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明三问：对清军开国大屠杀的辨析与反思 清军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暴行。与张献忠在成都地区的暴行不同，它与个人品质无关，也不是偶发现象，而是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范围覆盖整个中国（西北到甘肃宁夏，东北到辽西辽东、东南到广州福建、西南到云南贵州）、连续几代人（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一直到康熙）的有组织的大规模人类屠杀事件。 这是一个证据充分的历史事实。不过，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却有很大争议。尤其是清王朝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并且缔造了巨大的帝国版图，后来又代表中国参与了抵抗西方殖民入侵的战争。清朝灭亡后，满族也继续留在中国境内生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继承清王朝留下来的国家版图，对这段历史尽量就不要去提了，甚至故意掩饰清军暴行，将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瘟疫、农民起义等；而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这就是一场异族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满清政权是伪政权，不能代表中国。 前者就不必细说，历史终究是历史，为了政治正确而故意掩盖甚至扭曲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叙述历史，总会有所选择。因为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历史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不可能全都讲。但选择也要有个底线，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证据确凿的人口屠杀视而不见是不行的。 对于后一种观点，则需要详细辨析一下。 满人（女真）起家的地方是建州三卫。这三个卫是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设立的军事驻防机构，属于明王朝“皇帝-五军都护府-都指挥司-卫-所”五级军事系统。建州地区属于明朝版图，没有疑问。这跟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都不一样——金和蒙古建立政权之前并不属于北宋或南宋版图。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担任建州卫的首领，也带着其部族士兵跟随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到处征战。努尔哈赤年轻时候还在李成梁的家里当过侍卫。相比一般的册封，这种从属关系要密切的多。因此，后金政权的建立，是典型的明王朝内部叛乱。所以努尔哈赤一宣布建国，明朝就要派兵去打他，这不是侵略，是平定叛乱。它跟万历年间的播州叛乱性质差不多：播州从唐朝开始就由杨姓吐司进行管理，居民以苗民为主，明朝在这里设立播州宣慰司，但历任指挥使都由杨姓土司世袭，跟建州三卫情况是一样的。播州之役也是平叛战争，不是侵略战争。 清灭明，是叛乱成功，不是外国入侵。 但仅从国家内部叛乱和平定叛乱的角度来分析明清换代肯定是不够的，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必须换一个新的视角——文明的视角来看。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特质是农耕文明，农耕核心区域是几大平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平原、辽河平原等。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围绕着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包括蒙古高原、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青藏高原、云贵高原 等非农耕区域，生活着许多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外围区域或第二圈层，同样属于中华文明的范围。再往外，就是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辐射区域或第三圈层，相对于中华核心文明独立性较强，但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属于广义的中华文明范围。 曾经征服过中原地区的蒙古和女真民族，都生活在中华文明的第二圈层。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征服，相对于汉民族而言，可以称之为异族入侵。但如若从人类文明的宏观视角来看，仍然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是中华文明内部相对落后野蛮的部族对核心区域文明部族的征服。满清与明王朝的关系，比蒙古和南宋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种内部征服的性质也就更明确。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满清征服明王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认为它至少具有以下两重性质： 首先，这是一场中华文明内部不同民族之间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对中华文明核心圈层——中原地区的人民而言，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相对于中华文明第二圈层以外的地区而言，战争的胜利者——无论是谁——对外可以代表中国。就好比今天如果美国入侵中国， 对中国人而言这当然是侵略战争。但如果从外星人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人类文明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如果有一天外星人入侵，不管那个时候美国是老大还是中国是老大，都要在捍卫全人类的旗号下统一起来抵抗侵略。 其次，这是一场落后消灭先进、野蛮征服文明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它导致了中华文明的大倒退。绝对不能将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看成是违反历史潮流、反对国家走向大一统的分裂行动。中国军民对清军入侵的抵抗、对清政府暴政的反抗，是先进文明对野蛮文明的反抗，具有反侵略战争和抗暴斗争的双重属性，总体而言具有高度的正义性。 这两个性质同时存在。这对我们理解清王朝建立以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要理解清楚这两个性质的判定，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文明？ 第二，不同的文明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区分的？或者说如何界定不同文明的地理或民族范围？ 第三，文明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们先给文明下一个定义：文明，是由主观意识驱动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创造系统。 文明是一个创造系统，它由主观意识驱动。没有主观意识，纯粹由自然界的力量形成的金银矿产、花草树木、鱼虫鸟兽……都不算文明。这里的“主观意识”比人类意识的概念更加广泛，不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明，如果有外星生命，他们也可以创造文明。如果人类灭亡了，还有别的动物进化成为智慧生物，他们也可以创造文明。 动物也有主观意识，但它们只能觅食捕猎，不从事生产，更没有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创造。因此，一些高智商动物的聚集比如猴群、狮群，虽然群体内部有简单的社会关系，也不能算文明。 只会刀耕火种，没有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创造的原始人类算不算文明呢？考虑到主观意识与自然力量的区别，我们认为，必须要有精神产品的人类群体才算是文明。精神产品的门槛可以很低，在石壁上画出简单的线条代表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都可以算，不需要有文字，但是必须要有，光知道捕猎和播种还不能算是文明。 文明是一个系统。系统这个概念很模糊，可大可小。已知最大的文明系统就是人类文明，可以把整个人类社会都包含进来。再次一级的文明就是几个文明大系——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中华文明内部，我们也可以说有汉族文 明和女真文明、蒙古文明的区别。最小到多小？一个人，既能种地又能写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会创造，算不算一个文明？从概念来看，可以算。不过细分到这个层面就没有多大的研究意义了。 文明的划分，主要是两个标准：物质生产方式、精神文化特质。根据物质生产方式，可以分为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等。古代中华文明从有文字以来都属于农耕文明。 精神文化的范围比较广泛，但其核心应当是主流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类存在的价值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据此可以分为蒙昧文明、神圣文明、世俗文明等等——蒙昧文明信仰原始宗教、神圣文明信仰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高级宗教、世俗文明允许多元化宗教信仰并认同世俗政权高于宗教权威。 蒙昧文明比较落后，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创造力都很弱，很早以前就开始被淘汰或边缘化。中古时代的文明大系主要就是两大文明体系：中华世俗文明体系和中华文明以外的神圣文明体系。神圣文明主要包括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等。[1] 一般来讲，围绕在先进文明周边的蒙昧文明，在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会受到先进文明的影响，不算是独立的文明系统，而是先进文明系统的外围圈层。满清（后金）领袖学习中国传统搞登基称帝，并大量使用汉人参与政治治理，从中原地区学习了先进的冶金和武器制造工艺，又依靠与中原地区的贸易获得大量先进生产工具……从这些角度来看，满清（后金）属于中华文明外围圈层当无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判断一个文明相对于另一个文明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满清统一中国，是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入侵，我们凭什么这么讲？ 再次回到我们对文明的定义“物质与精神产品创造系统”。显然，先进的文明，就是能够以更高的效率生产物质产品，创造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的文明。 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比较好衡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生产力。明朝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远高于还处在渔猎社会的女真，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精神文化产品比较不好对比衡量。若是说艺术的话，毕加索的画和《清明上河图》哪个更“先进”？这个没法说。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产品并不是艺术品，而是它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尤其是政治经济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衡量文明先进与否的最重要指标。 不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先进与否同样十分难以客观衡量。中原地区的政府治理体制和商业贸易机制肯定比女真部落制更加先进，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仍然需要一个可定量对比的标准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清王朝跨越了古代和近代，等到后来中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还面临日本侵略的时候，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对比就更加复杂了。 我们必须从更深刻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都应该是为人——也就是人类文明中的那个“主观意识”来服务的。让“主观意识”生活得更幸福应当是文明的价值所在。 物质产品的生产效率比较，应该以对人类有益而非有害的物质生产为标准。因此，以伤害人类为目的而制造的武器，不应该成为衡量文明先进与否的标准。战争双方谁使用的武器更先进，与双方谁先进谁落后无直接关系。 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应该以提升人类幸福的能力为标准。我们认为，有利于延长人的生存寿命、改善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人身自由和精神幸福感的制度是比较先进的制度；反之，就是比较野蛮落后的制度。这些标准，在一些细微的和涉及到主观体验的地方，会存在无穷无尽的争议，越是到现代社会，争议就会越大。不过在古代或近代社会，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在先进与落后的评判标准方面，至少有一个共识：越是先进的文明，就越会审慎的对待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完整。这应该是很基础的标准。喜欢大规模屠杀人类或者广泛采用肢体刑罚的文明，显然比努力控制大规模屠杀或取消了肉刑的文明更加野蛮。[2] 通过对“文明三问”的回答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明清换代的战争，其首要性质，是中华文明内部落后的渔猎文明对先进的农耕文明的征服。 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之间是相互平等的，但文明之间，却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或者说，不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存在先进落后之分。如果仅立足于民族视角来分析明清战争，那么任何一个中国版图内的民族，都有权利参与统治权力的争夺，清王朝的建立就和朱元璋推翻元朝、朱棣靖难之役没有多大区别。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只能将清军统一过程中的大屠杀看成是改朝换代的正常事件，甚至为了强调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故意忽略、掩盖甚至美化其大屠杀行为。反之，如果从民族视角去揭露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很容易把它跟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联系起来，甚至认为清王朝的历史不属于中国历史，而是中国人被外族殖民统治的历史。总之，就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分析框架内，有诸多重要且尖锐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只有从文明的视角来解释，才能说清楚。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屠杀，其首要性质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中华文明内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的冲突。野蛮落后的文明对先进的文明的征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反之，先进文明对落后野蛮文明的征服和统治，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农耕地区，满族还处在比较野蛮落后的文明发展阶段，其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部落制、奴隶制色彩浓厚，其军事体制中还保留了“守城必屠”的野蛮规则。因此，明清换代是一次十分典型的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大量曾经生活在先进文明中的人口被疯狂屠杀，连带着无数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的毁灭。[3] 国家内部的不同文明程度的民族间冲突，不影响国家领土在主权层面上的继承关系。在文明发展上，明清存在巨大的断层；但在领土主权上，建州三卫叛乱成功，满清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最终夺取中央政权，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而言，它又是合法的明王朝继承者。无差别屠杀是野蛮落后的行径，必须受到谴责。但汉民族夺回政权以后，或者推翻清朝建立一个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后，新政权继承的仍然是清王朝的领土版图，而不是明王朝的领土和版图。 [1]古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世俗文明，但它最终被蒙昧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毁灭。 [2]这个标准推导不出废除死刑或肉刑就一定比没有废除的文明更先进。如果保留死刑可以有效的威慑暴力犯罪，减少因为暴力犯罪而带来的死亡案件的发生，那么保留死刑的文明就可能比废除死刑的文明更先进。我们所用的标准应该是把文明看成一个整体，计算平均水平得到的结论。单纯的刑法体系，只是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宽松的刑法在减少对罪犯的死刑或肉刑的同时，实际上增加了伤害普通人生命或身体完整的犯罪，全社会总体来讲被暴力伤害致死或致残的人增加了，那么废除死刑、肉刑的文明就比没有废除死刑、肉刑的文明更加野蛮落后。 [3]实事求是的讲，民族差异仍然是此次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认同在古代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汉民族的反抗确实有很多是利用民族差异来发动和组织的。满清以只有十几万人口的数量入住中原，对如何统治数百倍于自己的不同民族人口自然会产生恐惧，一时间也很难想清楚用更为理性的手段来区分汉民族内部各种不同类型的反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屠杀就是这种恐惧和无所适从的反应。但如果民族间的文明程度差距缩小，这种规模的屠杀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蒙古在征服中国北方的过程中进行了类似于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但经过几十年的政治体制中国化以后，在南下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就没有再采取大屠杀的手段，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从概念上讲，民族差异其实包含了文明差异，我们所说的民族视角，是指将文明程度差异剥离以后的民族差异，比如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血缘特征不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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