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总结完了朱国桢列举的“三大圣君”的执政得失，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反面：历史上以残酷或者任用酷吏而出名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效。
在大一统帝国的君主中，对官僚系统最残酷无情的当属朱元璋；
第二名是武则天，她“任用酷吏”的名头是最响亮的，来俊臣、索元礼、周兴、“请君入瓮”、《罗织经》这些“中国酷吏史”上大名鼎鼎的词汇，都是跟她任用酷吏的行为密切相关；
第三名应该是汉武帝，他手下的王舒温、宁成、张汤等酷吏也相当有名，仅次于武则天手下的来俊臣、周兴。反倒是第一名朱元璋手底下没什么有名的酷吏。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同志是皇帝中的劳模，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动手，武帝和武则天手底下所有的酷吏加起来都不如他下手重。
如果把视界放宽一些，不仅限于古代君主，而是大一统政权的最高领袖，那么毛主席在整肃官僚集团方面的铁腕也是可以排进前三的。他的特点是发动群众运动起来打击官僚集团，而较少直接判处贪腐官员重刑。这个问题我们讲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再细说。
朱元璋和汉武帝的故事前面都讲过了。武则天的故事有必要再梳理一下。
武则天能够以女人身份当上皇帝，主要原因是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经过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军功出身的英雄人物逐步掌握了政权，而门阀家族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出身于关中和西北地区——这些地方在五代十国时期战乱最为频繁——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了统治的核心力量。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都属于这个集团。关陇贵族的势力虽然也是家族传承，但他们本来出身于平民，依靠军功获得地位，而且胡汉混血，门阀观念相对薄弱一些。唐太宗李世民编《氏族志》，把关陇贵族的家族排名提前，把中原和江南一带的传统门阀家族的排名压后。
李世民对门阀势力只是打压，而不是打击。他努力避免内部太多的杀戮，选择了一种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对刚刚从战乱中恢复的中国来说，这种政策是明智的。他的“贞观之治”也像“文景之治”一样，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
与继位守成的汉文帝不同，唐朝的江山有一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皇帝的位置也是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掉哥哥夺过来的。他强有力的控制着军队，对军队和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贪法律——比朱元璋还严厉，受贿15匹绢就要处死刑，15匹绢的价值无论怎么折算也值不了60两银子。但李世民不像朱元璋那样坚决执法，也不会像朱元璋那样发起火来就突破法律的限制大开杀戒。他比较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诫，克制自己杀人的冲动，在实际处置过程中大量的用苦役和流放来代替死刑，以避免制造无法挽回的冤案。
魏晋南北朝混战期间，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对中原政权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李世民的主要注意力其实并不在于内政，而是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在关陇军事贵族的支持下，贞观时期的唐帝国连续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取得重大胜利。这是“文景之治”无法比拟的。
后世对李世民的态度比较复杂，一些人因为他不滥用死刑和善于听取臣下意见而视之为“圣君”，像汉文帝、宋仁宗一样；但另一些比较迂腐的学者，则认为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是“大逆不道”、对外不断发动开疆拓土的战争是“好大喜功”、“滥用民力”。
这样的矛盾说明李世民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皇帝：既知道宣传仁义道德、反躬自省、任用贤人，用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来教育人民和官员；又对“人性中的恶”不报不切实际的幻想，懂得正确的运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靠仁义道德说服不了的敌人、贪官和异族。
唐太宗执政时期，关陇贵族和门阀家族在处于一种被控制和利用状态，但没怎么被削弱。太宗死后，没有了强势皇帝的控制，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有合流的趋势，对上限制皇权，对下排挤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大夫。宰相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之胞弟，属关陇贵族；副宰相褚遂良出身于江南门阀家族，是传统门阀势力的代表。两人倚仗自己是太宗身前“托孤”的顾命大臣，联合起来架空皇帝，大权独揽。
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无名之辈，在唐灭隋的战争中靠军功当了一个小官，然后把女儿送进宫当了低等级的才人。她应该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信。因为太宗和后妃们生了35个孩子，武则天后来又给高宗生了6个孩子，二人生育能力都很强，但她没有为太宗生过一个孩子，可见太宗并未怎么宠信她。她只是找到机会跟当太子的李治勾搭上了。李治（唐高宗）登基后，才得到宠幸，想要当皇后。这个想法遭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皇后来自于太原王氏，属于门阀世家。褚遂良对皇帝说：你要想换皇后可以，但应该在门阀家族里面挑选，绝不能选出身微寒的武则天。
李治对此很生气，之前他就已经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擅权很不满了，现在竟然连换皇后这种纯粹的皇家内部事务，都要受到他们的限制，实在忍无可忍。此时，没有门阀背景的老臣徐世绩——也就是《隋唐演义》和《说唐》里面著名的徐茂公，他是农民起义出身后来归降李世民——表态支持皇帝，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徐世绩是开国元勋，跟随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平王世充，带兵平定江南，建国后又与李靖一起征讨突厥，活捉颉利可汗，最牛的一仗就是以三千骑兵翻越阴山，大破处于鼎盛时期的少数民族薛延陀部落，斩首和俘虏五万多人，从此薛延陀部落走向衰落，直到四年后被唐军彻底消灭。高宗时期仍然在朝为官的开国元勋中，数他的战功最为突出，在军队里面最有威望。他的表态至关重要，意味着军方站在了皇帝一边。只要军方不出问题，文官系统是搞不定皇帝的。此外，很多不来自于门阀贵族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也纷纷表态支持皇帝。李治遂下定决心，把武则天封为皇后。
武则天原本未必对政治抱有多大的野心，只不过想当上皇后，为此多次向两位宰相示好，希望顺利上位。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过分托大，让她明白，自己卑微的出身绝不可能得到门阀贵族的尊重，要想当上皇后、当稳皇后，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支持。
她运气很好，正好赶上了中华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结构剧变：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来自中下层的精英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向正在没落的门阀贵族阶层发起了挑战。
武则天和李治一起，大力打压门阀贵族，先把褚遂良贬谪到边远之地，又以谋反的罪名逼死长孙无忌，清洗他们的家族和党羽，非高门士族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提拔。
武则天以皇帝的名义， 把李世民编的《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就都可以入谱，只以官位来定尊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贵族门阀的特殊地位。又下令增加 “殿试”，皇帝直接选拔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加强皇权与科举精英们的直接联系，并把初唐时期每年4-7个进士的录取名额增加为20人，然后又让这些人去巡视各地，选拔推荐人才，培养独立于门阀贵族的政治势力。又新设“武举”，用比武测试的方式来选拔军官，削弱关陇军事贵族对军队的控制。
李治对武则天言听计从，在生病期间就把朝政完全委托给她处理。从664年起，二人同时上朝与大臣讨论政务，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史称“二圣临朝”。其间的原因，不仅是李治被女色所惑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武则天的政治路线与他完全一致：通过打击门阀和贵族来加强皇权。
李治死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大权，更无所顾忌，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整肃门阀世家和关陇贵族， “海内名士 ，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同时也把分封到各地的李氏皇族屠杀殆尽。一切准备成熟以后，就废掉儿子，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周。
对于女人当皇帝这种惊天巨变，仅靠政治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核心原因是新兴的科举精英集团需要突破门阀贵族的压制。武则天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与这股政治势力结盟，采取铁血政策镇压门阀贵族，把帝国官僚系统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这些新任官员需要武则天长期执政以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满足了她当皇帝的梦想。等他们把位置坐稳以后，进士出身、被武则天大力提拔上来的宰相张柬之就发动兵变逼迫她退位了。此后，科举精英们垄断了文官系统，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就不再被允许了。宋朝和明朝的太后们连专权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当皇帝了。
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武周革命”。
——有人（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把武则天的整肃行动视为山东士族对关陇贵族的攻击；而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认为这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革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革命。这些说法都有失偏颇。
首先，褚遂良不是关陇贵族，而是江南士族。王皇后也不是出身关陇贵族，而是传统门阀士族。陈寅恪的说法在这两个关键人物身上就立不住。
第二，武则天的用人原则与经济地位无关，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科举考试等非血缘标准来选拔人才，排挤依靠家族势力取得官位或者军权的人物。她在当皇帝以后提拔重用的最有名的几个大臣：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出身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的。
“武周革命”后，仍然有很多出身于以前的“望族”、“大姓”的人物成为政府高级官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科举和政绩来获得的地位，而不是依靠出身。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在教育后代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武则天及其之后的统治者也尊重这种优势。科举制度并不是消灭名门望族，而是通过引入公平竞争避免了这些望族的腐朽和堕落，反而让他们可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同时也为非名门望族的人才提供晋身之道。
所以，“武周革命”本质上是“科举革命”，是官员选拔标准的革命，用地域来划分或者用阶级属性来划分都比较片面的。
四、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毛泽东和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朱元璋、武则天和汉武帝这三个最著名的铁腕皇帝，在整顿吏治方面都很舍得下重手，但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朱元璋主要就是反腐败；武则天是消灭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用科举出身的人才来主导帝国官僚系统；汉武帝则主要是打击豪强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合流。
这几个皇帝，对臣下并不怎么讲仁义道德，而是更多的是强调监督和处罚，用比较血腥的、恐怖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形象都不太好，被认为是残忍好杀、猜忌多疑的“雄猜之主”。
现在我们把这几位“雄猜之主”跟朱国桢所说的“三大圣君”的治国绩效来做一个比较。分为军事、内政，以及去世之后五十年内的国家状况 。
这张表的对比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在这三个方面中，内政问题的最难以考证的，因为根据儒家官员的记录，一般都是把他们视为圣君的皇帝治理之下描述得十分美好，而把他们认为是暴君的皇帝治理下的社会描写得民不聊生。而这个“民不聊生”里面到底是哪一部分“民”很有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许真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许说的只不过是豪强世家、权贵阶层。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情况下，我们基本还是采信正史的记载，但只作为参考。
真正比较可靠、难以作假的记录，应该是农民起义、对外战争的胜败和去世之后五十年的国家大事。这些大的事件，任谁来记录历史，都是无法篡改或抹杀的。
对外战争的胜负跟人民生活之间，不完全是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发动战争需要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消耗物资，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二个方面，不管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战争对于保卫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没有平民保护观念的古代。一旦外敌入侵中原腹地，就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是比任何兵役和税赋都要可怕的灾难。所以，战争带来的负担不能片面理解为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比如杜甫写的《石壕吏》，描写了安史之乱后政府强制征兵，给一对贫苦老年夫妇造成的悲惨状态。但当时国家陷于一片混战，首都被叛军攻占，人口死亡数以百万计，这里面的人间悲剧就更多。如果政府不能狠心征兵来稳定局面，就会造成更多的悲剧。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可能既让大家都安居乐业，又成功的镇压藩镇军事叛乱、抵抗外族入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指责《石壕吏》中的政府官员残暴无情、中央政府专制独裁。
古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所过之处基本都要屠城。因为他们不想留下军队来镇守，这样会影响他们扩张的速度和广度，所以就把征服之地的人民全部杀光。金兵南侵、蒙古灭宋、满清入关，造成的死亡人数都以千万计。《石壕吏》中的家庭虽然悲惨，但好歹还能留下老翁和儿媳妇养育孙子。“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也就是说三个儿子中间还有两个活着。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最好的状态甚至可能是老妇、两个儿子都活着回来，跟老翁、儿媳、孙子团聚。那么这个悲剧就结束了。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要保持内部和平、人民生育繁衍，在古代社会，不可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制造出许多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如果人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也不出来承担这份牺牲，那最后灭亡的时候只会更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是很有人文关怀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战争的意义。
第三个方面，军队战斗力和政治腐败程度直接相关。我们前面说过，军队不可能独立于官僚体系保持清明或者腐败。如果对外战争能够不断胜利，一般来说，内政就应该是比较清明的。像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时代，能够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推断出来国内的官僚体系必然是比较清廉高效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战争的规模和次数来衡量人民的负担，以战争的胜率来衡量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再参考农民起义的情况，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粗略、但是比较客观的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是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文官们无法作假的。
朱元璋和毛主席时代，对外战争次数不多，但胜率极高，基本就是全胜。毛时代几乎不存在农民起义的问题；朱元璋建国早期农民起义很多，但大都是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就是陈友谅、张士诚这些敌对势力的残部。陆续平定以后，到了洪武中后期农民起义就基本绝迹，呈现出天下太平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两个时代，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最好的状态。
唐太宗李世民和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次数很多，胜率同样极高，说明内政应该比较清明。李世民大力反腐败，汉武帝铁腕整治豪强，都是有效果的。但力度与朱毛比起来有所不如。战争太多，有一些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李世民征讨朝鲜以失败告终，汉武帝征讨大宛和朝鲜也只是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到了贞观后期，人民负担沉重、生活困苦的情况比较突出。武帝后期，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的情况。这就比朱毛时代要差一些。
比较特殊的是武则天时代。武帝、唐太宗、朱元璋、毛主席都是没有什么私心的，整顿吏治也好、打击豪强也好、发动战争也好，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但武则天不一样，作为女人，不管是以太后身份执政还是当皇帝，她的权力合法性都存在问题。在任用酷吏的过程中，既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有比较重的巩固个人权位的私心，故意制造了一些冤狱，用来镇压政治反对派。
这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大批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被错杀。在武则天从皇后到当皇帝这段时间，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争接连失利。如果她以太后的名义长期掌握实权，那么她既不会遭遇晚年兵变，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这些问题主要都是她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作怪。不过，等皇位稳固以后，新的将领被培养起来，军队战斗力恢复，局面得以改观，最终成功镇压了契丹的叛乱，军事实力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经济社会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然后就是汉文帝，对外基本无战争，人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负担，国内经济快速的恢复性增长。但对内过度放任自流，豪强势力坐大，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没有落到人民头上。这段时期国内保持和平，几乎没有农民起义。人民生活状态整体应该好于唐太宗和汉武帝时期。但也是把很多问题留给了景帝和武帝去解决。武帝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人民负担沉重，也是在为文帝的和平政策还债。因为匈奴的威胁早晚要消灭。就像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你不打匈奴，匈奴始终会在那里，还会跑来打你。而且越晚开打，匈奴势力越强。对豪强也是一样，你不去收拾他们，他们就会日渐膨胀。所以文帝得了仁慈的好名声，让景帝和武帝来给他收拾残局，把任用酷吏、刻薄寡恩的坏名声给揽到头上来了。
如果文帝能够像唐太宗一样，一边对内休养生息，一边对外采取必要的战争来打击匈奴，一边适度的反腐败和打压豪强，那么后来武帝面临的内外军事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
——当然，也许关键问题还是文帝不是开国皇帝，没有李世民、朱元璋和毛主席那样的战争指挥能力，在建国之初就能对外大打出手，只能休养生息，把经济底子打好，军事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
至于像宋仁宗、明孝宗这样的，虽然儒家学者把他们记录成圣君，称赞其内政治理的功绩，但对外战争连续的惨败，以及身后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大变法则将其内政的腐朽显露无疑。
这张表里面还出现了两位前面没有细说的皇帝，需要补充介绍一下。一个是汉景帝，一个是明宣宗。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