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义觉迷 我们在前面比较详细的讲了雍正用人行政的故事。介绍了那么多中国古代帝王，给雍正的篇幅是最多的。这倒不是说雍正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或最重要的一个皇帝——雍正革新只是在清朝的地位比较重要，在整个帝制时代的中国史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主要还是因为史料比较丰富的缘故。雍正革新的过程，不仅有《实录》，还有完整的《起居注》、《上谕内阁》、《朱批谕旨》等诸多第一手资料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我们想写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朱元璋、明宪宗，一手资料都极其缺乏，明朝还有《实录》保存下来，之前的连实录都没有，只有干巴巴的“正史”，基本也就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正史只能告诉我们皇帝干了哪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决策背景、整人动机、用人标准、个人品行等问题几乎只能是一抹黑。这些正史的编纂也从来不注明文献来源，皇帝说的具体某一句话是官方档案还是野史笔记？我们都不知道的。而且，作为亡国之后的文官所修的史书，正史中往往含有强烈的抹黑皇帝品行、鼓吹文官操守的倾向，《资治通鉴》更是不惜引用黄色小说的内容来证明皇帝大多荒淫无耻，其可靠程度大为可疑。《明史》也从野史里挖来一段万贵妃在后宫强行给妃子们打胎的荒唐故事，幸亏有《实录》证伪。《明史》之前的正史，这样的问题可能更多。 比如，《后汉书》说刘秀手下的名将耿弇喜欢屠城，“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一个人带兵屠了三百座城。这个黑纸白字记录于权威正史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根本没法知道。《后汉书》是东汉灭亡后两百多年，由南朝的文臣范晔编纂的，此时距离耿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四个多世纪。耿弇带兵打仗的时候本来就是改朝换代的乱世，没有官方档案。东汉建立后，可能对他的经历做过一些整理记录。一百多年后，北方战乱，董卓把首都洛阳城焚烧一空，强行迁都长安，官方资料几乎不太可能被保存下来。又过了几十年，西晋灭亡，五胡乱华，这期间洛阳等北方城市又反复被战乱破坏。晋室南迁，仓皇逃命之际，恐怕也带不走多少历史文献资料。后来东晋又灭亡，刘裕建宋。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范晔对四百多年前西汉改朝换代时期的战争情况能掌握多少可靠的资料呢？也许耿弇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将军，根本不屠城。“屠城三百”只是几个世纪文献传抄中“破城三百”的笔误。也说不定东汉末年哪个文人从某处听到个谣传，就在个人笔记里记了一笔。这个笔记正好逃过战火被范晔看到：这可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书，珍贵资料啊。然后就写到《后汉书》里，耿弇就成杀人狂魔了。此类可能性是没法忽略不计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认知历史往往需要“以今推古”，也就是以今天的人类行为动机去推想古代人的行为动机，用资料详实的时代的故事去推想资料匮乏时代的故事。大力推动改革的强势皇帝大体应该是怎么做的？雍正就是个资料丰富的样本，把雍正看得仔细深入一些，对明清以及以前的历史也可以加深认识。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但总比拿着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记录就深信不疑好得多。 当然，比较遗憾的是，清朝的特殊性很强。离我们最近、资料保存最好的一个大一统王朝，是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这个历史事实没办法改变了。我们只能尽可能剔除一些清王朝的特殊性，从中多发掘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参考。 雍正作为满清皇帝，有些东西还是很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同时会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的东西，前面讲了；负面的东西，也不可避讳。这通过雍正年间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案件可以观察出来。 这个案件发生于雍正六年。这一年，大约应该是雍正对自己的改革进程满意度最高的时刻。清查亏空、追缴积欠和摊丁入亩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国库存银从他登基时候的七百万两飙升到了创纪录的五千万两。鄂尔泰在雍正四年正式提出改土归流的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成果卓著，对部分反抗土司的军事镇压也取得了成功。年羹尧、隆科多和胤禩都已经死了，其政治势力完全土崩瓦解。这都是在没有引发任何社会或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实现的，边疆和军队也很稳定。胤祥和田文镜都还健在，跟鄂尔泰、李卫、张廷玉等他最信任的大臣们一起生龙活虎的推动着改革进程，一切看起来十分美好。雍正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然而，这年十一月初，甘陕总督岳钟琪发来的一份密折，显然大大的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这份密折上说，有个叫张倬的给岳钟琪送来一封信，煽动他反清复明。 有人想造反倒不是啥新鲜事儿，让雍正感兴趣的是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岳钟琪说信里边的东西过于大胆狂悖，如果没有皇帝的明确指示，他绝对不敢上奏御览。雍正大为好奇，就把那封信要来看了一下。这一看不得了，那可真是气的七窍生烟，心脏病都差点犯了。 这封信里边不仅讲了清军入关后的大屠杀，用“华夷之辨”的思路否定了清政府的合法性，还专门针对雍正本人大搞人身攻击，有罪名有细节，说他杀父篡位、奸淫母妃、谋害兄弟、荒淫好色、酗酒贪财、残害人民，是一个禽兽不如的昏君暴君。这些内容都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应该没人敢向雍正汇报，里边的内容简直让他大开眼界。 读完之后，雍正应该不仅是暴怒，而且还深感委屈——老子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阅读好几万字的奏章、写几千字的批示，累死累活治理国家。为了老百姓好好生活，不惜得罪各种亲戚、朋友、权贵、士绅、土豪，怎么民间就这样说我？ 看完这封信之后，雍正立刻就奋笔疾书，写道：“朕览逆书，惊讶坠泪，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他大力为自己喊冤，一口气写了上万字，逐一反驳这封信的中荒谬说法。然后命内阁把它抄写百份，每省九份，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高级武官等人手一份。这份上谕完整的记录于《雍正起居注》，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也最奇特的一份圣旨。 与此同时，岳钟琪通过各种威逼利诱，最后不惜自己亲自出马演戏，向张倬发誓，声称自己即将按照信中所说的举兵造反，需要和作者联络，才从其口中套出了这封信的作者信息。原来，张倬本名张熙，写信的人是他的老师曾静。 曾静是湖南乡下的一个穷书生，自号“蒲谭先生”，年轻时参加过科举，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功名。到中年的时候，听说了一个大儒叫吕留良，读了他的一些书，里边讲了一些南明抗清故事，大讲“华夷之辨”、主张反清复明。曾静深为叹服。 清初大屠杀以后，四川人烟稀少，大量良田抛荒，湖广很多人移民去四川，也就是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曾静的老家正好位于从广东、湖南去往四川的一条交通路线上，有机会跟很多往来于四川和湖广的过路人交流，听说了很多民间传闻。关于雍正的各种故事即来源于此。他还多次听人说，西北有个岳公，是岳飞的后人，甚爱百姓、得民心。 曾静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认定反清复明的大业注定会在甘陕总督岳钟琪手上实现。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告诉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汉族的高官，你不仅在西北得人心，在四川、湖南、广东等地也很受拥护，大家都盼着你出来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只要你举旗一呼，这些省份的人民一定跟随你起义，“六省一呼而定”。 曾静在写信之时就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在家看到逮捕他的士兵冲进来的时候，大喊：“蒲谭先生死于此！”想要马上自杀，但被兵丁拦住。后来搜他的身，在内衣上还写着自己的姓名字号——这通常是自知死期不远的人的做法，据说这样他们在阴间就不会被认错。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静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 但他毕竟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书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精神防线终于崩溃，完全认罪、深表悔恨，问什么说什么。 这种谋反重案，案犯的认罪态度其实不影响判决，一般都是凌迟加灭族。远亲或者未成年的男孩里边给留个活口就算法外开恩了。那些看到雍正万字上谕的大臣们也都一再上书，要求严惩曾静和张熙。 雍正却另有一番想法，在给鄂尔泰的密折中，他说，这次要搞个“出奇料理”，用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法来处理此案。他写完那封万字上谕还不够过瘾，针对曾静信中的各项罪名，让内阁专门搜集整理了一大批政府档案——主要是雍正批阅的各种奏章，用快马送往湖南给曾静看。后来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北京，在刑部大牢里继续阅读，并且不断的派人前往监狱质问曾静，让他讲读后感。 比如，曾静说雍正贪财，用五分铜五分铅的雍正铜钱替换掉了六分铜四分铅的康熙钱，掠夺民间财富。雍正就把商议制作新钱时候的各类奏章给曾静看，铜锌的比例是他和大臣们反复讨论过的：康熙钱铜含量过高，民间往往会把钱币融化铸成铜器销售，导致市场钱币流通不足，铜钱与银子比价失衡，才改成的铜五铅五。事实证明改革后铜钱和银子的真实兑换比例比康熙钱更接近官方标准。这项改革是为了方便货币流通，而非政府敛财。 曾静又说雍正残暴好杀，雍正就找了很多刑事案件的奏章给曾静看。这些奏章显示，对各种刑事大案，皇帝总是一再指示要反复认真审理，不可冤杀滥杀，对死刑的批准也总是非常谨慎。 满脑子圣贤书的曾静被这些政府决策文件的复杂程度所震惊，在读后感中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认识，把雍正歌颂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 最后，雍正把他的上谕、对曾静的质问及其回答以及给曾静看的部分档案材料汇编成册，名曰《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并宣布赦免曾静和张熙的罪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宣讲其错误认识的来源以及经过深刻反思后对皇帝、对清朝的新认识。 雍正下令，将《大义觉迷录》列为天下人必读书目，其推行方式跟朱元璋推广《大诰》类似：“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大义觉迷录》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为满清夺取天下的合法性辩护，声称满清并不是从明朝那里夺取的天下，而是明朝被反贼李自成消灭以后，清朝来帮助中国人民消灭乱贼，然后被拥戴为新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极高。这是康熙定的调子，属于强词夺理。天下大乱，明王朝治下的各方势力展开混战，胜利的一方问鼎中原、再造大一统本身没有问题。问题的核心是野蛮的大屠杀，以及对先进文明的毁灭破坏，这才是“华夷之辨”的本质，对此雍正完全避而不谈。 另一个内容是为雍正本人辟谣，树立他合法继位、辛勤工作、不好酒色、心系万民的正面形象。这一点倒是比较靠谱，摆事实讲道理。雍正能够对听信谣言污蔑自己的人手下留情，把各种皇室内幕公之于众，并且列举事实材料跟全天下人讲道理，说明他在继承皇位和完成皇帝的职责方面应该确实问心无愧，很有些光明磊落、心胸宽广的人君风范。这是好的方面。 但坏的方面则要突出的多。雍正本人可以光明磊落，对待清王朝执政的合法性却没法光明磊落。他可以原谅曾静对自己的污蔑，但对影响曾静的“反清复明”思想家吕留良则绝对不能原谅。他作为一个个人可能是正直、宽容和讲道理的，但作为满洲统治集团的总头目，这个集团凶横残暴的本性就必须要通过他的政令来体现落实，以维持满洲政权的准殖民统治。 被赦免的只有两个人，因为此案而被牵连甚至杀戮的人则数十上百倍于此。 已经死了几十年的思想家吕留良，被认定为案件的罪魁祸首。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被戮尸枭示。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被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一些与吕留良有过思想交流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也被处死。吕留良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而以上这些所有人，都从未跟曾静见过面，更未参与或预知其谋反行动。 总的来说，雍正的“出奇料理”，就是把一桩谋反案硬生生的搞成一次大型“文字狱”。对于此案的处理，法司的意见很明确：曾静和张熙的行为构成谋反，必须杀掉；而吕留良是著名大儒，其文章著作康熙年间就被举报过。康熙当时正在笼络汉族士人，对此宽宏大量的表示不予追究。现在吕留良都死了这么久了，当然就更不应该追究。 如果雍正按照刑部的意见处理，那就是正常的打击谋反，放到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合理合法的，跟清朝是不是少数民族统治没关系。如果他要特别开恩，饶了曾静和张熙，那就是圣恩浩荡，也没问题。但放过曾静的同时，大力株连杀戮与吕留良相关的人，不仅不能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野蛮的准殖民政权性质。 民间对雍正的看法并没有因为《大义觉迷录》而改变，却记住了他残害吕留良一家的事实，以至于在他死后，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吕家有一位逃过株连的四姑娘学习多年武功以后，潜入皇宫割掉了雍正的头颅。“吕四娘传奇”也成了从清朝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数百年长盛不衰的传说故事。 更为恶劣的事情还在后边。《大义觉迷录》公布后，在读书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大部分讨论经过官僚集团过滤都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也有个别“非正常”言论被反应了上来。湖广总督的幕僚唐孙镐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揭帖，为吕留良辩护。唐孙镐幼稚的认为雍正收拾吕留良是因为没有认真读过吕留良的书，如果读过，一定会为吕留良的理论所折服。他认为雍正的政绩已经足以支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不需要打击吕留良并毁灭他的思想。他要求总督代他上奏皇帝，并表示愿意到御前跟那些污蔑吕留良的人公开辩论。湖广总督不敢隐瞒，只得先把唐孙镐逮捕下狱，再用密折把揭帖寄给雍正看，并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揭帖内容。 雍正对此的回复是：“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其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暗暗外结可也。”[1]也就是说，把唐孙镐的文章秘密销毁，别让外人知道，更不要说跟皇帝上奏过，并设法将唐孙镐秘密处死，再找别的借口结案了解。 这种完全枉顾一切法律和程序、直接密令杀人的做法，用来对付一个给自己写信提意见的读书人，实在骇人听闻。可见雍正在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上，终究还是心虚的。《大义觉迷录》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他个人澄清名誉，而非真的有信心跟天下人讲清楚“华夷之辨”的大道理。 为了清除吕留良思想“遗毒”，又引出来很多新的“文字狱”。昆明书生黄琳写文章为吕留良辩护，被处死。江苏巡抚怀疑本地名士徐骏可能跟吕留良有过书信往来，就去搜他的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抄出来徐骏的日记、诗文，里边有很多对清朝不满的文字，其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更是被认为是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文化。雍正下令将徐骏处决，其所有文稿全部焚毁。江南地区还有别的文人世家也被搜查，下场与徐骏类似。[2] [1]《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十七。转引自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2]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第十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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