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八章）

九、英雄末路：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把武器问题分析完了，我们还是来说汪直。

仗打完以后，汪直和王越就留在大同负责大同守卫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王越本来就只喜欢带兵打仗，汪直也厌倦了京城的政治斗争。过了一年，小王子带着大军到大同来复仇，被击败；第二年又来了，又被击败，而且这次损失惨重，因为余子俊的长城修好了。这段长城修在了传统的长城外边，进来的时候没人防守，出去的时候就有人了，被搞了一个关门打狗。第三年，就没再来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平原地区的安全是比较有保障了。王越负责练兵和布防。而汪直则开始整顿军屯，各种腐败和怯战的军官被他大批的弹劾下马。按照这个节奏，如果给二人更多的时间，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被侵夺的军屯土地，那么就可以对蒙古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瓦解它的战斗力。像朱棣时代一样，让北部边境安宁四五十年。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由于长期不在北京，西厂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没有汪直的西厂，跟东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成化十八年，朱见深再次下令关闭了西厂，同时取消了汪直十二团营的指挥职务。在这之前，汪直自己把吴绶弹劾下马了，因为吴绶涉嫌贪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对锦衣卫镇抚司的控制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大同镇守太监。

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立即就察觉到这些变化。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大同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榆林地区防务还比较薄弱，建议把王越与榆林的镇守总兵许宁对调一下。

这是很阴的一招，看起来平淡无奇。从朱见深的角度来看，这样也好，因为二人在一起兵权太重。虽然他很信任汪直，但对王越则未必放心。但他不了解许宁，而万安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兵油子，他跟汪直在一块儿肯定要出事。

没多久，巡视大同的御史郭镗就汇报说：汪直和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汪直认为应该在A处布防，许宁认为应该在B处布防，汪直就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这样反复调动好多次，让士兵疲惫不堪。后来二人吵架互不相容，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

从这些事情来看，有可能许宁是受人指使故意跟汪直过不去，而汪直则是年少气盛，跟许宁赌气胡闹。郭镗的奏章上来以后，群臣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严重危害边防安全，建议把汪直调开。

朱见深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职位没有降低，但实权是彻底没有了。

从大同往南京的路上，汪直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地方官员。因为记得之前巡视地方的时候在他那里吃得不错，就找他要东西吃。那个官员招待了汪直一顿，汪直吃得很高兴，跟他聊天，说现在皇帝什么意思还不清楚，去了南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又说明天我坐你的车走吧。第二天那个官员就起了个大早，蹑手蹑脚的上了车，生怕搞出动静来惊醒汪直，偷偷摸摸先跑了。

《明史》记录这个事儿是为了描写汪直失宠以后不受待见的凄凉景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汪直为官比较清廉：从大同到南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没有自己的豪华马车，行李少到可以跟别人拼车走。这跟很多官员换地方的时候，总要带上几十车的家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贬到南京之前历次弹劾汪直的奏章来看，没有一次提到过贪污问题。汪直的清廉应该是出名的，连最痛恨他的人也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

到了南京以后，文官集团非常确信汪直已经失宠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弹劾浪潮。朱见深最终同意给汪直降罪——也就是弄权、迫害官员、危害国防等罪名，下令把汪直贬为奉御。这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奉御是正六品官，相当于正处级或者副厅级[1]。在南京当奉御，又没有实际的职位，就相当于退休闲住。

紧接着，王越也被弹劾获罪，剥夺了爵位和官职，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免职。陈钺则早在汪直获罪之前就被贬官了。

汪直获罪后第二年，小王子探听到大同守将换人了，就带兵前来试探。许宁呆在大同不肯出战，任凭蒙古兵四下抢掠。这是边关老兵油子的一贯作风：等蒙古人抢够了撤退的时候，再出去追击杀几个走得慢的邀功。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有一小队蒙古兵押着一大群牛羊在外面不远处经过。许宁大喜，认为是落单的可以欺负一下，倾城而出跑出去抢功。不料中了小王子的埋伏，死伤上千人。许宁吓得连大同城都没跑回去，而是带着败军跑到就近的一个小城里面躲了起来。还好小王子不了解情况，如果趁胜攻击，大同就要丢了。

这么一场惨败传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王越和汪直赶走造成的。但谁都不敢说，怕皇帝知道了召回二人。就这么着，文武百官都知道的事情，愣是把皇帝瞒了个严严实实。

——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皇帝一旦失去了可靠的耳目，就会被文官集团蒙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盼着许宁能找个机会打个胜仗，那么就能把这次惨败糊弄过去。但这个许宁实在是个草包，以后再有蒙古兵过来，依然缩在城里不敢出去。就这么瞒了一年多，终于还是被御史告到了朱见深那里。

朱见深看到奏章气得发抖，拍着桌子骂娘。下二人于锦衣卫狱，判处死刑。但终究还是经不住万安等人反复求情，最后只是贬职了事。

他也没有提启用王越或汪直的事情。

朱见深为什么要将汪直贬谪、降罪，而且在大同惨败之后也不再启用呢？很难从史料中找到可靠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推测有那么几个：

首先，朱见深明白，文官集团跟汪直是势不两立的，早晚都要收拾他。汪直做的事情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将来被反攻倒算得越厉害。与其等到文官集团彻底摊牌，或者下一任皇帝来动手，不如自己早一点把他贬谪降罪。这样其实对汪直是一种保护。

汪直和王越都没有受什么苦，没有下狱、没有交法司审判，就是直接降职或者夺爵。王越在得知自己获罪的时候，听说朝廷的使者来了，一度想自杀，为的就是不被下狱遭到羞辱。但听了诏书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相当于强迫退休，也就无所谓，回家酒肉伺候去了。相反，汪直获罪后，还有人想继续弹劾他，反而会被朱见深收拾，下狱的下狱、贬职的贬职、罚俸的罚俸。

第二个原因，就是朱见深开始逐渐丧失进取心了，并不想再有什么更大的作为。

汪直被贬的时候，朱见深已经当了十九年的皇帝。

十九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斗志。初登大位时治国平天下的激情慢慢消退。他越来越对修仙拜佛还有春药这种东西感兴趣。太监梁芳得到重用，这个家伙以给皇帝炼春药而出名；还有李孜省，因擅长研制长生药和修道讨得了皇帝喜欢；首辅万安，则悄悄的给皇帝进献了春宫图。此外还大举修建佛寺，封了很多和尚道士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等，数量有一两千人。

与此同时，汪直却还在边关锐意进取，不断的跟各方面闹矛盾，对越来越沉迷于佛道的朱见深来说就是在添乱了。把汪直调走，可以平息各种争议，过几天清净日子。

不管怎么说，汪直获罪以后，朱见深就算是基本消停了。

——这也是皇帝终身制很难克服的弊端：乾纲独断的皇权固然会让人兴奋，但时间长了总会让人倦怠。像朱元璋这种一口气干上三十年不歇气的皇帝太少了，只有创业君主才能做得到。后世子孙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能像朱见深这样坚持十七八年已经是不错了。

经过“治乱、治民、治吏”之后的朱见深，好像丧失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明朝著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时代开始了。以内阁首辅万安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汪直整下去以后，就乐得天天糊弄鬼。站着茅坑不拉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收点贿赂、研究一下佛法道术之类就把日子混过去了。

还好，他们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天下还算太平，边境也还算安宁。

四年后，万贵妃和朱见深相继因病去世。“成化中兴”的时代结束了。

朱见深去世后，庙号是宪宗。谥法：“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从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并用以恢复国家强盛的才能称之为“宪”。宪宗，也就是中兴之主的意思。[2]

[1] 明朝的品级制度是九品十八级。每一个品有两级，比如二品分为正二品、从二品两级；三品也分为正三品、从三品两级。但是不能简单的对应为现在的正职和副制的区别。而且武将品级最高，一品二品的高级武官极多；文官品级较低，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比一品武将权力大得多；宦官品级更低，御马监太监只有正四品，权力实际上于兵部尚书差不多。

明朝官员的职位设计和品级制度与现在差别很大。明朝的品级对应现在的官员级别，只能根据实际职位和权力，跟现在的官员的职位对应，再转换成级别，得到一个大概差不多的模糊结论，精确对应是不可能的。

[2]历史上用这个庙号的还有唐宪宗和元宪宗，也分别是唐朝和元朝中期努力实现帝国中兴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