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皇权之巅 雍正的改革，基本上把当年王安石期望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变成了现实，大体上取得了跟张居正改革类似的成效，甚至还要更好一些。整个改革过程也十分顺利，没有引发政局或社会动荡。作为一次由皇帝直接推动的改革，雍正也既不需要像汉武帝和武则天一样大规模任用酷吏，也无需像明英宗或明宪宗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用太监，只需要在正常的体制中不断下达命令、任免官员，就可以贯彻自己的改革意志，剥夺官僚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的非法利益。 雍正革新能取得如此成效，跟清朝独特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我们在前面两卷讲过几个概念：第一，皇权来自于军权，对军队的控制是皇权专制的基础；第二、文武相互制衡有利于皇权稳固。换句话说就是：军队对皇帝忠诚度越高，皇权越强；官僚集团内部越分裂，皇权越强。反之，则皇权会被削弱。这两个规律在清朝都表现为有利于皇权，将皇帝的权力推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最高峰。 首先，清朝核心军事力量对皇帝的忠诚度极高。因为清朝是外族入侵政权，满洲勋贵内部十分清楚：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才能统治中国。满洲军事力量如果出现分裂内讧，必然导致满洲丢掉中国的统治权。康熙在内部讲话中就一再强调：我们能征服中国，就是因为汉人不团结，而满洲团结。 满洲要保持团结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完全向皇帝效忠，确保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皇帝这边，他也清醒的知道，满洲武力是其权力的根本保障。像明朝和宋朝那种，皇帝信任文官超过武将，文臣们在儒家道学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团结起来就可以压过武将集团的情况，绝不可能在清朝出现。康熙和雍正都讲过，八旗乃本朝的根本。清朝皇帝和军队之间的信任默契程度，大大高于宋明乃至汉唐。 ——清政府军事独裁政权的色彩很浓。满洲军事勋贵们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中央枢机是军机处而非内阁，地方上的最高大员为总督，是有军权的。总督往往由满洲军事勋贵集团的人物担任，通过密折制度直接向皇帝汇报并接受指令，不必经过文官内阁。汉唐的太守和节度使都有军权，宋朝取消节度使以后，地方政府就不再有掌握军权的大员了，明朝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清其实和汉唐有类似之处：勋贵们的权力地位高于政府官员。只不过它的军事统治精英集团由外族入侵形成，文明程度落后，并且推行民族歧视和相关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这让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军事功绩可以比肩汉唐，但在内政治理方面和汉唐相比则呈现出高度僵化和保守停滞的特征。 此外，清朝的文武制衡格局也很稳固。汉人文化程度高，文臣中汉人较多；武将中满洲八旗占据绝对优势。这样，文武之间不仅有专业差异，还有民族隔阂，双方绝不可能团结起来对抗皇权。汉族文官们背后是士绅阶层，控制着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对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只有得到来自江南地区的钱粮支持才能确保胜利。文官集团对满洲勋贵们也有一定的制约能力。 我们先从军事体制来考察满汉关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中前期的军事力量可以 分为两大部分：八旗、绿营。 八旗军队分满八旗、蒙八旗、汉军旗。满洲和蒙古一体，待遇基本一致，占了八旗兵力的一多半。汉军旗人主要是在清军入关以前就归附满清的辽人后裔，入关后降清军功卓著的也有少量特批入旗的。两边俸禄水平一样，但一些特殊补贴往往就只限于满蒙八旗，比如婚丧嫁娶，满蒙士兵有补贴，汉军士兵就没有。汉军旗将领不能统领满蒙八旗，满蒙将领却可以统领汉军旗。 八旗入关的时候十万，后来发展到二十万，分为驻京的禁旅八旗和外地驻防八旗。其中驻扎在北京的十万，是最强核心。驻京八旗基本全部是满蒙士兵，汉军极少。这说明满洲统治者对跟自己利益捆绑最紧密的汉人也始终保持着警惕。后来，八旗人丁滋生太多，国家财力养不起了，从乾隆中期开始，朝廷就让一部分汉军出旗为民，把吃财政饭的位置留给满人。这里边也是体现的满洲优先。 驻防八旗也是十万，满蒙汉都有，分为三大分支：一支驻守东北地区，保卫满洲的老家，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一支驻扎在新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包括伊犁将军、驻藏大臣等；一支驻扎在中原内地，用于控制汉族。东北驻防都是满洲兵，后两支为满汉混合。 中原驻防八旗主要分布在九个军事重镇，设九个将军——山西绥远将军、浙江杭州将军、江苏江宁将军、福建福州将军、湖北荆州将军、陕西西安将军、甘肃宁夏将军、四川成都将军、广东广州将军。其中杭州、荆州、西安，满兵多过汉军；广州和福州这两个最南边的地方只有汉军驻守——这可能是满人不习惯南方亚热带气候的缘故；其它地方基本上是满汉参半或者汉军多过满兵。 每个将军驻地大概有数千兵力，加上家属家奴就是几万人。在有旗兵驻扎的地方，主城里边还要再专门隔离出一个“满城”，修建高大坚固的城墙，专供八旗士兵及其家属家奴居住，生活与军事训练一体，汉民不得进入。西安满城占了主城墙内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南京占了百分之二十。 驻防八旗和驻京八旗都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法定待遇一样，不需要也不准从事工商业等活动。但驻京八旗有入关时圈占的大量旗地，驻防八旗一般没有土地。驻京八旗生活保障程度大大优于驻防八旗。 绿营兵力总共有六十万，是八旗兵力的三倍，因为跟随八旗出征的时候用绿色的旗帜而得名。绿营士兵大部分是汉族，但将领大部分是满蒙旗人。根据兵部奏报，至乾隆三十八年，在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副将至守备 1826 人中，满洲、蒙古在绿营者，已经超出原定额 647 名的一倍以上。据此推算，一千八百多个绿营将领中，满蒙人士至少占了一千三百个名额，比例超过 70%。如果把汉军旗也算进来，八旗将领估计会占绿营守备以上指挥职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它总体上就是一支由八旗将领指挥的汉族军队。 尽管如此，清廷对绿营仍不放心。为防止绿营威胁八旗军事优势，三倍于八旗的绿营兵力被大规模分散开来，确保他们除非得到中央的统一调遣，否则无法集中作战。绿营的驻地非常分散：一个营的编制在 200 人到 1000 人之间，每个营又分成几个“哨”，每个“哨”又分为很多个“汛”。营兵的实际驻地是“汛地”。一个汛地一般只有几十名甚至十几名士兵，跟现在的武警和警察局差不多。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说，在他见过的史料中，一个汛地最高人数为 200 人。总督、提督、总兵驻地的直辖部队称“标”，相当于总部，兵力比较集中，也就几百人的规模，不超过一千人。 绿营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治安，镇压小规模叛乱，兼顾军事训练。遇到要打大仗的时候，再临时抽调集结，在满蒙将领为主的指挥体系下作战，战争一结束就再度分散。在待遇上，绿营也大大低于八旗。 表：清军普通士兵主要待遇等级对比 出征行装银 阵亡抚恤金 攻城第一人赏银 驻京八旗 30 两，不分骑步 150 两，不分骑步，再给寡妇发放原俸禄一年。随军打杂人员满蒙 100 两，汉军 70 两。 府城 500 两，县城 300 两 东北八旗 20 两，不分骑步 中原与边疆八旗 骑兵 20 两，步兵 15 两 绿营 骑兵 10 两，步兵 6 两 骑兵 70 两，步兵 50 两 府城 250 两，县城 150 两 资料来源：陈锋 《清代军费研究》（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跟绿营相比，八旗是国家花大价钱养着的精锐，虽然一代不如一代，战斗力不断下降，但除了三藩之乱期间，战斗力都大大高于绿营。康熙打击葛尔丹、胤禵进剿西藏和新疆、年羹尧镇压青海叛乱，真正的大仗硬仗都还是以八旗军队为核心去打的。绿营平时扮演治安部队的角色，战时只能起配合作用。 这种根据民族和旗民的区分层层隔离的军事组织格局，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在这套体制下，满蒙将士、汉军旗人、汉族将士，彼此互相隔阂猜忌，没有皇帝的指令，不同的军队无法横向联合，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将领可能掌握能够威胁皇权的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隔离掣肘和一盘散沙有很大区别，因为它的层级关系很明确，有核心有外围。满蒙八旗的战斗力还是硬的，作为核心军事力量内部十分团结；汉军旗对皇帝的忠心也一支没有动摇过。正因为如此，清军才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战绩。一直到 1865 年、清军入关后两百二十年，僧格林沁指挥的最后一支满蒙八旗精锐被捻军歼灭以后，清朝皇帝的权力才开始被逐步架空。 以上是军事权力格局。在行政系统内部，满汉分立的互相掣肘作为一种体制安排也广泛存在。 在中央枢机，顺治时期和康熙顾命大臣专权时期不用说了，权力尽在满洲勋贵；康熙亲政时期，其倚重的辅政大臣勒德洪、明珠、索额图、马齐等全是满人；雍正时前期是胤祥和隆科多，中期胤祥，后期鄂伦岱，尽是满人。期间有一个张廷玉是汉人，曾经担任内阁首辅、军机大臣，但并无个人政治势力，既没有提出过什么重大政策建议，也没有主持过什么具体工作。其当官的格言是“千当万当，不如一默”，也就是在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永远保持沉默。他的职责就是把皇帝口述的命令变成正式诏书。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工作方式： 需要拟旨的时候，就把我叫进去，皇上隔着帘子口述大意。我就跪着趴在地上开始记录，有时候也会给个茶几。写成草稿以后，当场递给皇上看。每天这种情况有十几次。[1] 雍正重用张廷玉是因为他每次写出来的诏书，都完美符合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且沉默寡言，能够保守机密。张廷玉的角色是首席秘书而非首席大臣。 在日常政务中，处理边疆地区事务的理藩院，权力完全由满人掌握。六部设两个尚书（部长）、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占一半，品级和职权一样。但主要决策都由满人尚书和侍郎决定，汉官主要就是负责执行而已。康熙在召集高级官员讨论的时候，都是让满官先发言，讨论完了之后再问一句：汉官有无话说？大部分情况是没话说，那就讨论结束，开始落实执行。 对满官和汉官的政见差异，康熙做过几次正式表态，他说：“满汉论事，往往不能和衷。汉官每谓满官偏执。若汉官肯实心为公，据理辩论，满官岂有不从之理？”[2]又说：“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官，事之得当，则归功于己；如事失宜、则卸过于人。至于入署，不待事毕，诿于满官，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不为国家尽力担当、料理公务。”[3]总之就是问题全都出在汉官身上，满官专权决策的地位得到了康熙的全力支持。 在地方上，康熙六年之前，督抚完全由旗人担任，六年之后开始任用汉人，但比例不高。“自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共九十二年，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则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八旗以外的汉人担任督抚的“十无二三”[4]，也就是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在地方大员上，汉军旗人占了明显优势。 基本上，当时的政治格局是：满洲人主要集中在军事要害部门和中央枢机，汉军旗人在地方驻防军队和封疆大吏中占据优势[5]，比如雍正时期掌管西北军政大权的年羹尧和他的接替者岳钟琪都是汉军旗人；旗外汉人在军队中只是在士兵数量上占优势，在政府中则主要担任低级官员或高级副手。 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皇帝的决策自由度极高。他们一方面坚定的依靠八旗勋贵，保证国家暴力机构的绝对忠诚；一方面又会经常利用汉族文臣来对勋贵们进行必要的打压制衡，给予某些汉臣以很高的待遇，赢得汉族士绅的经济支持。比如康熙就重用理学名士李光地，并暗地里授意他出面弹劾包括明珠在内的多名满洲勋贵。李光地死后，追封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雍正和乾隆也都重用擅长文秘工作的张廷玉，让他多次担任首席军机，死后还陪祀孔庙。 当打手、当秘书、当招牌，是满洲皇帝对汉族理学大臣的主要定位。满汉和文武两边势均力敌，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文武分立和满汉隔阂的多维度结合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军权的核心在满洲，但汉人也掌握一部分军权；文官多汉臣，但满人中也有能干的行政高手。还有汉军旗人在中间作为缓冲。所以清朝满武汉文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这种多维度的交错，让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更加复杂，连小规模的团结都很难实现，也就无力对高高在上的皇权构成制约。 雍正革新能够如此顺利的推进，这就是最根本的体制原因。只需要他足够勤奋努力，改革思路清楚，愿意没日没夜的批阅奏章，整个体制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去运转。他想收拾年羹尧就收拾，想整治满洲皇族勋贵就整治，想打击江南士绅就打击，想抛开内阁设立军机处就设立，被打击整治的势力都无法与其它力量联合起来对抗他的改革意志。 [1]“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 2 [2]《清圣祖实录》，卷 79，辛卯 [3]《清圣祖实录》，卷 79，甲戌 [4]【清】福格，《听雨从谈》，卷 3. [5]这是乾隆中期以前的情况，汉军旗在满洲和汉人之间充当缓冲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人口数量增加，汉族士绅势力崛起，夹在中间的汉军旗地位逐步下降。汉军旗人被大量强迫出旗，其中央和军事职位大部分被满蒙旗人填补，地方行政职位则被旗外汉人填补。到清朝后期，汉军旗的地位已基本可以忽略，八旗就意味着满蒙。旗民差异也就基本可以视为满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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