。但在我看来，毛主席洞悉基层社情，高瞻远瞩，及时遏制住了共产党治下这股不正常的逆流。否则，中国恐怕也会步苏联之后尘，很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浩劫。文革歪打正着。某些单位和部门的土皇帝们经此“浩劫”冲击，普遍心有余悸。此后，至少到现在为止的几十年间，再少有人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了。动乱隐患因此消除。 至于那位局长后来怎样呢？我就听说过两则：一是在80年代初，在为纺织厂采购设备中，接受港商16万元贿赂，东窗事发。人们都等待着看怎么法办。改开之前，贪污上了万元是要掉脑袋的，他最少该判几年吧？后来听说批评了事，大失所望；二是过了一段时期，“好消息”来了，局长中风瘫在床上，不会再害人了。 这位局长是计划经济时代“真外行”领导“真内行”的一个典型人物。那时国企低效，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机制，一分为二，既有优质部分，如前面说的技术创新机制、技术扩散机制，需要恢复与发展；也有劣质部分，如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其作用就参差不齐了。如果一种劣质选拔机制起作用，很大概率会委任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做领导。这种领导胡作非为，轻则有悖于国企提高效益，重则危害共产党同劳动群众的关系，甚至是把整个国企系统搞垮。——苏联是怎样颠覆的？颠覆后的国企资产归谁所有了呢？ （四）一位老厂长的故事当然，国企厂长在当时也有不少是称职的，本厂厂长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人们可以想像得到，本厂内部有两大地域派别，矛盾远比其它厂复杂，但自筹建投产之日起，至少前10年顺利高效生产，如果在此期间没有一位具有高超能力的厂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与这位厂长，十多年来，却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我进厂不久，曾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所在小组一位同事，不知什么原因，同厂长发生意见分歧，发了几句牢骚而被厂长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见到后，从此对厂长敬而远之。 十年后，文革兴起，厂长遭难，一度靠边站。有一个星期天，我帮助一位同事搬家，靠边站的厂长却热情地参与了进来。我第一次感觉同他是平等的，不用怕挨训了。当时公交停运，同事家又很远，一路上便交谈起来。话题谈到几年前的我厂“四清”。我说，因为我的政治水平太低，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陈沛霖打成阶级敌人。为了保险，替自己扣上一顶帽子：“可能是我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 不料，他却笑了：“这顶帽子，那时也有人扣到我的头上！” 我又告诉他，有人认为，我厂“四清”是以他为首的“武汉派”借运动之机整“上海派”。 “决无此事！”他严肃地说，“党安排我担任厂长和书记，我就要负起领导责任，把厂搞好。要搞好厂，团结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厂。难道我连这道理都不懂？” 一路上，他谈了很多，可谓畅所欲言。但我只记住了印象较为深刻的一点，就是反思自己。他是北方人，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武汉，随后转业工厂。他怀念南下之前，同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关系融洽。进城之后当官了，不由自主地官气附身，不能平等地待人了。这次文革才发现自己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惊出一身冷汗。 “主席伟大啊！”我发现他的眼眶已经含着泪水。他感慨地表示，这么多年来，难有知心朋友。我好奇地问，他身边有许多要求进步，想往上爬围着转的人，会少朋友？他苦笑一下，没说什么。 同事的家到了，谈话终止。搬东西时，厂长非常卖力，谈笑风生，同我多次在不同场合看到他愁眉苦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现在十分敬仰我的这位老厂长（后是厂和局党委书记），主要因为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与我有关。文革“5.16”之前，我替他人出谋划策，炮制了一张叫做“请照镜子”的大字报，开了个带有恶作剧意味的玩笑，使得当时厂领导们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据一位旁观者告诉我，厂长看了，气得脸色铁青。我摸了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这时已升任厂党委书记的老革命厂长，因遭到冒犯而怒不可遏。便利用一把手的威权，指示各科室和车间支部发动群众，炮打蚊子，全厂各角落一日之内便贴满上千张大字报，集中火力围剿我这个“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并“应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我实行专政，厂内劳动改造：开除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工作岗位，与我厂另一位专政对象为伍，干最累最脏的活。当时，我差点忍受不住欲自绝于人民。不过，后来形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老厂长与我咱俩一笑泯恩仇。如今，他不但不计我犯上作乱的前嫌，反而向我倾诉他不可能说给他的同僚听的肺腑之言。经过文革，他的思想意识境界已恢复到他当年参加革命初期之时了，令我感动。 第二件事。他靠边时，厂里领导是一位当时解放军“支左”派来的军代表。此人有个贪小便宜的毛病。每天上下班拎着一个大公文包，包里顺便塞些印花布带回家去。有人反映到门卫那里，但门卫不敢对领导开包检查。那人于是告诉了老厂长。此时，厂长不在其位，应当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但他不计个人利害，利用昔日权威，要求门卫坚决履行职责，使贪者大丢其丑，在全厂职工面前陷于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 第三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已是局党委书记了。当时，本厂需要选一位新厂长。厂里传达上级指示，这次搞民主选举，不划框框，谁得的票多，谁就是厂长。我以为，国营企业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开始了，全厂绝大多数职工空前兴奋。有好事者在生产大车间作民意调查，一一询问，你将选谁？几乎百分之百的工人都准备选原是本厂工人，后参军在部队多年，已是营级干部的一位又回到本厂的中年复员军人。这个准备实行的重大改革举措，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过去和现在，还没有听说有第二起。我猜测并敢断定，提出这一改革主张者，非老厂长，即现局党委书记莫属。因为，我认为只有经过文革洗礼后认真吸取了以往教训，除去私心杂念，一心以党的事业为重，并熟悉厂情的人，才会做出此决策。他已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我厂工人因何都要选那个复员工人当厂长？这得从当时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说起。文革结束，企业中某些干部开始以权谋私，不正之风越刮越猛。人们少见多怪，非常不满。本厂人事科有一位干部，因为许多人有求于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一些礼物，如烟酒鱼肉之类，在今天简直不值一提。那个复员的中年工人便写大字报猛烈抨击，上纲上线，称其为“人贩子”。群众看得明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于本厂上层领导。此人脸黑，大家相信他敢于碰硬。 改革也有两条路线之争。这个民主选举厂长的改革，亦即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符合毛泽东思想和鞍钢宪法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原则。但一冒头，便遭到传统旧势力的反对而夭折。这位复员军人做厂长的可能性就引起了某些干部的恐慌。可能是他们中有人越级向市里反映，这个家伙不能重用，若非文革十年他正在部队服役，很可能是造反派头子，现在声称“反潮流”，暴露了他危险的思想本质。很显然，这种反映起了作用。但是，“民主选举”诺言覆水难收。怎么补救呢？还是要划一条框框，量身定制，新厂长人选必须知识化，要有高等教育学历。这个黑脸角色是文革前高中毕业，不够资格。另找来两位读过电视大学的青年工人替补。也不搞直选了，改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投票。老厂长的主张被变相地否决了。中国国企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标准从几十年前的听话加形象，有所进步，变为听话加学历。遗憾的是，本厂如此选出来的两位青年正副厂长，因为缺乏威信，无人买账，勉强干了约一年，不得不另外换人。于是，干部选拔机制还是恢复到改革前的领导干部上级委任制。老夫似乎精通麻衣神相，当年一看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便知武汉印染厂厄运将临也！今天，我知道，这种以为从外行领导变为强调内行领导的领导选拔机制就是重走搞一长制老路，说是“改革”，其实换汤不换药，一长制本质未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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