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院派左翼的失败主义

1.不许劳动人民革命的学院派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

如果学院派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学院派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的（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

学院派反复的口头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

正是因为学院派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

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

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2.眼里没有无产阶级的学院派

学院派不懂得或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就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尖锐的外部矛盾”了。在学院派看来，“中帝”必然要“挑战美帝的霸主地位，力争取美帝而代之，或至少从其领导的统治体系中分割出一大块，从而建立中帝稳固的势力范围，获得充足稳定的超额利润来源，以缓和内部矛盾，保证垄断资本的统治和继续发展。”为此，“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竭尽所能地运用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来遏制中帝（这就是贸易战的背景）。要打破这种遏制，改变力量对比，不经过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或者长期、残酷的冷战，是不可能的。”

这里且不论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胆识来说，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真地向美帝国主义争霸并且发展到与美帝“殊死”斗争的地步。就从纯军事观点来说吧，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腐朽，但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一向是“很负责”的，不掌握绝对的军事优势（特别是海空军的优势），恐怕是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的。学院派自己也说，“中帝的军事实力尚与美帝有较大差距，经济实力与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整体相比也仍处于劣势。”即使是美帝维持其现有的军事实力不变（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实力要赶上美帝现在的水平恐怕也要几十年的时间（且不论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差距不是光凭扔钱就可以弥补的），要想再确立对美帝的绝对优势，还要再加上几十年。如此说来，要等待学院派所谓的“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没有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恐怕是等不到的。

那么美帝国主义会不会主动针对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呢？这里且不说美国人民必然要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美国资产阶级也是讲现实的。以美国近年的战争经验来说，美国在本世纪初，动用了其全部陆军一半以上的兵力、花了上万亿美元，出动了所有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居然消灭不了伊拉克、阿富汗两个贫弱国家中的游击武装，乃至建立不起稳定的亲美政权。有了这样的经验，美国资产阶级还会贸然对某个大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吗？反过来说，如果美国资产阶级真的有把握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难道不会同时“全面”“毁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吗？

与以往的“中帝论”相比，这次学院派有了一定的“进步”，或者说变通，那就是不再坚持中美争霸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大战，而是多留了一手，“热战”行不通了，就转进为“长期、残酷的冷战”。据说，“冷战”也是中帝和美帝“殊死”斗争的一种方式。什么样的“冷战”可以算“长期、残酷的冷战”呢？过去美帝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可以算“长期”，但是能算“残酷”吗？苏联在“冷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顺利地发展了它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苏联垮台，是官僚特权集团窃取了领导权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外因只是次要因素。

美国现在对中国进行的所谓“贸易战”可以算“残酷”吗？有意思的是，学院派口口声声反对民族主义，但是对于“贸易战”的看法与民族主义分子如出一辙，都认为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帝国主义要蓄意围堵中国的结果。

所谓“贸易战”，涉及的不过几千亿美元商品，其关税额不过几百亿美元，相对于中国约1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过百分之零点几；再加上对中兴、华为等个别资本家的敲打。这样一点点威胁，不要说与美帝对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长期进行的贸易和技术威胁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1989年后美帝实行的“制裁”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这算得上“残酷”吗？算得上“殊死”吗？对于这样一点点威胁，就如临大敌，不过是充分说明了作为半外围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和依附性。

不要说社会主义中国，哪怕现在的中国还有一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面对美国对中兴、华为的威胁，完全可以以此为契机，独立自主地发展半导体产业方面的核心技术，就此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而何必去许诺买上万亿美元的美国货，外加“每天”五百万吨大豆，乃至于欢迎联邦调查局派员到中国公司现场监督对于美国“制裁”的执行，来讨美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吓得连“中国制造2025”都不敢说，这哪里有一点与美帝国主义“殊死”争霸的样子。

不过，与反对“中帝论”的同志相比，学院派对于中帝在经过“殊死”斗争以后成为世界霸主的前景，似乎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看比中国资产阶级都有信心），以至于在那里很认真地探讨“中帝能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超越现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的更好的世界吗？”

按照学院派的“革命”幻想，所谓中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无非是中帝“如果夺取了世界霸权，就必然更加加重对全世界人民的剥削压迫，造成更深重的灾难、更严重的危机。”“即便夺得了世界霸权，也绝不可能‘千秋万代’，反而会大大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

且不说学院派所许诺的这些空话有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如果咱们把学院派心目中的“革命”时间表推算一下，要等待中帝和美帝进行一场“全面的、毁灭性的战争”，这恐怕要等上一百年。然后，如果美帝获胜，全球资本主义还不一定崩溃，因为剥削压迫全世界人民的人口还不够多，全世界人民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只有中帝获胜了，才能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个过程，恐怕又要等上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

3.中帝论错误思潮的物质基础

从严格的列宁定义出发，中国不具备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需的垄断水平、资本输出水平和军事殖民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远不是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龙头；中国资本没有能力通过瓜分世界攫取垄断利润；金融寡头的形成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在当今时代也不是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从全局看，中国不符合列宁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四个，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特征已经成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国不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强弱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那么，现今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进攻到了顶点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打击并开始站稳脚跟反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各个帝国无限强大可以指哪打哪不必付出任何成本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忧不断、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世界霸权退缩的时代；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当今时代是无产阶级从被动挨打转入战略相持并开始局部反击的时代。

“大棋党”推崇“中华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得到相对稳定待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学生、要么是在国有控股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要么是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部门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带动的快速发展和薪金的上升构成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结的物质基础。但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胃口（这需要对周围国家大打出手），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很快会烟消云散。

左翼中相信“中帝论”者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因此在情感上，认为只要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也当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另一部分同志尚未从民族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往往抱着这样想法，即“就算革命不能胜利，中华帝国主义只要胜利也是不错的结局”。他们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无法满足他们“小确幸”的生活。但他们在推销“中帝论”上表现并不积极，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明显。

最后一部分同志并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所不能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成本的、纪律严明手段高效的钢铁政权。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有枪能打死人、有钱能收买人、还掌握着仿佛可以消解一切革命斗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劳动人民则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反复被异化、被统治、被愚弄。这些失败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一些人钻进了后现代的话语迷雾中，试图通过构建革命的“合法性”来回避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一些人则鼓吹中国法西斯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统治铁腕将碾碎一切进步力量；一些人则只能做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易水悲歌之态，去为他们也不认为能胜利的事业牺牲成仁（万幸这些同志并不能吸引专政机关的火力，因而还没有机会真正牺牲）。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不知道批判的武器怎样变成武器的批判，不知道革命的理论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武器、财政和政权，不知道革命理想如何成为革命道路。对于他们来讲，胜利只是个遥远的梦幻，因此“运动是目的，结果则无关紧要”，因此革命是飞蛾扑火，不是愚公移山。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热血、是艺术、是激情的迸发，但现实世界的革命却是计算、是战术、是物质的对抗。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指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革命”观。

在国际斗争问题上，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随意“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打世界大战来消灭生产力，保障资本主义长治久安。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是有成本的，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错误的决策在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今天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相信帝国就是扩张，美国会扩张，中国也会扩张，不扩张就会死，却不懂得帝国扩张的极限。他们是中国左派队伍里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只知进，不知退；他们在初等经济学的考试里也拿不到60分，因为他们只知道“效用最大化”却不知道“预算约束线”；他们是自助餐厅里饿得扶墙进、撑得扶墙出的食客，只知道吃却不知道为何吃。在过去，这种唯心主义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在今天，它表现为“中帝论”者的“谈兵色变”：他们一方面认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瓦解反动军队，一方面又认为战争可以随意塑造阶级格局。

胜利吧或许可能，失败呢也说不准，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啦。这种观点无法将革命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今天的革命所需要的，不是能幻想“美好的明天是可能的”哲学，而是可以回答“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哲学。

纵观这些年左翼队伍里“中帝论”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轨迹。在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在此时，“中帝论”者认为中国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和日本的合体，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有效撼动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中帝论”多数把中国比作是一战以前的德国，即就算无法摧毁当前世界体系，也能在自己一带一路的势力范围独步天下；而现在，当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内残外忍的投降路线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破产时，他们则开始申辩“当年沙俄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何不算？”。

从天下无敌，到一方豪强，到甘当沙俄，最后甚至用美国打我是看得起我，别国还不配被打来论证中华帝国主义。“中帝论”者类比野心的逐渐萎缩，反映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在以他们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压倒他们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认知。而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礼，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迷惘、走向强大并必然会走向胜利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去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