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帝国首辅：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能够掌握大权，除了万历皇帝幼小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太监冯保配合得很好。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之前的内阁首辅，往往囿于文官集团的陈见，跟太监集团划清界限。这种偏见毫无道理，文官并不天生就是好人，太监并不天生就是坏人，最多只能说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文官行政能力总体比太监更强，但道德水平那就很不好说了。
张居正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由冯保充当他跟小皇帝和太后沟通的渠道，而把行政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冯保的弟弟犯了法，落到张居正手里。张居正毫不客气地依法治罪，打了一顿板子。冯保也没说什么。之前六科给事中的弹劾奏章不经过内阁，而是通过司礼监直接上奏皇帝的。张居正说为了加强管理，言官的奏章以后一律通过内阁，不再通过司礼监。冯保也表示同意。
张居正能够打破陈见的第二个地方就是敢于大胆信任武将勋贵，这一点他和高拱是一致的。他把世袭军职的戚继光放到北方对抗蒙古，把行伍出身的武将李成梁放到辽东，都放手让他们去统管当地军政事务，直接对张居正负责，没有同级别的文官在上面管着。这一时期也是明朝中后期北方边防最稳固的时期。李成梁号称大小两百余战，无一败绩，“边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
戚继光更猛。打胜仗的次数没有李成梁多，主要是因为打了几次之后蒙古就发现这仗没法打了。万历三年，蒙古五万骑兵入寇。结果被戚继光用火枪骑兵八千人加上几十架战车就给打垮了，活捉对方主帅。蒙古一看这还打个屁啊。一部分归附明朝，一部分改到辽东找李成梁玩去了，当然也没占到便宜。
经过抗倭战争考验的戚家军，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全面装备了火枪和大炮，具备了远征漠北的战斗力，跟汉朝一样与对手形成了武器代差。唯一缺憾是数量不够，火枪骑兵只有八千人，带小型火炮的战车有几百辆，然后还有一两万步兵。如果军费充足，能够训练出五万火枪骑兵，那么再现当年汉唐军队出塞几千里，横扫漠北的的盛况是很容易的。张居正的改革让国库充足，财政实力也具备。可惜明王朝已经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末期，内政腐朽，理学士大夫阶层腐败堕落，思想保守，不可能支持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张居正一死，啥都白搭，戚继光马上就被解除兵权，调到广东养老去了。
内与太监合作，外有武将支持，皇帝年龄又小，张居正才能够大权独揽，开始铁腕推动自己的改革。
改革的内容目前说的比较多的都是经济方面，主要就是丈量天下土地和“一条鞭法”的改革。其实这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什么是重点呢？张居正一死，官僚集团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废除的那些措施才是重点。
丈量土地的成果是公认的，丈量出来登记的黄册被继续用于征税；“一条鞭法”的改革在张居正死后继续推行，最终推广到了全国。但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张居正一死马上就被废除了。
这两条，才是改革的核心，是严重触犯文官集团利益的东西。
我们先讲非重点。
“一条鞭法”是张璁改革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实践，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又有探索。主要就是把各种赋税、劳役都折合成银子缴纳，原来是叫“一条编”，就是各种形式的税负都编成一条的意思。赋税和土地数量挂钩，劳役和人口数量挂钩，以前赋税是缴纳粮食，劳役是本人去从事政府派遣的劳务，这些现在全部都可以折算成银子。
“一条鞭法”的改革意义不是很大。有人往往误以为一条鞭法是把劳役摊入土地，而不再和人口挂钩。这是错误的。明朝的一条鞭不是这样的。在实际执行中是把人口折算成土地面积，合并之后再折算成银子。比如一个人承担的劳役可以折算的银子，相当于五亩田的税，他名下又有十亩田，那么他就按照十五亩田来交税，就把劳役和田赋都一块交了。就是这个意思，劳役还是和人头数挂钩，没和土地挂钩。真正的“摊丁入亩”要到清朝雍正改革的时候才有。
所以“一条鞭法”的改革本质上只是赋税货币化，基本不涉及赋税公平的问题。实际执行过程中，粮食其实还是要交，只有部分货币化。因此一条鞭改革主要就是劳役货币化。政府收了银子再去雇佣人来完成所需的劳务，不再直接无偿征用人力。
这个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像海瑞在江南搞一条鞭法，就没有问题，因为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挣了很多白银回来，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劳役都变成银子来交，就很方便，政府也方便、纳税人也方便。
但是，推广到全国以后，就有问题。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经济货币化程度比较低，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他们要把粮食卖了去换成银子来交税，中间就会吃亏，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些人很穷，宁可承担劳役，因为劳役虽然不给钱，但是管吃管住。改完之后不让干活反而要交钱，他们就受不了。所以北方地区一度很反对一条鞭改革，山东官员在奏章里面就说：“所谓便民一条编，其实是杀民的一把刀”。
“一条鞭法”的改革，主要是有利于政府，对于老百姓有利也有弊，不同地区不一样、不同阶层不一样，主要对富裕地区有利，对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有利。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官僚集团当然不会废除，而是继续推广——因为它对官僚集团有利嘛。后来推广到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就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给推广出来了。
丈量天下田土这个事儿我们在讲刘瑾变法的时候讲过。主要是避免权贵家族多占土地却是瞒报，这样税负就落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军民身上。刘瑾丈量到一半就被杀了，丈量行动立刻终止。张居正成功的把土地丈量完了，清查出来了三百多万顷的土地。
这个事情从表面上是不利于官僚集团的。但很容易变相执行。你丈量你的，反正每年收税的总量是定的，你也只能监督这个。地方官员收税的时候，还是不收权贵家族的税，还是继续把全部税负压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那你这个丈量的结果自然就废了。张居正死后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条政策看起来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其实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制度。
所谓“考成法”，就是“考核工作成效的制度”，跟今天公司绩效考核很相似。张居正在给皇帝的奏章里面说：以前言官发现什么弊政，就上书揭发要求改革；各部有什么政策，也上书建议希望实行。但是这些东西说了就说了，皇帝批示说：“好，各部遵照执行。”其实没有人去落实监督，地方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中央政府变成了放嘴炮的，大家以空谈发表意见为荣，谁都不去真正干活。
为了纠正这种官僚主义弊病，张居正就把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个地区的任务详细的列出来，并且根据奏章和皇帝、内阁的批示，不断地加任务进去。最后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任务清单，什么时候完成、谁是第一负责人等等都说明。完成了就来销账。到了年底，督查部门核对计划，如发现官员有重要工作没完成，那官职就被降一级（严重者降二、三级）。如果次年绩效还没有改观，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内阁管理言官，就是把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考核权力放到内阁。把监察权抓起来之后，张居正就不让这些人随便指点江山了，全都给我上山下乡，到基层去监督中央政策执行情况。丈量的田地，有没有平均分摊税负；一条鞭的改革，有没有简化征税手续，真的把之前种类繁多的劳役杂税都给合并了；官员有没有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情况等等。被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就严格处罚。有点像今天的中央巡视组。通过强化监察，来保证改革的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因为没有完成绩效考核，或者被参劾执行改革措施不力而被降级或罢官的官员，超过了两千多人，占了全国正式编制官员总数的10%。
这两条才是真正对官僚集团动刀的改革。这下官员们没法偷懒了，要想把税收转移到小老百姓头上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丈量天下田亩以平均税负，一条鞭法以简化征税程序、降低征税成本的目的才能够实现。
之前各个地方拖欠钱粮的情况非常严重，每年的税收任务，能够完成百分之六七十就算高的，最低的有只完成百分之二三十的。而拖欠国家税粮的主要就是有权有势之家，官员也可以趁机中饱私囊，说起来就是宽限民力、藏富于民。张居正的考成法一出，最低必须完成90%，完不成的就降级。又有很强的监察系统盯着，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不太容易。这下子官僚集团、豪强家族就愤怒了。开始向张居正发起进攻。
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说你妨碍了我们贪污国家钱粮、妨碍了我们坐着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不干活。而是从祖宗制度和个人品行等方面，向张居正发起进攻。说这种改革与太祖皇帝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立国精神不相符合，还有就是内阁管理言官严重违反了朱元璋废除宰相的祖制，是搞专制独裁等等。
反正这个时候他们又想起朱元璋来了，觉得还是朱元璋的政策好，言官不归宰相管。其实朱元璋收拾官僚集团的力度比张居正不知道要猛多少倍，二人简直就是大怪兽和小白兔的区别。这帮人落到朱元璋手里那就不是考成降级的问题，早就给剥皮实草了。
年少的万历皇帝非常支持张居正，对这些弹劾一概置之不理，或者予以严厉处罚。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儒家礼法的要求，他需要回家守孝两年多。如果这样，张居正的改革就自然终止了。张居正当然不想走，小皇帝也不想张居正走。于是就要“夺情”，也就是皇帝不准大臣回家守孝，以免耽误国家大事。
这一下保守派文官大臣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激动起来。可算让他们找到一个赶走张居正的正当理由了，焉能放过？于是轮番上阵，要求张居正必须回家守孝，不然就是严重违反国家制度和儒家伦理的行为，大逆不道、畜生不如，不足以为宰辅。
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上奏声称离职守孝是“万世不易之制”“纲常不顾，何以安社稷？”；翰林院检讨赵用贤指责张居正“背公议而徇私情”；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斥责张居正是“忘亲贪位”；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则大骂张居正“亲死而不奔”是“禽兽”。
还有人把这些谩骂的奏章字句，抄成小字报贴到大街上进行煽动，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张居正面临巨大的压力。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跑到张居正家里去劝他，说现在舆论压力很大，要不你还是回家去吧。张居正情绪激动，竟然突然拿出一把刀来对着自己脖子说：“大臣们要我守孝，不守就是禽兽；皇帝要我夺情，不从就是不忠。你让我怎么办？不如杀了我吧！” 王锡爵被吓得转身就跑了出去。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万历皇帝态度坚决，下令把闹得最凶的艾穆、赵用贤、吴中行、沈思孝、邹元标处以廷杖，然后削籍为民。并颁下圣旨，以后还有谁敢非议夺情的，杀无赦。这才把这股风潮给镇压了下去。
尽管有很大的阻力，由于皇帝的坚决支持，张居正变法终究还是顺利地推进下去了。最大的成就，就是自从明孝宗以来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改观。
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脏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国家财政强大的同时，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显著加重，社会安宁、经济繁荣。边防军队在戚继光和李成梁的统领下，基本上是战无不胜。国家呈现出全面中兴的景象。这种立国两百年之后再次复兴的情况，在之前的大一统王朝都还从未出现过。可以说，张居正的变法，在他生前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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